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熊赛跑：中国高铁站点争夺的区域竞争新解释

钱则一 施贞怀 陈强远 李晓萍

一、引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4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这称之为“中国增长奇迹”。大量的文献将这归结为思想和行动上高度共识的“政府治理模式”，并为其贴上了“中国式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的标签(杨其静、聂辉华，2008；杨其静、杨婧然，2019)。这种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搞对了激励”，为地方发展经济提供了制度动力(张军，2005)。经济增长在地方官员考核体系中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为晋升而竞争，衍生成为GDP和利税竞争(王文琦，2013)。为增长而竞争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吸引人才、资本、创新要素、技术等。为了吸引要素的流入，地方政府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工具和激励措施，提供了土地供给、财政激励、营商环境优化、市场化改革等政策租。

自2003年秦沈客运专线以来，中国高铁极大地改变了国民的生活方式，加速了沿线地区要素、信息和知识的流动，并改变了物理时空和人们所感知时空，使得区域之间的时空距离被“吞噬”了。对于地方发展而言，尽管高铁设站需要巨大的前期投资，但建设资金主要出自“上面”，地方主要负责征地拆迁等费用。从收益端来看，高铁能促进制造业聚集，推动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工业的发展，并加快人员、物资、资金、信息流动，促进沿线资源开发(陈强远、黄阳华，2018)。因此，高铁不仅是现代社会更高效、快捷、舒适的通行方式，也是地方招商引资的城市名片，是一条通往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财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