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娟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转向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关键时期,针对统称为新表现主义的各种夸张的绘画风格,艺术批评界的回应大致分成了“反对派”和“赞美派”两方。不过主导艺术市场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已全面掌控艺术圈的华尔街,经过了70—80年代的空前繁盛,以及90年代的低迷,在21世纪,复苏的艺术资本又开始了对各种新艺术的追捧,节节攀升的天价似乎在宣告“赞美派”的胜利。然而在学术圈内,“反对派”却一直是当代艺术批评领域的主流,《十月》几乎成了学术批评权威的代名词。几位主力批评家中每一位的代表作,其引用率都不低于“赞美派”中的阿瑟·丹托,但他们大部分文章的中译本滞后了将近20年,似乎直接导致了中文主流媒体对后现代艺术批评的了解多在“赞成派”单方面徘徊。厘清复数的后现代主义批评的不同旨趣,这一任务迫在眉睫。本文将从哈尔·福斯特于80年代初提出的“反多元主义”和“表现谬见”入手,从理论基础、方法论、历史情境几个方面,质疑丹托作为“赞成派”的论证依据,提出重新理解后现代艺术的紧迫性。后现代文化不是铁板一块,我们还需要辨识其中的积极抱负,继续推进未完成的现代性,这也正是《十月》学派最重要的历史角色和参考价值所在。
在1980年的《主题:后》中,福斯特开篇就划清了界限:“‘后现代主义’是个被随意乱用的词,经常只是以此来区分现代主义,其实只是‘多元主义’的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