徐志摩社会认知的一个拐点

□韩石山

这个题目，也可以叫成“徐志摩思想转变的一个拐点”。谈徐志摩居然谈到了思想的层面，怕要叫人笑话了。想想，还是叫成“社会认知”靠实些。他是这么看的，这看法源于事实，也不会不牵动思想，搭在一起谈，认可的人多些。

二十多年前写《徐志摩传》的时候，就知道徐志摩留美期间，朋友中有人叫他“鲍雪微克”（布尔什维克）。其时十月革命刚刚成功，“鲍雪微克”是个时髦的词儿。他看了几本社会主义方面的书，朋友拿这个跟他打趣，堪称雅谑，也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写《徐志摩图传》，其文字部分，我是当作评传写的，不能不关注传主的思想脉络。引起注意的是，志摩离美之后，来到英伦，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此人为有名的社会主义者。志摩不光师从此人学习，还随他的夫人参加工党的选举活动。据此，是不是就可以说，志摩信奉了社会主义的理念呢？似乎不能这么说。但有一点，是可以推知的，那就是，他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阶级的差异，也就有着阶级的压迫与剥削。

从他回国后之初，认同创造社的文学主张，所写政论文章《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不难看出这样的思想倾向。而志摩后来，又专注于文化上的努力，艺术上的建树。这一转变，是思想倾向上的，也是社会认知上的。

去年疫情期间，我写《非才子的徐志摩》时，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经过认真思考，仔细排查，终于找到了这一转变的拐点。

下面的故事，是根据志摩的一篇文章写的。

先说事，再说文章。

1924年6月中旬，志摩回到硖石。以时间推勘，当是送了泰戈尔去日本，又陪着去了香港，分手后返回来，要和张海歆一起上庐山避暑之前，回老家待了几天。回来的头一天，父亲徐申如特意安排儿子，参观了他新近开办的缫丝厂。

这个时间，跟《浙江通志》所载“徐申如小传”是吻合的：“1924年与李伯禄合资兴建硖石双山丝厂（今中丝三厂）。”

志摩在国外，工厂倒是去过，但往往因为引领人讲解得太详尽了，什么也没听到，没看到。再就是，从不曾进到车间里，看过工人们做工的情形。这次却不同，是在他的本乡，而且是他父亲一手经营起来的厂子，又亲自领上他参观的。

这个丝厂，刚刚办成，屋子什么的全是新的。工人有一百多，全是工头从绍兴“包雇”来的女人，有好多是带了孩子来的。“包雇”，当是其时一种雇工的方式。

机器间，先后去了三回，都是工作时间。

房子造得极宽敞，空气尽够流通。约略一百多架“丝车”分成两行，相对地排着。女工们坐在丝车与热汤盆之间，机轧声中，几百双手不住地抽着汤盆里泡着的丝茧。每个汤盆前，站着一个八九岁到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拿着勺子向沸水里捞出已经抽尽丝的茧壳。就女工们的姿态及手技看，她们都是熟练的老手，神情也都闲暇自若。父亲领着他走过的时候，有很多女孩子，抬起头面带笑容地看着他们，这可见她们在工作时并不感受过分的难堪。

那天是6月中旬，天气已经节节高，向上加热，大约在荫凉处已够华氏90度光景。他们初进机器间，两旁通风，并不觉热，走近中段就不同了。转身的时候，志摩浑身都汗湿透了，说不定温度有多高。外来的太阳光（第一次去看时，芦帘不曾做得，随后就有了），与丝车的沸汤的夹攻，中间呆坐着做工人的滋味，可以揣想。工人们汗流被面的固然多，但坦然的也尽有。

父亲说，这工作她们上八府人是一半身体坚实，一半做惯了吃得起，要是本地人去，半天都办不了的。上八府，当指浙北一带。这话，志摩相信。他自忖，他要是坐下去的话，怕不消三四个钟头竟会昏了去的。那些捞茧的女孩子们，十个里有九个是头面上长有热疮热疖的，这就可见一斑。

这班工人，厂里有宿舍给她们住，饭食也是厂里包的，除了放假日外，一律不准出厂门。夏天是五点半放头螺，六点上工，十二时停工半小时吃饭，十二时半再开工到下午六时放工，共计做十一时有半的工。放假是一个月两天，初一与月半。工资是按钟点算的，大约每天可得四角五或是四角八大洋；刨去饭资，每人每月可得净工资十元光景。厂里替她们办储蓄，有利息。一个女工到外府来做工，年底可以捧一百多现洋钱回家，确是很可自傲的了。

这是他第一次看工人做工，心里觉着一种难受。那么大热的天，在那么热的屋子里，连着做将近十二小时的工！

外面的账房，计算给他听，从买进生茧到卖出熟丝的层层周折，刨去开销，每包丝可以赚多少钱。

听到这儿，志摩心头顿生感慨：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这不是剥削工人们的劳力吗？平日是听惯了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八小时自由论的，这十一二小时的工作如何听得顺耳？

