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的东西中的新的东西的诞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丁玲“转变”的辩证法

吴舒洁

1931年夏天，丁玲创作了以农村水灾为题材的小说《水》。这篇小说被冯雪峰称为“新的小说”的萌芽，因此也成为文学史家对于丁玲创作分期的一个重要依据。《水》所具有的转折性意义，甚至超过了1932年丁玲入党这一政治身份的改变，这也提示出所谓“向左转”的问题构造，不完全落脚于阶级立场或政治认同的“左倾”，更在于以文学为载体的主体状态的转变。当丁玲的“向左转”成为一种反复言说的革命叙事时，它实际上包含了对于20世纪中国革命主体的想象方式，即“五四”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断裂，其具体表现为文学与革命、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等二元性矛盾。对此，贺桂梅则提出“主体辩证法”的思考结构，认为丁玲身上的二元性矛盾形成了彼此塑造的辩证关系，不是新我战胜旧我，而是在生命实践、革命实践、文学创作三者的角逐统合中“道成肉身”(贺桂梅 1—33)。

“主体辩证法”将革命的政治逻辑具象化为一种主体精神史的叙事，然而，丁玲作为革命主体的生成，不仅体现于她的自我斗争，同时也是在革命的政治中获得命名、确认位置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恐怕没有哪一位作家像丁玲这样，其革命生涯的演绎是由一次次的“转变”所组织起来的。1931年的“向左转”，1933年南京被囚后的是否“转向”(背叛革命)，1943年延安审干中所遭遇的忠诚质疑，及至50年代“丁陈反党集团”中再度被审查，1980年代复出后的不改志(另一种意义上的“转向”)，丁玲的转变问题几乎成为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种政治表征，一方面是革命者在革命中持续的主体锻造，另一方面革命也在不断识别和探寻自己的政治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