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还是产业转型？

曹咏萍 黄婧玮 孙中伟

[摘要] 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制造业每隔十到二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的区域转移，这是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基本规律。十余年来，随着人工成本的提高和人口红利的衰退，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产业外流被视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随着自动化智能化技术和设备的广泛应用，制造业将逐步降低对劳动力的依赖，产业转移的趋势将可能被逆转。本文认为，加快推动中国制造的机器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用“机器红利”重塑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既可以避免制造业大规模迁往东南亚、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或回流至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可以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助力中国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型。

[关键词] 产业转移  产业转型  机器换人  制造业

一、 引言

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了改革开放。中国选择大规模吸引外资、依托出口产业发展本土配套体系、代工生产等方式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之中。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并逐渐建成了全世界门类最为齐全、产业链最为完整和规模最为庞大的制造业体系。但由于掌握核心技术的发达国家采取了技术封锁策略，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许多产业领域内依然面临着“升级路径不通”以及被迫转移的压力。①根据全球产业转移的规律，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每隔十到二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的区域转移。制造业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地扎根三十余年却仍然没有出现大规模产业外流的现象，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广阔的国土面积、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以及持续释放农业转移人口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形成了巨大的“比较优势”。但随着近年来中国生育率下降、劳动力人口减少、老龄化加剧、国内工资和人工成本不断增加，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正逐渐消失②，产业外流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挖掘产业发展的新比较优势，重塑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显得尤为迫切。

比较优势理论最早来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③一书。该书指出，所谓比较优势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某种低技术、劳动密集或资源依赖型产品拥有的劳动生產率优势。该理论存在生产要素单一、多要素解释困难等局限性，并容易导致“比较优势陷阱”。之后，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要素份额理论、规模收益理论、技术可获得性差异理论等，试图替代比较优势理论，但实践证明了该理论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以及国际贸易领域仍处于主导地位。④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Kojima）将该理论应用到了产业转移领域并提出了边际产业转移理论，提出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条件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在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中依次进行。⑤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对外产业转移正是从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再向重化工业为主的梯次转移，这基本符合小岛清的理论预测。但就后发国家而言，由于本国产业链尚未发育成熟，过早出现产业外迁反而会对本国经济和就业造成严重损害。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拥有丰富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使这一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能够充分发挥，一些经济学家倡导采用“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并认为这是落后国家赶上发达国家最好的策略。⑥他们认为，国家只有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才能创造更多利润，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在国际贸易上更具竞争力。①理论上，比较优势战略可以在每个阶段维持经济持续发展，优化资源禀赋的结构;实践上，实行比较优势战略要求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要求政府发挥维护市场竞争性和规则性的经济职能，尤其是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②相对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而言，中国经济发展缺乏资本和技术，却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因此利用劳动力优势，在全球生产体系分工中大力发展以加工制造为特点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优先策略。

随着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从加工到产品的产业转型升级。中国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地位，经济发展迅速，出口位居世界第一，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对一些关键技术的封锁，一些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核心技术仍没有被突破，因此“比较优势”的测量受到严重怀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劳动力比较优势支撑了过去40多年不断崛起的中国经济。随着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渐近尾声，人口红利逐渐下降，用工短缺问题愈演愈烈，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即便在2020年出现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用工短缺问题仍然存在，这成为阻碍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顽疾。产业转移压力越来越大，已有大量的制鞋、服装、电子等行业的外资企业迁出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等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地区。如果中国不能够尽快通过其他途径来增加劳动供给、重塑比较优势，那么未来大规模产业外迁的趋势将不可逆转。本文认为，通过广泛引进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设备等降低对劳动力的依赖，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和生产效率是重塑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主要途径。

