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理论下颜色隐喻翻译方法探析
——以鲁迅《呐喊》小说集为例

史晓一

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往往会有意运用各种各样的颜色来渲染情景、突出人物特色，因此，颜色隐喻也是作品美学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源语文化在作品中的投射。译者在翻译时经常会忽略颜色所隐藏的寓意，导致信息缺失。此外，由于不同文化场域内人们长期形成的具身认知有诸多不同，对于颜色隐喻的认知框架也有所差异，因此，如果译者只是将颜色转换为相对应的目标语，会难以在目标语读者中激活相似的隐喻认知框架，使读者对翻译作品识解失败。鲁迅的《呐喊》小说集中的色彩语码极具代表性，通过不同词素的组合，丰富了各种颜色的低层次范畴。鲁迅从小就热爱年画和浙江绍兴地方戏，在日本读书时还读过“论及色彩学的一些美学方面的书籍”[1]，所以鲁迅作品中的色彩语码“体现了鲁迅独特的隐喻认知思维方式”[2]。因此，本文选取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蓝诗玲(Julia Lovell)的译作(以下分别简称“杨译”和“蓝译”)，通过认知语言学中的框架理论，对颜色隐喻的框架进行分类，并在比较两译本的翻译得失后总结出相应的翻译方法，以期为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中蕴含的颜色隐喻为目标语读者所理解提供方法参考。

一、框架理论下的颜色隐喻

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家菲尔莫尔(Fillmore)将计算机科学中的框架理论(Frame Theory)引入语言学中，在对框架的定义进行多次修改后，最终解释框架为“认知结构(亦即框架)与单字义项、多义词义项以及语义关联词有关，其知识是词语表达概念的先决条件”[3]。之后泰勒(Taylor)又将框架描述为“连接多个认知域的知识网络”[4]。此后，框架理论被广泛用于国内外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中。语言作为人类认知系统的一部分，不同的认知主体在实践中所获得的体验不同，对事物形成的认知也有所不同。并且随着间接经验的传递，在不同的文化场域内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文化系统。同样，不同地区的人在对颜色的认知过程中也赋予了各种颜色不同的隐喻内涵。因此，通常将隐喻认知框架分为“相同框架和相异框架”[5]，以便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本文也将颜色隐喻按这两种框架分类，从而总结出可行的翻译方法。

二、相同框架下的颜色隐喻翻译

黑色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有阴森、死亡、恐怖、邪恶的意象，鲁迅在《呐喊》中也运用了大量的黑色词语来营造这种意象。例如《阿Q正传》中“船从黑魆魆中荡来”隐喻未庄的宁静即将被打破，《明天》里“黑沉沉的灯光”隐喻宝儿脆弱的生命即将被这黑暗的社会吞噬，这种组合词比黑色蕴含着更厚重的含义，阅读起来也更具感染力。因此，在翻译中如何选择适当的词语再现原文的创造性成了难点。对比可知，两译本都倾向于以直译的方式进行隐喻移植(见表1)。杨译本在黑色组合词的选择上较为单一，蓝译本则尽可能地发挥英语的韧性，较好地再现了作者选择这些词语的意图。

虽然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中象征着喜庆、吉祥、热烈、兴旺等，但鲁迅《呐喊》中的红色则与西方的红色认知框架类似，象征着血腥、压抑、病态等。例如《阿Q正传》中阿Q一遭人嘲笑癞疮疤就“通红”，这是一种精神病态的外露；还有《故乡》中成年闰土眼周围“肿得通红”，这是遭受了社会压迫的表现。因此，在《阿Q正传》中，当阿Q想假装革命党人来尼姑庵打劫时，才发现尼姑庵早已被劫掠过了。“老尼姑两眼通红”[6]22，显然是哭过，所以杨译为her eyes red from crying，补充了哭泣这个信息，更能让读者体会到尼姑作为佛教的象征反而最先受到欺压的无奈。如果像蓝译译为her eyes red，仅译出眼睛红这个状态，则容易产生歧义，因为眼睛红不仅可以形容哭泣后的状态，也可以是劳累的象征，还可对应《药》中红眼睛阿义的红色所代表的残忍冷酷，所以有必要在翻译时补充更为具体的信息。

框架相同的颜色隐喻来源于人类相似的实践，并储存在人类的长期记忆中，影响着人类使用和理解这类颜色。因此，译者在翻译相同框架下的颜色隐喻时要尽量发挥目标语的韧性，并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将隐现的颜色隐喻框架显性化，从而能够在目标语读者中激活与源语相同的认知框架，感受原作者设置这种颜色隐喻的深意。

三、相异框架下的颜色隐喻翻译

长期以来，不同环境下人们实践和认知经验的不同，导致语言和文化差异，进而引发不同认知主体对部分颜色隐喻的认知框架相异，但这并不等同于这些认知框架相异的颜色隐喻不可译。语言之间的象似性使得隐喻可以在翻译后同样为目标语读者所理解[7]。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需要在充分理解框架相异颜色隐喻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保留、补充或通俗化处理，协调相异框架内的成分，传达原作的神韵。

