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在《第一二胡狂想曲》中的运用

乔 战

（广西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广西 桂林541006）

一、前言

二胡是我国传统民族乐器中传承较为广泛的乐器之一，在近代二胡艺术也因阿炳的《二泉映月》、刘天华的《病中吟》以及《赛马》等著名曲目的流行而得到了更多的关注[1]。因其独特的音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二胡在我国的传统民族乐器中有着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

在近代二胡艺术的发展史上，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民间艺术家，创作了繁星般灿烂的二胡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从作曲体裁、音乐风格、二胡演奏技巧以及对二胡乐器的创新应用等不同的方面来说，王建民先生的《第一二胡狂想曲》都可以称得上是二胡作品中的一座里程碑[2]。

我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具有多样性、鲜活性和艺术性的特征，对于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元素的应用，向来是我国民族乐器曲谱创作的一大基本特征。利用民族乐器演奏少数民族音乐往往既能够突显出乐器本身音色与演奏技法的特征，又能够赋予民族音乐新的生机与活力。

《第一二胡狂想曲》第一次在二胡演奏作品中采取“狂想曲”体裁，在演奏技法上对演奏者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于二胡的乐器性进行了开发，在结合西洋音乐特点的基础上，以我国西南地区的民族音乐元素为创作基调，既提现了中西结合的先进思想，又具有弘扬国乐的民族精神。

本文将通过对《第一二胡狂想曲》的创作背景、《第一二胡狂想曲》的艺术特色等方面的分析，探究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在《第一二胡狂想曲》中的运用

二、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特征

（一）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音乐资源[3]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的云贵高原之上，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身份，共有26个不同的民族。云南的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既有高原，又有平原与山川，地势的变化也间接导致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民族语言对于音乐形式以及民歌语言有着显著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音乐风格类型的分支与演化。云南当地丰富的植物资源极大的丰富了丝竹类乐器的制作，品种繁多的野生动物也为音乐艺术的创作带来灵感。

因此，云南地区的音乐资源丰富，风格多样，民歌、乐曲与民间歌舞的品种数量巨大，使得云南地区的音乐文化呈现出风格迥异、种类繁多、根基深厚的特征。

（二）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特征

云南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数量多、分布广，且各少数民族均能歌善舞。在云南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中，音乐占据了重要地位。因此，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在体裁、题材、形式、表现手法以及演奏乐器上具有多样性。不同的语言发音往往会造成曲调和唱腔的差异，例如彝族的海菜腔、山药腔、五山腔、四腔白话；藏族的“缜固”技巧；傣族的假声和混声唱法等[4]，这些不同的唱法又进一步使不同民族的民歌曲调和旋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云南地区温和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多种多样的野生动植物，在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音乐中，常常会出现对动物的拟声与拟态，孔雀、百灵等大型鸟类的鸣叫声与华丽的飞行姿态就经常出现于云南民乐的意象之中。因此，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音乐曲调普遍具有灵性、活泼的特点

而辽远的十万大山和幽静的热带雨林也赐予了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流畅、悠远的艺术特征，曲调往往在灵动鲜活的同时，又具有悠扬婉转的旋律形式。更富多彩的民族乐器，例如小三弦、葫芦丝等，也使云南民乐在表现形式上具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三、《第一二胡狂想曲》的艺术特色

（一）创作背景

在二胡音乐的创作发展史中，大致可根据不同时期的题材、体裁、演奏手法不同分为四个时期。在这四个时期中，二胡音乐的编创经历了萌芽、发展、爆发并最终达到繁荣[6]。

《第一二胡狂想曲》诞生于二胡音乐创作的繁荣期——第四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由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革，经济和文化的飞速发展对这一时期而民族音乐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西洋音乐的大量涌入和国民思想观念的开放，使得民族乐器的音乐作曲也呈现出多元化和现代化的趋势[7]。

随着建国以后，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也为二胡音乐的创作提供了一块更加肥沃的温床。在刘天华先生提出“改进国乐”的思想之后，这一理念就深深影响着后续的二胡作品创作。二胡音乐的发展也与其他的艺术一样，深受当时国内政治人文环境的影响，在改革开放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人民的审美和包容性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在王建民先生所著的回忆性文章——《谱民族新韵 抒中华情怀——<第一二胡狂想曲>创作回顾与回想》中提到[4]：在当时那个时代，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各种技法涌入，使得音乐的创作也变得空前活跃。且王建民先生认为，选取优秀的民间音乐素材是编创优秀二胡音乐作品的唯一途径。因此，《第一二胡狂想曲》就在这一创作理念中被谱写了出来。

在王建民先生的访谈中，他曾就当前我国音乐创作表达了自己的看法[8]：认为在音乐创作的过程中，国际化、民族化或中西合璧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但是在多元化时代，就应该运用多元化的音乐创作手段。因此，在其所编写的《第一二胡狂想曲》中，丰富的、创新性的技巧与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共存。在体裁上选择了国外传入的“狂想曲”体裁，在主题上吸纳了我国云贵地区的民歌小调，再通过中国传统民乐二胡演绎出来。