二、 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比较优势衰落的特征性事实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出生率的下降、区域发展均衡化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的优化等趋势逐渐凸显，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耗殆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农民工绝对数量开始减少，劳动力价格和用工成本不断上涨，传统的比较优势正在衰落，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社会抚养比逐步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不断衰弱，这与人口和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变息息相关。其中，人口抚养比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数据，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结构出现了两次结构性变化。第一次重要的变化发生在2010年，中国总抚养比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下降后，开始回升（如图1所示）。2010年总抚养比达到0.342的历史最低值，之后开始回升，至2019年达到0.415，在世界范围内虽尚属较低水平，但将持续攀升。与此同时，根据估算，中国少儿抚养比在1980年至2015年间下降了六成，已成为目前全球少儿抚养比最低的国家之一（如图2所示），从2010年起虽然有所回升，但总抚养比的上升主力还是老年群体。随着中国不可逆转的老龄化趋势，人口结构将会继续快速变化，“人口红利”也将消失殆尽，预计到2055年中国的总抚养比将超过75%，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第二次重要的变化发生在2012年，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绝对减少，劳动增长率波动下行（如图3所示），导致传统的依靠劳动力投入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发生了变化。尽管在农村地区仍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待转移，但规模在缩小，且农民工回流趋势也非常明显。据《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年末我国15～59岁的人口约为9.4亿人，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为69.2%，这是在多年增长后的首次下降。自2012年至2019年，劳动年龄组的人口数量进一步下降至8.96亿人，减少了4087万人。从有关人口预测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趋势在未来仍将延续，难以逆转。

（二） 农民工增速减缓，老龄化趋势显著

劳动力作为基础生产要素，是我国经济发展最为突出的比较优势，而农民工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因此亿万农民工构成了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来源。

国家统计局2018年、2019年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农民工数量增速放缓，2018—2019年维持在1%以下的增长水平（如图4所示），农民工进城数量大幅度降低。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20》预测，在“十四五”（2021—2025）时期，新增劳动力、农民工规模将继续呈下降态势，到“十四五”期末，新增劳动力规模维持在约为1400万人的数量;外出农民工规模将保持在1.7亿人左右。①

同时，农民工老龄化趋势十分明显。2019年，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已达到24.6%，且近几年来占比逐年提升（如图5所示），这意味着近四分之一的农民工步入中年阶段，其身心条件和社会需求都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其职业领域的选择，加之占比50.6%的40岁以下的农民工主力军受新观念的影响，更倾向于从事劳动强度更小、就业形式更灵活的第三产业。

（三） 农民工严重短缺，劳动力成本增速过快

中国比较优势衰弱和人口红利衰退的另一个证据是不断增长的劳动者工资待遇，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特别表现在农民工工資的提高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工资处于持续增长状态。卢锋的研究表明，从1979年到2010年的30余年间，农民工平均工资大体以略高于9%的年增长率保持增长，不过不同时期的增速差别明显，大体可分为“两慢两快”四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增长较慢，从80年代初工资不到100元上升到80年代末约200元上下;二是20世纪90年代前期增长较快，从90年代初的200元左右上升到90年代中期的500多元;三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初年增速较慢，2000年和2001年的均值为608元，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增长了108元，增幅仅约20%;四是2002年以后增长较快，增幅超过1.5倍，2010年达到1690元。①之后，农民工工资不断增长。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19年农民工平均工资达到3962元（如图6所示）。

促使农民工工资迅速增长，虽有最低工资制度等制度性因素，但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短缺。从2003年开始，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开始出现“用工荒”现象，之后我国呈现出农民工供不应求且农民工工资持续增长的特点。因此，蔡昉认为中国进入了“刘易斯拐点”时代，即二元经济发展到了现代部门的劳动力需求超过农业部门可以转移出的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农业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同时，意味着更加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劳动力市场议价权由资本过渡到劳动者手中，工资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社会保护力度提高。②

（四）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市场主动权由资本转向了劳动者，工资水平开始上涨，社会保护水平逐渐提高，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一方面，居民大大提高了对更加充分、均等的社会保护制度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的激励来源由推动经济增长转向为城乡社会居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对其进行社会保护。③王绍光认为，中国在过去十余年中加大了社会保护力度，实现了飞跃性的进步，中国政治体制兼具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和对民众需求的回应性，实现了“福利国家”的兴起，中国已经不再是低福利国家。①

近些年，我国社会保险覆盖人群更加广泛，从原先的正式职工扩展到外来务工人员和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且参保人数和资金规模持续增长。到2019年年末，9.7亿人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其中4.3亿人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十三五”期间，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与此同时，中国的财政预算体制也更加倾向于投入社会保障。②2003年以来，各级政府开始将支出的重点转向民生领域，越来越多的公共资金被用于发展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尤其是社保基金的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持续增长（如图7所示）。

