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广乾 ,周雪娅 ,李昕怡 ,刘 莉
(1.郑州大学 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2.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市场不断完善,作为市场微观细胞的企业为经济发展和剩余价值的创造做出较大的贡献。但环境的公共品特性和企业的自利行为导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较为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和限制。在支撑市场经济有效运行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企业也是环境污染物的主要制造者与资源的主要消耗者,特别是重污染行业的工业企业长期采用粗放型发展模式,导致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已接近环境负荷极限,成为环境污染的重要源头[1],因此,企业也成为环境治理和改善的主要力量或规制对象。在此背景下,如何改善并提高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行为积极性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久发展逐渐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紧迫问题。
实践表明,由于资源和环境的公共性,作为自利性的企业因治污投资较大而在环保投资上缺乏积极性与主动性,企业的产品成本无法体现出社会成本,企业环境污染物排放无法得到有效治理或控制,因此,需要借助政府环境规制政策这一外生力量来引导和激励重污染企业实现绿色发展[2]。现有关于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文献大多从政府环境规制、外部资源约束和企业协调因素等方面分析中国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方式[3-9],这些研究大多将考察重点放在外生因素对企业环保行为的研究上,忽视了企业内部的公司治理有效性及其产权性质在其中的传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