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至西汉前期儒学成长的基本路径
——以关中地区为视窗

崔 建 华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

对于汉代儒学兴起的历程，《汉书·儒林传》曰：“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1]3593田蚡、公孙弘皆为汉武帝时代的丞相，此说特别点明两人的重要影响，实际上是将儒术之兴的起点定位于汉武帝时代。这个定位总体上是成立的，不过，如果只强调“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的共性，那就很可能会忽视汉帝国版图内儒学发展的区域个性。毕竟区域之间的历史基础、现实地位存在差异，诸多因素往往导致儒学发展的区域特殊性。本文拟以儒学由微而盛的总体历程为背景，对秦至西汉前期关中地区儒学兴起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希望这种区域性的个案考察，能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全面地把握秦汉儒学的成长史。

一、“无儒”：秦国社会治理的法家底色

秦汉关中儒学是在特定的区域文化基础上实现其发展的。关中在先秦时期长期属秦，《汉书·地理志》：“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大王徙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1]1642但自秦国据有关中以来，所谓“先王遗风”似有衰减之势。《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2]2231变法之后方才形成“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民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变法之前的秦人对“私斗”并不避讳，而对“公战”则不甚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