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助力返乡人员参与乡村振兴研究

杨 齐 王昭娟

(甘肃政法大学商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及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的重点在于产业，基石在于人才，然而目前乡村主体存在“引不进、育不成、用不好、留不住”的现象。据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年4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本地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较去年增长82万人，增长0.7%，尽管在自我和家庭、社会市场需求及政府政策的需求导向下出现了乡村主体返乡现象，但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员返乡及进一步将返乡人员留在乡村仍是当前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一、理论分析

社会企业的出现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返乡人员进一步为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新路径。与之前的中青年向城市转移相比，“返乡”成为我国人口流动的一大潮流，但青年返乡的规模较小，乡村仍存在着主体缺失问题。青年返乡多是返乡创业及大学生村官等相对“精英式”人群，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着行业、市场、管理、行政和法律等多重风险，总的来说，与青年农民返乡创业相比，进入城市务工在长期内将对乡村农民更具吸引力。家里需要照顾、家乡新的发展机会的吸引以及回家另谋出路构成了农民主体回流返乡的主要原因。

(一)社会企业吸引乡村主体返乡

农村青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更是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基本原则被提出，因大量青壮年外流导致的农村空心化成为农村精准脱贫的主要困境。返乡潮流已出现，但主体返乡后，商业企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较高，加之乡村产业发展进程慢，使得返乡人员就业前景窄，由此新生代返乡农民工首选还是外出务工，因此建立返乡主体的留人机制，并吸引更多返乡人员是乡村发展的首要问题。而乡村振兴是社会创业机会创造、开发和实现的过程，也是社会创业者通过赋能方式帮助村民发现乡村价值、实现价值共创和共享的过程。社会企业则可以通过建立农业产业带动农民创业，实现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和增收。为返乡人提供发展的外部环境，满足其生存发展的需求，故社会企业是帮助乡村减少人口流失和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手段，能够吸引更多的返乡青年。

(二)主体返乡促进乡村振兴

生活在乡村里的人是乡村振兴的主体，而乡村振兴正面临着以人口外流为标志的主体缺失，主体的回归与否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成败。返乡人员一方面解决了农村空心化的现象，为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青年在城市中所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有助于帮助实现城乡文化融合的发展。

现有研究指出，青年返乡创业能够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服务型精英的返乡又可促进乡村治理结构的完善，农民返乡推动农村文明和治理现代化建设，农民返乡创业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因此，主体返乡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前提，是实现人才振兴的基石。

(三)社会企业帮助乡村振兴

社会企业区别于传统商业组织的特征使其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研究认为社会创业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上具有显著作用，社会企业能够兼顾社会、生态和经济的特点，使得其在乡村情境中，能够将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纳入到收益考量当中，解决市场、政府和慈善“三重失灵”的问题。社会企业能够助力脱贫攻坚，帮助实现乡村振兴得到了认同，但是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还需深入研究。目前对于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方式，主要通过内外部赋能帮助村民实现主体地位并实现乡村产业的持续发展。

“返乡潮”带来了乡村发展的新机遇，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主体的回归给乡村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活力，农民返乡后主体地位的实现依靠外部环境的支持与外部力量的介入，为其提供发展的条件。社会企业的嵌入为农民返乡和乡村振兴之间建立联结机制，为返乡农民的发展提供动力机制，实现农民返乡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良性循环。

二、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

社会企业是解决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等问题的有效手段。乡村振兴在政府、社会等的帮助下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难以建立起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单纯依靠政府手段、外界资助，乡村发展难以实现持续性。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以解决乡村问题为己任，帮助乡村建立长效发展机制，对乡村振兴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国家颁布的一系列对乡村发展和农民返乡的支持政策，青年建设家乡的返乡热情高涨，促发了新一轮的返乡热潮。农民返乡使得乡村振兴的主体回归，而主体的回归不仅给乡村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还带来了压力，农民在文化程度、就业能力等方面存在不足，乡村产业的缺失又给农民就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基于此，主体的回归与乡村振兴之间难以形成对接，返乡潮的到来给乡村振兴带来了双重影响。如何充分发挥返乡主体的优势作用，成为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一大路径。