“那么这大热天，何妨让工人们少做一点时间呢？”他代工人们求恳似的问。

“工人们哪里肯？她们只是多做，不要少做。多做多赚钱，少做少赚钱。”账房先生说。

他听了，没得话说了，又问：“那么为什么不按星期放工呢？”

“她们连那两天都不愿意闲空哪！”

他又没得话说了，心里直感慨：一群猪羊似的工人，关在牢狱似的厂房里，拼了血汗，替自己家里赚小钱，替出资本办厂的财主们赚大钱，这情形其实有点看不顺眼——难受。

“这大热天工人们不发病吗？”他又替她们担忧似的问。

“她们才叫牢靠哪，很少病的；厂里也备了各种痧药，以后还请镇上一个西医每天来一半个钟头。厂里也够卫生的。”

“有这么许多孩子，何妨附近设一个学校，让她们有空认几个字也好不是？”

“这——我们不赞成；工人们识了字有了知识，就会什么罢工造反，那有什么好处！”

他又没得话说了，真不知道怎样想才是。在一边看，这种情形实在是太不人道，太近剥削；但换一边看，这些工人，原来也许在乡间挨饿，来这里有了生计，多少可以赚一点钱回去养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好处。另外，厂内另有选茧一类轻省容易的工作，也替本乡无业妇女开了一条糊口过活的路。你要是去问工人们自己满意不满意，她们一定是不会有怨言的，那你这不是白着急？

是不好说什么，可是他总觉得心上难受，异常的难受，仿佛自身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

看过丝厂以后很久，志摩仍难以忘记那机器间的情形，尤其在南方天气最热的那几天，到哪儿都惦着那一群每天得做十一二小时工作的可怜的生灵们！

两年后，志摩在一篇文章里，说到此事。文章名叫《南行杂记》，是志摩编《晨报副刊》时，自己发表的。

说是一篇，实为一组，两篇，且不是同日刊出的。1926年8月9日刊出第一篇，名为《一、丑西湖》，另有总题《南行杂记》。8月23日刊出第二篇，总题之下，名为《二、劳资问题》。前一篇落款为8月7日，当是刊出的前两天写的。《晨报副刊》一周四期，按正常刊出规则，下一期就该刊出第二篇，但实际情况是，中间隔了十几天。再就是，第二篇若是接连写出来的，纵然迟了些日子，也该标明时间，而又没有。

这就不能不启人疑窦：这篇《劳资问题》，是什么时候写下的？

我的推测，这篇文章的主体，只会是1924年送了泰戈尔之后，上庐山之前回到硖石，参观了他家的丝厂之后，在老家就写了出来。

志摩的写作，有趁热打铁、即兴作文的习惯。常是写下了，放起来；什么时候要用了，翻出来发了就是。过去多是给办刊的朋友，自己办起刊，那就是自己给自己“凑个急”。

发出来的文章，前面还有一大节话。

他本来是想写上几笔，就转到正题上，写他参观丝厂的感受（利用旧文）。一搭笔就刹不住，刷刷刷，不歇气就是一千多字，他说是“笔头又掉远了”，也就是他常说的，又“跑了野马”。

我们看了，只能说是感触甚深，情难自已。由此，我们窥见了他回国后思想的转变，或者说是思想升华的轨迹。这一转变，关系着志摩此后为人处世的准则。

文章一开头，说他当年对“高矗的烟囱”有着怎样的感觉。

我不曾出国的时候只听人说振兴实业是救国的唯一路子，振兴实业的意思是多开工厂；开工厂一来可以解决贫民生计问题，二来可以塞住“漏卮”。那时我见着高矗的烟囱，心里就发生油然的敬意，如同翻开一本善书似的。罗斯金与马克思最初修正我对于烟囱的见解（那时已在美国），等到我离开纽约那一年我看了自由神的雕像都感着厌恶，因为它使我联想起烟囱。我不喜欢烟囱另有一个理由。我那历史教师讲英国十九世纪初年的工业状况，以及工厂待遇工人的黑暗情形，内中有一条是叫年轻的小孩子钻进烟囱里去清理龌龊，不时有被熏焦了的。我不能不恨烟囱了。

接下来说，他在国外，是怎样起了认同社会主义的情感：

我同情社会主义的起点是看了一部小说，内中讲芝加哥一个制肉糜厂，用极小的孩子看着机器的工作的；有一个小孩不小心把自己的小手臂也叫碾了进去，和着猪肉一起做了肉糜。那一厂的出货是行销东方各大城的，所以那一星期至少有几万人分尝到了那小孩的臂膀。肉厂是资本家开的，因此我不能不恨资本家。我最初看到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前期的，劳勃脱欧温一派，人道主义，慈善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混成一起的。正合我的脾胃。我最容易感情冲动，这题目够我的发泄了：我立定主意研究社会主义。