根据《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20）》，2018年社会保障支出比2013年增加了近一倍且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①2019年，各级财政在压缩一般性支出的同时，加强对民生重点领域的投入。2019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29580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9.3%，中央政府承担的支出比重在稳步上升。虽然中央政府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直接投入的比重并不高，但中央政府通过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承担了相当大的财政责任。

三、 过早出现产业大规模转移的不利后果

产业转移尽管是产业发展规律，但会降低转出地生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转出地的竞争力，尤其是当转出地尚未完成转型升级、形成独立的高附加值产业体系时，大规模产业转移会导致产能下降和就业人数减少，对经济社会发展非常不利。②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依靠劳动力无限投入的粗放式发展迈向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在尚未完成这一转型之前，如果中国不能留住制造业并延缓制造业转出速度，就会产生以下几点严重后果。

（一） 产业转移导致产业空心化、脱实向虚，国家竞争力下降

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产业竞争。产业转移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低成本的结果，其直接导致产业空间布局调整。对于产业转出地来说，如果该地区过于依赖潜在转出产业，一旦出现大规模产业外流，就会导致经济脱实向虚，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进而导致国家对全球生产体系的过度依赖，失去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的自主权，国家竞争力下降。

“产业空心化”是指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出现大规模的外流现象，使物质生产和投资大幅度下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停滞，削弱经济竞争力，影响可持续发展。③也就是说，“产业空心化”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工业部门被大量转向国外造成制造业环节减少，二是经济结构中出现去工业化和低端服务业的扩张。如果“产业空心化”过早到来，就不仅会失去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机会，还会失去大量就业岗位，无法保障基本民生，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韩国等也纷纷出现了产业转移到中国的现象，但并未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在产业转移之时，已经形成了完整、成熟的产业体系，并且部分产业实现了从加工制造到产品制造的转型升级，具备了较强的产业竞争力。此时，将一些失去优势的制造部门转移出去，重点发展具有更高附加值和竞争力的产业是更加明智的选择。因此，我国要协调好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的关系，防止出现产业升级滞缓、产业转移过快的产业衔接性差，从而导致“产业空心化”的发生。

（二） 产业转移导致中国经济动能转换的进程受阻

当前正值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内大力发展创新经济、转换新旧经济动能，新的增长动能将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①宏观层面上，大力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进行内部产业转移以抑制产业转移的过早出现，同时加快发展壮大新产业、新业态，两者并行是实现新旧经济动能转换的关键。②对此，蔡昉等提出了大国雁阵模式，即中国制造产业在东、中、西部三类地区的重新布局，包括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转移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该模式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回归其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同时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延续。③

然而，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双重竞争格局意味着有双重因素阻碍了中国产业升级的进程：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复兴制造业的重心是打造高端制造业的优势，形成全球范围内高端制造业的回流，这与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实现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必然产生“交集”，在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为创新驱动力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中的竞争更为激烈。同时，国内企业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尚未形成集群效应，无法通过技术溢出有效拉动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产生“天花板”现象，新旧动能转换停滞④。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中国制造业在传统低端领域内也遭到来自东南亚等新兴国家的挤压，出现了制造业加速转移的现象。因此，我国在尚未形成产业转型的雁阵模式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人去楼空的局面，导致产业转型升级的自然进程中途受阻。⑤

提高生产自动化、加快推动“机器换人”的创新战略可以降低制造业对劳动力的依赖，从而可以扭转制造业追逐廉价劳动力而进行周期性转移的趋势。这也是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相继实施一系列再工业化战略，引导制造业回归美国的主要原因。自从经济危机后，美国政府认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奥巴马关注如何增强美国经济的创新能力，特朗普则主张在美国国内发展关键产业链，由此形成以创新为核心、以关键产业链为重点的制造业政策混合体系。⑥美国不缺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但美国劳动力短缺且人力成本高，发展自动化将是美国制造业复兴的最优选择，但是由于美国已经出现部分的产业空心化，缺乏完整的产业链和配套体系，生产组织的交易成本很高，加之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因此政府即使给予各种补贴也很难促进制造业的结构性转变。而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体系最为完整的国家之一，具备生产自动化改造的条件，从而有机会延缓制造业转移的速度。

