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梁鸿:“乡村”是生活的本身

2021-03-12 03:34尤丹娜
南风窗 2021年2期
关键词:梁庄祖屋梁鸿

尤丹娜

“梁庄”,一个由河南省穰县的普通村庄为起点开始浓缩的概念,意指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有浮现土地问题、女性权益、养老与教育等危机,面临乡村与现代文明裂变的村庄。“梁庄”是梁鸿笔下非虚构的故乡,也是当代中国乡村漫漫发展洪流中的缩影。

10年前,梁鸿书写《中国在梁庄》,以自己的脚步丈量家乡梁庄的土地,记录下这座北方乡村的故事与变迁,提出“乡村在今天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它折射出怎样的社会问题与发展问题?”的诘问,浓缩出一部当代中国的乡村发展史。此后,梁鸿又出版了《出梁庄记》,以更为深入的视角探讨梁庄打工者与城市之间的错位,远离土地、寄居城市的漂泊与茫然。

10年后的今日,梁鸿出版新作《梁庄十年》,记述自《中国在梁庄》面世十年来,作为村庄的梁庄变幻的人与故事,折射作为概念的“梁庄”下,随着中国发展带来的乡村新变化、新问题。

十年间,乡村中的人们如何在城乡间寻找认同?女性意识怎样逐渐在乡村萌芽?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乡村是否终将被抛弃?

2020年12月30日,南风窗记者专访了《梁庄十年》的作者梁鸿,就以上问题进行了探讨。

乡土是人类共通的情结

南风窗:这10年间,像梁庄这样的普通村庄,最大的不变是什么?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梁鸿:最大的不变是梁庄这个村庄作为有机体依然存在,即便内部的一些房屋、土地形态、河流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整体依然存在,没有被吞噬或消失。

最大的变化是人,是人的生老病死、个人际遇。10年的时间,村庄整体可能不会展现什么阶段性的重大变化,但人的变化是丰富的、细微的。不同于《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宏大视角,面对梁庄的10年,我希望展示的村庄内部的纹理,展现它像河流、浪花一样的点滴变化。我想突出个人的存在,不管时代怎么变迁,这些还在鲜活活着或逝去的人,有时代的讯息,更有自己不变的生活哲学。

我希望传达出人的永恒存在,这个特别重要。

南风窗:你提到很多梁庄人都一定“要回去,逝去的时候要埋在梁庄,要有这样一块土地”,对“祖屋必须存在、落叶定要归根”充满渴望。我也曾在采访中听到村民有过“动我的祖屋,跟打我的身体一样疼”的表述。对村庄中的人们来说,执着于乡土是一种略显落后的精神支撑吗?

梁鸿:村民对乡土的信仰,不能用“落后”来简单评判。我们今天太容易用负面的词汇来叙述村民的乡土情结,但当他们可以说出“像打我的身体一样疼”的时候,已经是极为直接的感官感受,这说明了乡土的重要性—它是精神支撑,更是一个基本的根。为什么山东的“合村并居”会进行得那样失败?不单单只是没有做好后期安置,更是对村民“伤筋动骨”了。

因为这种乡土的存在,乡村生活比起城市来说更具弹性。比如这次的疫情十分影响城市的生活,但对像梁庄这样的村庄的内部发展反而没有过大的影响:农民干的活儿大部分都是零工,工厂不开工,就在家里;开工了,就回去工作,没有什么特别紧迫的感觉;但在城市里,工作的停滞、房贷的持续……这些都会令人在疫情中变得艰难。

所以有的人会一味批评农民回家修缮祖屋多么愚昧、花这份钱不如在城市里买房投资之类的,是忽视了这个祖屋背后极为重要的象征:是飘摇时刻最后的归依。

南风窗:在《梁庄十年》里,能够看到很多梁庄人即使在外取得了成绩,追求的始終还是回到家乡的认同,要“衣锦还乡”,仿佛村庄中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你如何看待这种寻求认同的方式?