(一)对颜色隐喻进行通俗化处理

有时一种颜色隐喻框架可能会触发多个次框架，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有必要对其进行通俗化处理，帮助读者准确定位该颜色隐喻所属的次框架，降低读者的推理难度。如在《故乡》中，闰土幼时的紫色圆脸显得他极富生命力，但紫色这个成分放在人的脸色框架中很突兀，并且在目标语读者看来是相互冲突的。故此，两个译本都进行了替换，杨译以颜色对译，译为crimson(深红色)，反而不如蓝译用sun-burnt替换显得生动。因为闰土常年生活在海边，日照强烈，所以才会显出紫色，而且西方人也十分喜爱日晒过后的肤色，认为那种肤色很健康。所以，蓝译的通俗化处理更能体现闰土幼年时健康阳光的状态，从而可以与后文“灰黄”的脸色形成对比。这样通过提取信息填补范畴内缺失的内容，可以更快地激活读者对于相关范畴内的次认知框架，体会到封建社会对闰土的摧残。

(二)对颜色隐喻进行补充说明

当颜色与源语文化的关联度很高时，译者就需要在译文中补充相关内容，解释该颜色隐喻在所属框架中所代表的认知域，为不了解源语文化的读者提供框架的支撑点或触发器。例如：

原文：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6]43

蓝译：Officer,mumbles your model citizen,sleepwalking out to stick afaded old ragup.Then comes back out when it gets dark, takes it down and shuts up shop.[8]

杨译：Most families lackadaisically bring outa national flag, and that cloth of many coloursis hung up till the evening, when they take it down and shut the gate.[9]

《头发的故事》这篇小说中，“斑驳陆离的洋布”隐喻当时的国旗五色旗，鲁迅这一细微的描写，也是旨在用各家各户懒洋洋地挂旗隐喻辛亥革命并未发动群众，对人民思想的改变有限，仅停留在形式上。因此，翻译“斑驳陆离的洋布”这一隐喻时就需要进行补充说明，蓝译此处的faded old则可以算是理解错误，因为“斑驳陆离”指的是颜色多且杂乱，而非她所理解的“褪色且陈旧”。杨译为cloth of many colours，并补充了national flag这个信息，激活了原作所指代的历史情境，便于读者理解。

(三)对颜色隐喻进行保留

文学作品中作者会特意使用一些新奇怪诞的颜色来与人物或事物搭配，以实现特定的文学效果。对于这种新奇的颜色隐喻，译者在翻译时应在不影响理解的情况下尽量保留，将原作这种新奇的颜色隐喻框架传输至译作中，从而让读者体会到作者的用心。

鲁迅在《呐喊》中为一些次要角色用颜色起了外号，例如《明天》中的“蓝皮阿五”。在绍兴戏剧中鬼王的“蓝面”象征着恐怖、诡异(注：原文写作“鬼异”)[2]，鲁迅将这种恐怖的蓝色隐喻映射至人体域中，指代那些身处社会底层，遭受精神和物质双重压迫，早已半人不鬼的中国人。还有《药》中的“花白胡子”，花白的胡子证明他年事已高，所受封建荼毒较深，因而才会觉得革命烈士夏瑜是疯了。以上这些人经常出现在酒肆或茶馆这些大众聚集的地方，也证明他们不是个例，而是那个时代愚昧无知的民众的缩影。在叙事中，鲁迅反复提起这些角色名，让他们用动作或语言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意在强调这些普罗大众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改变这些人的精神，中国的革命才能成功。而英语总的倾向是避免重复，因此蓝译本总是在人物第一次出现时全译，之后该名号再出现时就倾向于省略外号，直接译出人名，即将“蓝皮阿五”译为Ah-wu。杨译本则在翻译时几乎保留了所有这些特别的颜色外号。省略外号只翻译名字的译法，弱化了作者对于这些人物的强调。此外，对于不了解中国人名字的外国读者来说，以他们更为熟悉的颜色词来进行人物对应，能够更加快速厘清人物关系，也能加深对这个人物的印象。因此，《呐喊》中这种颜色外号隐喻还是杨译本的处理更为合适。

四、结语

文学家受其所处的文化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色彩美学认知，并将这种认知反映在其作品的色彩运用中，从而赋予作品一定的情感意义。作为连接作者和目标语读者的桥梁，译者应从目标语读者的认知框架出发，在翻译时对相同框架的颜色隐喻充分发挥目标语的韧性，必要时进行显性化处理；对相异框架的颜色隐喻进行保留、补充说明或通俗化处理，让目标语读者体会到作者使用这些颜色隐喻所想要达到的文学效果，并进一步感受到这些颜色隐喻背后的源语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