（三） 产业转移导致就业岗位流失

过早出现大规模产业转移导致的另一后果是就业流失。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是指在经济发展初期，欠发达国家主要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吸引大量外资，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出口贸易，就业人数和收入水平大幅提升，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外资转移，由于未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内生驱动，就业机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失业率就此上升，工资增长停滞，整个国家也随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此概念相似的是“比较优势陷阱”，是指欠發达国家完全依赖自己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贸易，虽获利但劳动力供需不平衡，结构性矛盾加剧，反而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

波士顿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凯文·加拉格尔（Kevin Gallagher）与其合作者分析了墨西哥电子行业衰落的案例。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惠普、朗讯等公司的投资，墨西哥成为新兴的电子产品制造国和出口国，1999年墨西哥电子产业外国投资累积达15亿美元。但仅仅六年后，墨西哥电子行业就陷入了危机，随着人工成本上涨，大部分企业都把生产基地搬到了中国，又由于工厂关闭导致其失去了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经济受到重创。①

当前新冠疫情蔓延的趋势尚未被全面控制，中国也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此情况下必须将就业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优先议程。在积极促进和扩大就业的同时，我国更要采取多种措施防止制造业转移而导致的岗位流失。

四、 以“机器红利”重塑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曾经是中国经济增长源动力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一线劳动力严重短缺，劳动者工资水平持续增长，老龄化加剧，人口抚养比增加，人口红利开始衰退。中国经济正处于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时期。②在这种情况下，比较优势如何维持、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难题。③我们认为，必须为中国经济增长发掘新的增长源泉，而推动以“机器换人”为代表的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用“机器红利”补偿人口红利的衰减则是主要途径。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20》就预测了在“十四五”期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全面影响劳动力市场，岗位结构和技能需求将随之发生重大改变。

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技术创新、设计创新以及市场拉动式创新相互融合、相互带动形成创新驱动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智能产品研发、智能制造生产、智能管理等环节协同转型升级来完成。①其中，实施“机器换人”是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其对智能产品研发、智能制造生产与智能管理方面均能起到重要作用。从我们以往的调查和研究来看，“机器换人”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重塑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一） 替代勞动力，减少对人工的依赖

自动化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最直接表现是机器设备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②，这一替代效应恰巧可以缓解因进入“刘易斯拐点”而造成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用工难、用工贵的问题及背后的结构性矛盾。

孙中伟和邓韵雪通过调研发现“机器换人”的效果较为显著。他们对广东省199家已经实施“机器换人”并对问卷进行有效回答的企业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每台设备的投入平均可以替换5名员工。总体来看，平均每家企业减少员工96人，约占总员工数的9.58%;其中，普工平均减少了89人，占减少员工数的90.66%。③

范长煜和唐斌斌研究发现，制造业一线工作岗位易替代的比例近55%，其中年龄大、无专业技术、受教育年限短以及技能培训少的一线工人更多分布在极易被替代的岗位上。④总体上看，实施“机器换人”带来的减员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这将降低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对生产工人的依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制造业用工短缺的压力。

当然，也有研究者担心“机器换人”会导致大规模的技术性失业。但当前“机器换人”尚处于初步导入期，尚未对存量就业造成替代性压力。从以往三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路径来看，当技术运用在行业中逐渐趋于成熟时，则会创造大量新增就业岗位，形成就业岗位创造中的“机器红利”。⑤技术带来的自动化可能不会导致大规模的失业，但很可能需要工人通过学习新技能、接触新的职业领域，向新行业过渡。①并且当前时期，制造业最凸显的问题之一仍然是用工短缺，而不是用工过剩。据报道，2020年下半年在我国疫情态势总体平稳的情势下，像广东中山等地区的制造业企业订单开始回暖，用工需求也随之增多，截至第三季度末，企业用工需求已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不少企业存在用工缺口，甚至出现了新一轮“抢人”潮。②

在这一背景下的“机器换人”逻辑上并不直接导致技术性失业，反而可以弥补人力不足带来的用工缺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其说是“机器换人”，不如说是“机器替人”或“机器补充人力”。因此，如果仅仅从用工短缺的角度来看，并不涉及技术性失业问题。