梁鸿:寻求“衣锦还乡”的认同,以及你刚刚提到的执着于乡土,并非是生活在村庄中人的专属,而是人类共通的情结。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面提到过熟人社会的模式:以“我”为圆心,人际关系以同心圆的方式从中心一圈一圈向外扩散,“没有陌生人”。

在乡村,发达了要回村子走上一趟,这和我们在城市中取得了什么成绩,一定要让自己的熟人社会—朋友、家人,甚至是竞争对手知道一样。这是共同的一种对身份归属的追求,只不过在城市一个相对集中、固定的场域,所谓“熟人社会”更散、更宽一些,而乡村的地缘属性更明显,场域更集中,看起来仿佛是村民更爱“衣锦还乡”一样。

所以,将乡土情结、家乡认同完全归结到乡村,有些过于简单化了。

女性问题是撬动文化话语体系的杠杆

南风窗:你在书中谈到,十年间,村庄里的女孩子们结婚以后,就成了“某人的妻子”,在其原本的生活中“消失”。怎样才能对抗这种遗忘?

梁鸿:这个其实非常艰难。在采访和写作的时候我也在想:我在写梁庄男人们的时候,他们永远相互认识、有名有姓,无论走多远,过年总会回到村庄里。但村庄中的女性,过年要跟随丈夫去到婆家的村庄,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化惯性,但这个惯性里潜藏着巨大的问题,这种形式上的遗忘与不自由,也意味着根本性的不自由始终存在。

有的人会一味批评农民回家修缮祖屋多么愚昧、花这份钱不如在城市里买房投资之类的,是忽视了这个祖屋背后极为重要的象征:是飘摇时刻最后的归依。

很难说一下子能有什么办法迅疾地解决这种困境。但能够意识到,所谓“约定俗成的惯性”不是天然的合理,是需要质疑的;能够意识到,将这样的问题显现出来、言说出来、记录下来,就是想要解决问题的开始。

南风窗:最近江浙“两头婚”:女儿不言“嫁”,不再是娘家的“外人”;婚后“两家住”,养老和育儿在代际协调;生育二胎“两头姓”,则让姓氏在两边家庭各自传承,又为了避免关系分裂作称呼上的协调。这可能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吗?

梁鸿:这里面首先有一个问题,当“两头婚”阐述两个孩子“两头姓”的时候,实际上是再造了一次对女性身份的新撕裂:它首先认同了“父权”和“母权”,又通过冠姓的方式将它们二元对立起来。看起来似乎是让女性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真正的自由,难道不应该是我的孩子想姓什么姓什么吗?

“两头婚”一定不是个解决男女性别问题的根本方法,更不意味着男女平等,反而会衍生更多的家庭问题:比如,男方会不会不想管女方姓氏的孩子?这种方式反而强化了归属意识、强化了二元对立,这是非常危险的事。

此外,一种文化惯性力,一定包含着某种文化权力。孤立地争夺冠姓权没有实际意义,如果女性问题得不到解决、如果没有配套跟进各项权利,即使冠了女性的姓氏,也无法真正改变女性的地位,该有的问题还会凸显,该有的歧视仍不得解决。我们不应该把女性权益的探讨仅仅落在符号化的争论之上,那样就失去探讨问题本质的机会了。

南风窗:十年间,梁庄的诸多女孩们经历了被性骚扰、家暴、性侵摧毁的人生,但在网络上乡村中的女性似乎是失声的。如何看待这样的失声,怎样才能让她们可以发声?

