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昀
如何回应他者的召唤,这是后列维纳斯伦理学面临的首要问题。在形而上学中,在场的意识-主体-我在再-现中把握对象,生产同一的意义,造成了主体对他者的支配,列维纳斯“伦理学”否定了意识在场,那么“我”是什么,或者从哪个位置上回应他者就成了问题。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们》(下文简称《幽灵》)中给出了幽灵政治学的回答:意识缺席的“我”是幽灵,从他者的位置上书写和回应他者。这针对的当然是再-现:在场的意识再-现生产了现在,不在再-现机制内的,就不会变成现在。不过,德里达并不认为形而上学再-现是唯一的意义生产或言说方式,而是把其归为资本主义的,认为它只是布尔乔亚意识,可以历史地超越。带来这种超越的便是马克思,他批判资本主义,在形而上学之外言说,这种书写超越了再-现,无法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现,也不会通向现在/在场,所以“马克思”及其言说的“共产主义”是他异的、幽灵的、不在场的。

德里达因此走出消极的分延,走向积极的将-来。与早期单纯强调差异推延了形而上学的意义出场不同,他在《幽灵》中不断号召我们聆听马克思的指令,在对“马克思”这个幽灵他者的回应和期待中进入将-来。期待是一种朝向未来的努力,保留了期待,就保留了过去奔向未来的动力学。另一方面,又因为这是幽灵马克思召唤的他者-“我们”的期待,并非形而上学主体的期待,不会通向现在/在场,也不会通向主体对客体的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