（二） 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就业质量

“机器换人”在替代劳动力、降低劳动强度的同时，也会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就业质量，吸引新增劳动力。制造业中许多岗位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是非常艰苦甚至是恶劣的，在“机器换人”之前，这些脏苦累的工作只能由工人亲自完成，他们在流水线上不得不完成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都造成相当大的损害。而“机器换人”中，机器进行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重体力劳动、高风险劳动、重复乏味的劳动或在污染环境中从事的劳动。侯俊军等研究发现，企业实施“机器换人”能够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和改善工作环境两条路径来提升劳动者的工作质量，这种正向效应在大规模实施“机器换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③显然，从事体力劳动或在污染环境中工作的工人对“机器换人”更加欢迎。

在工资方面，张桂金和张东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深圳D企业的调查资料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机器换人”总体上对工人工资有显著影响，且对不同技术能力工人工资的影响存在不平等效应，高技术工人从“机器换人”中收益更多，中低技术工人则几乎未曾从中获益。“机器换人”提高了企业对高技能的需求，促使工人“再技能化”，高技术工人的人力资本回报和谈判能力上升，收入也有所提高。④

调查结果显示，实施“机器换人”改造之后，63.61%的人认为劳动强度下降，53.53%的人认为工作危险性减少，44.87%的员工认为工作环境污染有所减少。⑤此外，使用机器人替代体力工作的同时也增加了对智力工作岗位的替代，而与之相反的“生产效率效应”则创造了增加劳动力需求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新工作任务，尤其是劳动力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工作任务。①这说明“机器换人”所带来的工作环境的改善对于劳动者的职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这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制造业。

由此可见，“机器换人”不仅有助于改善工作环境，还对就业岗位具有“填补效应”。有些工作岗位受危险性较高、工作环境恶劣等因素影响，不适合人们长期就职，通过“机器换人”可以避免员工直接从事该类工作，从而改善了工作环境，也使得劳动者可以自愿通过学习知识，在与其能力匹配的新岗位上继续工作，同时改善的工作环境又会吸引新劳动力进入该行业中。

（三） 降低劳动强度，扩展女性、老龄群体的岗位适应性

“机器换人”还有助于降低劳动强度，在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不断加剧的形势下，可以提高女性、中老年劳动力等体力较弱者的岗位适应性，这不仅提高了工作质量，延长了体力劳动者的职业生涯，还相当于直接增加了劳动供给。

老龄化是制造业面临用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已达到24.6%且近年来占比逐年提升，这意味着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大军正在逐渐老去。随着农民工的代际转换，第一代农民工已经步入老年，第二代农民工和第三代农民工整体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特别是第三代农民工，对职业类别和性质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对生活与工作条件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这意味着他们对艰苦工作的认同感和耐受力降低，因此企业难以补充新生力量。想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从年龄分布上优化劳动力结构以外，另一个途径就是利用自动化技术等减少需要肩扛手提的体力劳动，降低劳动强度和劳动过程的危险性，改善工作条件。这将会对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制造行业产生一定的吸引力。同时，已有研究也表明，由于“机器换人”可以降低劳动强度，营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其对低技能、女性以及40岁以上劳动者的工作质量提升更明显。②

总之，“机器换人”将有助于延长老龄工人以及女性群体的职业寿命，提高他们的岗位适应能力，增加这些群体的劳动供给，为中国制造业带来“机器红利”，使中国制造业的重塑成为可能。

（四） 缓和劳资紧张，促进劳资共生

在改善工作环境、提升工作质量的同时，“机器换人”也将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缓和劳资矛盾。员工的满意度不仅仅来自工作环境、劳动强度的改善，更来自工作性质的改变。“机器换人”替换掉從事简单劳动的人员，同时增加了对技术人员的需求。由于很多技术工作只需要短期培训就可以掌握，因此那些之前被替换下来的人员也获得了由从事简单劳动转向从事技术工作的机会。很多企业会为被机器替换下来的工人提供新的培训和技能提升的机会，而工人也有信心应对机器人可能带来的冲击。他们认为，使用机器人不但减轻了工作强度，而且也可以通过培训学习来提升适应新工作岗位的技能。①这是缓和劳资紧张、促进劳资共生的有效途径。调查显示，“机器换人”之后，有50.48%的受访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有所提升。②