梁鸿:乡村的女性问题是一片沉默的海,有太多的人被埋其中。发声这非常艰难,即使是像拉姆这样具备了一定影响力的“名人”,都很难在暴力来临时逃出生天。

如果网上的运动真的有可能形成一个空间:言说的空间,表达的空间,那么我内心希望的是,这一空间能不断扩大,这阵风能持续地刮,直至影响到广大的乡村,让那里的万千女性、万千家庭,能够有所抗争和觉醒。

同时,通过拉姆的不幸我们应该看到,遥远的言说是不能解救屏幕那边的人的。只有身边的人、身边的社会、整个社会的意识有所进步,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化,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其实,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过去还是现在,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可以是一个杠杆,撬动整个文化话语系统的松动,改变从前已成系统的某种思维惯性。在推进之中,可能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包括有一些激进甚至诬告的现象出现,但并不意味着这类关注都是错误的。

能够持续而广泛地讨论,坚决而耐心地推进,一直成为整个社会制度层面、男女层面、人性层面的基本共识,成为每个人的基本常识,那么,乡村中的女性就不会失声。

我希望通过这些探讨,万千个细小声音都能够浮出历史地表,它们相互碰撞,甚至互相抵触,形成一个众声喧哗的场景。最终在社会层面产生一个个空间,女性,或者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空间里面表达自己,能够把自己对事情的理解开诚布公地表达出来并进行呼吁,那将是非常好的事情。

乡村自有可能

南风窗:随着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下沉,一些生活在乡村的人开始用一种近乎丑化的“奇观”方式来展示自己,展示乡村生活。如何看待这样的表达方式?这会让乡村中的人更容易被看到吗?

梁鸿:看待这个问题,要分辨它是否真正是“农民的表达”。一方面,有些通过丑化自己身体的方式来引起注意的视频内容,我觉得这不是在表达自我,这只是一种为了吸取流量的表演。另一方面,人都是希望被别人看到的,但乡村的人表达自我的方式很少,被别人看到的机会、向外部传播的机会也很有限。在快手和抖音这样的视频平台上,每个人理论上都可以被看见,吃饭也可以拍个一小时,有一两个观众,就可能形成某种虚拟的交流,产生某种“我被看到了”的感觉,这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通过拉姆的不幸我们应该看到,遥远的言说是不能解救屏幕那边的人的。只有身边的人、身边的社会、整个社会的意识有所进步,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化,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简单地说“乡村中的人使用短视频就是表达自己”虽然太过绝对,但无论怎样,这是一个好的契机。既然有开始的可能,就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拥有一个表达媒介,或许最开始他选择“奇观化”的方式入局,但逐渐地能够表达自己了,也是一桩好事。我觉得我们的生活需要可能性。

南风窗:乡村在今天意味着什么?它终将会被城市化进程抛弃吗?

梁鸿:如果一定要概念化,“乡村”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

作为一个名词,它嵌入中国生活内部,是不可回避的。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生活在中国当代的人,都没有办法去回避这个话题—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生活。

我一直在写梁庄,是因为我觉得“一个当代村庄的行进”,其实也意味着“现代生活的行进”,我想将乡村纳入当代视野中,让读者意识到这样的村庄与生活的存在。

另一方面,“乡村”作为范畴更大的文明词语,始终是当代人思维方式中的重要一支,它会影响我们的政治、文化、生活,它是思维的底色、是我们文化的本体。如果忽略乡村,也意味着文化认知的缺失。

最后,“乡村”也不单单是这些抽象的概念,它由非常具象的、活生生的一个个人构建,它不该被符号化、刻板化看待。

南风窗:随着现代文明的持续发展,乡村在未来终究会被抛弃吗?作为普通大众,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前视野看待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断裂?

梁鸿:乡村不会、也不该被抛弃。我们可以改造、可以一部分城镇化,但乡村其实拥有诸多可能性,我们应

该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挖掘乡村的新活力,打造新的乡村形态。比如一些艺术家进入乡村生活,他在这里住下来,娶妻生子、工作生活,他们是否也是乡村的一部分?相对应的,一些农民不再种地了,偶尔回到村庄,他们是否就不属于乡村?

理解“乡村”,不应该是一直笼罩在固定概念之下的,應该将其打开;看待乡村和城市的断裂,也应抱持开放的姿态。乡村与城市、村庄与现代文明,本就是相互裹挟着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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