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复旦师生悼念周总理

刘翔

2017年1月3日，一名叫徐志祥的老同志通过微信联系我，原来，他是我父亲刘征文在上海机床厂的老同事。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调离了上海机床厂后，他便和我父亲失去了联系。上世纪70年代初徐师傅从解放军第31集团军复员来到上海机床厂，在厂团委担任团干部，后来调到市委办公厅、市档案局工作直至退休。70多岁的徐志祥来到我办公室，深情回忆了上海机床厂曾经的辉煌，和该厂派他与我父亲在复旦大学工作时，发生在复旦校园的一段往事。

为什么不让我们悼念周总理

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文革”正如火如荼。1975年至1977年我父亲和徐志祥等上海机床厂一批中层干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作为“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被选派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分别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和辅导员。

1976年1月9日，一个巨大的噩耗传来：周恩来总理于1月8日逝世了。这天，我父亲和徐志祥师傅一走进复旦校园，只见整个校园弥漫着哀伤的氛围，学生们纷纷在冬青树林里采摘绿叶树枝，准备自己制作花圈。他俩走进国际政治系的办公楼内，看到已经有师生在大厅布置悼念周总理的灵堂，便立即加入其中，将一朵朵黄白小花敬放在周总理遗像前。

正当我父亲、徐志祥师傅和师生们忙碌时，系党总支书记钱孝衡从楼外走了进来，他紧张地把我父亲和徐志祥师傅拉到一旁：“我剛参加校党委会紧急会议回来，上面有三点指示：总理去世，一不准设灵堂、二不准戴黑纱、三不准举行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