又说，在纽约那一年，甚至有人叫他“鲍尔雪微克”。到了英国，他对劳工的同情益发分明了。那时有机会接近的也是工党一边的人物。贵族、资本家，这类字样，一提着就够挖苦！劳工，多响亮，多神圣的名词！直到他回国，自问是个激烈派，一个社会主义者，即使不是个“鲍尔雪微克”。萧伯纳的话牢牢地记着：一个在三十岁以下的人看了现代社会的状况而不是个革命家，他不是个痴子，定是个傻瓜。他年纪轻轻，不愿意痴，也不愿意傻，所以当然是个革命家。

末后才说了他回国后，中国的国情，怎样引起了他的思考：

到了中国以后，也不知怎的，原来热烈的态度忽然变了温和；原来一任感情的浮动。现在似乎要暂时遏住了感情。让脑筋凉够了仔细的想一想。但不幸这部分工夫始终不曾有机会做，虽则我知道我对这问题迟早得踌躇出一个究竟来：不经心的偶然的掼打，不易把米粒从糠皮中分出。人是无远虑的多。我们在国外时劳资斗争是一个见天感受得到的实在：一个内阁的成功与失败全看它对失业问题有否相当的办法，罢工的危险性可以使你的房东太太整天在发愁与赌咒中过日子。

最为关注的，还是劳资问题，而恰是这上头的实际情形，引起了他思想上的震撼：

这就不容你不取定一个态度，袒护资本还是同情劳工？中国究竟还差得远：资本和劳工同样说不到大规模的组织，日常生活与所谓近代工业主义间看不出什么迫切的关系，同时疯癫性的内战完全占住了我们的注意，因此虽则近来罢工一类的事实常有得听见，这劳资问题的实在，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总还是远着一步的。尤其是在北京一类地方，除了洋车夫与粪夫，见不到什么劳工社会，资本更说不上，所以尽凭“打倒资本主义”一类的呼声怎样激昂，我们的血温还是不曾增高的。就我自己说，这三四年来简直因为常住北京的缘故，我竟几乎完全忘却了这原来极想用力研究的问题，这北京生活是该咒诅的：它在无形中散布一种惰性的迷醉剂，使你早晚得受传染；使你不自觉的退入了“反革命”的死胡同里去。

接着说了一件小事，说新近有一个朋友来京，他一边羡慕我们的闲暇，一边却十分惊讶他几个旧友的改变：从青年改成暮年，从思想的勇猛改成生活的萎靡——他发见了一群已成和将成的“阉子”！这所谓“智识阶级”的确有觉悟的必要。他们离国民的生活太远了，离社会问题的真实太远了，离激荡思想的势力太远了。本来单凭书本子的学问已够不完全，何况现在的“智识阶级”连翻书本子的工夫都捐给了太太、小孩子们的起居痛痒！

这样的说辞，是暗示他思想上的一个明确的变化，那就是，重新认识中国社会，重新调整自己的思想方法。

而所以能有这样大的转变，不用说，就是回到老家，切切实实参观了他父亲办的丝厂，知道了在中国，工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情形。接下来便是他1924夏天参观父亲丝厂的全文。

下面这段话，是全文的结尾。只是不知道，这结尾是他两年前参观丝厂后草就的，还是此番重新发表时特意加上的。以我的揣度（也是从行文的酣畅上着眼），怕是当初就有这样的思考：

我在国外时也何尝不曾剧烈的同情劳工，但我从不曾经验过这样深刻的感念，这才亲眼看到劳工的劳，这才看到一般人受生计逼迫无可奈何的实在，这才看到资本主义（在现在中国）是怎样一个必要的作孽，这才重新觉悟到我们社会生活问题，有立即通盘筹画趁早设施的迫切。就治本说，发展实业是否只能听其自然的委给资产阶级，抑或国家和地方有集中经营的余地。就治标说，保护劳工法的种种条例有切实施行的必要，否则劳资间的冲突逃不了一天乱似一天的。总之乌托邦既然是不可能，彻底的生计革命又一时不可期待，单就社会的安宁以及维持人道起见，我们自命有头脑的少数人，得赶快起来尽一分的责任；自觉的努力，不论走哪一个方向，总是生命力还在活动的表现，否则这醉生梦死的难道真的是死透了绝望了吗？

正是这个转变，让他放弃了阶级压迫与剥削的理念，认识到，此后的努力，应当是开启民智，改造社会，建设一个健康文明的新中国。

由一个“鲍尔雪微克”，扭身成为一个诚挚的爱国主义者，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