（二）创作技法

1.体裁形式

“狂想曲”这一题材源自浪漫主义作曲家，其含义为民族的、本土的[9]。在我国的二胡作品中，王建民先生历史性的将“狂想曲”运用于创作中。狂想曲的作曲结构自由奔放，多用来创作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因此，结合神秘大气的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元素，使用“狂想曲”这一体裁创作二胡音乐作品，能够将乐曲的民族风格得到更为完整的发挥。

《第一二胡狂想曲》是一部曲式结构为单乐章多段体的作品，突破了传统二胡音乐的创作格式。采用了带有省略性的复三部曲式。最后的急板是“狂想曲”体裁的典型曲式结构，在急板中，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风格更加演绎的淋漓尽致。

2.曲调风格

由于王建民先生在《第一二胡狂想曲》的取材过程中，选用了彝族民歌《阿细跳月》作为其核心曲调。因此，在《第一二胡狂想曲》中，使用了GBD三个音节的特征音列，三音节与降B音的音调组合，充分体现了云贵地区民歌小调的曲调特征。在《第一二胡狂想曲》的调式创作中，王建民先生创新性的运用了人工九声音阶，将云南少数民族音乐风格与人工音阶结合在一起，可谓是采用了最简单的演奏技法却能够达到最好的表达效果。转调和人工音阶以及云南民间小调的调式素材相结合，使得乐曲呈现出一种与民歌小调似是而非，但在音韵上更为饱满的感觉。例如在《阿细跳月》中，原曲调如下图（谱例1）所示：

谱例1：

在《第一二胡狂想曲》中（见谱例2），曲调进行了调性及节奏的改变，并加入了大量的空拍和连音，使得依旧能够明显感受到《阿细跳月》的主旋律，且更为丰富和饱满。在《第一二胡狂想曲》的创作中，王建民先生将中国民族调式即宫商角徵羽五音，与变音等新式曲调创作手法结合，既能够满足大部分中国音乐爱好者的审美需求，也能够对二胡的音乐创作技法有所突破和创新。同时，由于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往往具有神秘悠远的气息，转调的应用也使得云南民歌的这一特征得到了更好的呈现。

谱例2：

四、《第一二胡狂想曲》的创新性

除在上文中所提到的采用“狂想曲”体裁以及创造了人工九声音阶外，《第一二胡狂想曲》还在二胡乐器的表现力以及演奏技法上，给予了许多创新点。

人工九声音阶在演奏中对传统二胡把位和指法进行了突破，对于传统的四度、五度和小二度移位外、必须使用一个新的把位来完成。新旧把位在乐曲演奏中的结合运用，为二胡的演奏开拓了新的思路。

对二胡高音区的应用，也在传统的二胡曲目中较为少见。因为二胡的高音区和超高音区音量小，音准难以把控。而在《第一二胡狂想曲》的引子部分，恰恰是利用高音区及超高音区的这一特点，成功的诠释了云南热带雨林中迷雾蒙蒙的神秘性。而利用高音区进行的转调和滑音，又带来了红日出生，阳光刺破雾气，人们从睡梦中醒来，从遥远的丛林深处传来了喊山的悠远回音。

“人工泛音”和“华彩”的引入，极大的丰富了曲子的表现力，泛音所表达出的轻快、纯真的情感，体现了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人民自由、开朗的性格特征。而“华彩”乐段将音乐的整体基调逐渐推向高潮，热情、通透的表达了云贵人民奔放火热的生活状态，更为最后的急板进行了情绪上的铺垫和推升。

此外，在《第一二胡狂想曲》中用弓杆敲击琴筒以及用手掌拍击琴皮的演奏方式。通过琴弓与琴筒相碰发出的声音，竹竿舞的意象被引入到乐曲中，可以说这是对木质乐器拟音方式的一个重要突破，比之《赛马》中手指拨弦的演奏方式更为大胆，更为形象，更加富有感染力和表现力。而手掌拍击琴皮与击鼓的效果类似，鼓声的加入为整部乐曲带来了更加热烈的急板，篝火、皮鼓、竹竿舞的民族传统节目景象跃然于眼前，人头攒动，载歌载舞。

五、《第一二胡狂想曲》中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元素的重要性

在二胡音乐作品的编创中，吸纳我国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对于二胡的创新和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云南少数民族音乐风格鲜明、调式丰富有特点，历史悠久且受众交广，且其风格大气、悠远，在二胡作品中以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作为基调，能够使二胡这一乐器本身的特质得到更好的展现。同时，由于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具有良好的感染力和表现性，将其旋律大量的运用于民乐的创作中，可以使民乐更富有生机与活力。在“创新”与“传统”的结合中，既不会过于新潮而曲高和寡，又不至于过于陈旧而丧失生命力。《第一二胡狂想曲》采用中国民间素材和西方的作曲技法，把我国的传统民间音乐的素材与西方对于作曲的技法进行结合，创作出更加融合更具有特色的乐曲。采用中国民间素材和西方的作曲技法的创作思路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创新。

诚然，对于乐曲进行创新的办法有很多种，比如在乐曲体裁上、演奏技法的创新上，但是新的创新并不是越新越好。创新应该要扎根于基础，扎根于传统的文化中，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出乐曲才能在根本上创新，才能创作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乐曲。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音乐也多姿多彩，作曲家们利用西方的高超作曲技法结合中国传统的音乐素材，创作出了具有中国地方特色的现代曲目，这是中国民族音乐的一种继承和创新，也是中国民族音乐的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