关于人与机器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十三章第三部分有集中的论述。他认为，机器对工人的直接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儿童和妇女等补充劳动力被资本家强制着进行劳动，他们被剥夺了自由时间;二是工人工作时间被延长;三是劳动的强化。同时，工作场所的条件非常恶劣，从而工人阶级处于极为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下。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异化”。③马克思处于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当时生产力的进步、技术的进步与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并不同步，机器设备的应用构成了对工人阶级的挤压，两者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对立和冲突，加之社会化大生产不发达，产业系统吸纳劳动力的空间有限，使得被机器替换的工人再就业非常困难。④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当前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机器使用并不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反而将工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缓和了劳动者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矛盾，降低了劳资纠纷，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实现和谐生产关系均有重要作用。

（五） 增强研发能力，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增强研发能力是直接解决制造业发展瓶颈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研发能力能够促进企业“机器换人”，研发能力越强，其实施“机器换人”的动力越强，从而进行“机器换人”的可能性越大。⑤反过来，“机器换人”对企业研发能力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机器”作为“人工智能”在企业研发阶段的运用可以显著提高研发效率，即“机器换人”在研发阶段进行投入就已经对促进生产效率产生了间接作用。

需注意的是，尽管企业研发能力的强弱是企业升级转型的关键环节，但企业研发也存在标准性和适度性问题，并非没有上限。企业的研发需要资金、人员、设备以及包括“机器换人”等在内的多种投入，其研发投入并非与企业绩效保持正相关。研发投入的多少应与企业的自身情况相适应，过多的研发投入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如果技术创新不能及时转化为新产品，则会带来企业资金周转不灵、产品生产脱节的后果;研发投入过少，则不能达到促进创新的效果。①如果我们忽视研发的标准问题，不注意研发投入的强度，就有可能在“机器换人”环节投入过多或投入不足，导致资源浪费或研发进程受阻的局面。“机器换人”与企业研发能力虽不一定存在正相关，但总的来说构建企业研发能力和“机器换人”之间的友好共生关系，让它们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中协同发力，应是企业努力的方向。

与人工相比，机器设备具有标准化、自动化和高效率的优点，产品质量更加稳定，能够承受长期的、高强度、特殊的生产作业，因此对于改善中国制造的品质，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国际形象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调查发现，引入“工业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后，生产效率提高的企业有82%，产品不合格率下降的企业比例超过60%。②实施“机器换人”的确有助于制造品质的提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机器换人”通过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改变了生产过程的技术结构和技术配置，从而进一步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残次品率，显著提升了制造业的产品质量。这是“机器换人”带来的又一种“机器红利”。

五、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就像一张巨大的网被嵌在中华大地之上。但是，过去十余年间，劳动力成本上涨导致劳动密集型企业承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其不得不采取措施，要么转移到东南亚、印度和非洲等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国家或地区，要么就地实现转型升级。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技术升级为依托进行全面的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重构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已经迫在眉睫。

在传统生产模式下，我国制造业依靠资源禀赋的低价格获得了快速发展，但这种模式不具备较高的创新性和可持续性。随着资源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利润空间被极度挤压，发展举步维艰。但是，以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相融合为主要特点的“智造”模式可以通过引入工业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优化工艺流程，改善原有生产制造过程，减少部分生产岗位对人工的需求，从而减少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对人工的依赖。这将有助于降低我国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压力，延缓甚至遏制我国企业向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劳动力廉价地区搬迁的进程，从而为它们实现转型升级赢得了时间，也避免了就业岗位的流失。同时，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曾经是低端、落后的代名词，随着“机器换人”的深入开展，一大批车间整洁、生产高效、技术领先的工厂将取而代之，中国产业的国际形象因此得到改善，国际竞争力也得到增强。

制造业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所指出的，要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实体经济是基础，各种制造业不能丢，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和实体产业要以自己为主，这一条绝对不能丢”。①

当前，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仍处于新一轮调整当中，就我国产业升级而言，这既是战略机遇也是严峻挑战。我国制造业要想突破困境，就需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大力、广泛地引入以“机器换人”为代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充分发挥“机器红利”，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劳动力的依赖和人工成本，解决劳动力比较优势下降的问题，推动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

（责任编辑：徐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