(一)社会企业通过结构赋能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产业扶贫是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力支撑，产业是乡村实现脱贫和振兴的关键，对于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转型，人口就业以及基础设施的改善具有重要作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兴旺”也表明乡村振兴要依靠当地产业的发展，以此建立产业扶贫的长效机制。而目前我国乡村产业的发展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趋同、缺乏产业特色，以小农经济和初级农产品为主等问题。产业的缺失造成了乡村主体的缺失，大量劳动力流失，以寻求生存发展，使得乡村振兴难以实现。

结构赋能强调改善外部条件，如组织、制度、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等，消除阻碍主体获取资源或满足需求的结构性障碍。首先，社会企业的结构赋能帮助乡村发展改变外在环境，为其提供资源和机会，即帮助乡村实现产业发展的需求，建立满足乡村主体发展的外在性、结构性要求，为其提供就业和创业平台。不仅如此，社会企业在乡村振兴中坚守“社会、生态、经济”三重底线，在促进乡村发展的过程中保证生态平衡和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其次，社会企业以其社会资源为乡村发展提供资源渠道，与政府的政策支持相比，社会企业的结构赋能依托当地资源建立乡村特色产业，建立乡村发展的长效机制。再者，社会企业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主要任务，社会企业参与到乡村振兴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乡村发展努力，与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相比，社会企业注重乡村发展的可持续。对乡村发展进行结构赋能能够帮助乡村实现产业振兴，产业的发展可以帮助吸引大量人员返乡和留住返乡人员，由此实现返乡潮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循环机制，实现返乡背景下的乡村振兴。

(二)社会企业通过能力赋能实现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的“五个振兴”都需要人力资本作为保障，人才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农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留得住、用得上、用得好”的实用型人才，这对于推广农业科技、带动农民创业等具有重要作用，而目前乡村人缺乏正规性与针对性的培训，实用人才总量不足、层次不高，这就使得现代农业的发展缺乏人才的支撑。

能力赋能是对乡村人才的培养，可以推动乡村产业的技术创新，摆脱初级农产品的生产，帮助村民进行模式的创新。社会企业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不仅为乡村人提供就业机会，还对其进行技术培训，开设专业培训班，邀请专家进行讲解，以此对乡村主体进行能力赋能。能力赋能还帮助提高农民机会识别的能力和长远发展的眼光，促进乡村发展的生态性。在能力赋能的过程中，提高村民的就业竞争力和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用人才的发展推动产业的发展。社会企业通过对其进行能力赋能，在促进乡村发展的过程中，村民通过成为社会企业中的“优质员工”帮助了社会企业的发展，促进社会企业乡村资源的可持续，对村民进行能力赋能缓解了乡村发展人才缺失的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中的人才振兴。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乡村振兴这一国家战略背景下，乡村主体在现实与情感的双重刺激下出现了返乡现象。在农民主体返乡的情境下，社会企业通过结构赋能与能力赋能方式实现乡村产业与人才的发展，由此实现乡村振兴，建立乡村振兴与乡村主体返乡的长效机制。由于乡村振兴与主体返乡二者是相互关联，并非完全分离，故用虚线相隔，如图1。

图1 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

三、乡村振兴的社会企业模式

社会企业推动乡村振兴的机制表明，在留住返乡人员的过程中，一是要建立当地产业，提供返乡人员发展的外部环境；二是要提高乡村主体的自身素质，为乡村发展提供可能，即社会企业既要通过结构赋能促进当地产业的发展，又要通过能力赋能实现人才的振兴，以此实现农民的真正返乡。能力赋能是对乡村农民的赋能，对人才技术的输出，属于人才的振兴；结构赋能是对当地产业的发展，属于产业的振兴。学者刘志阳根据社会创业对乡村发展内外部赋能的不同，将乡村发展模式划分为四种类型，借鉴此方法，研究将根据社会企业在结构赋能与能力赋能二者间的侧重点不同，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型。

高结构赋能与高能力赋能是对产业与人才的同时发展，能够在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实现社会企业的发展，由此实现乡村与社会企业的相互依存；高能力赋能与低结构赋能，则是以人才发展为主，而缺乏特色产业的支撑，这就使得乡村的发展依赖于外部人才与技术的输入，寄生于社会企业的发展；高结构赋能与低能力赋能是对当地产业的着重发展，通过产业的发展为乡村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因此，根据结构赋能与能力赋能比例的不同，将乡村振兴的社会企业模式分为三类：以四川省犍为凤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为代表的共生型、以分享收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寄生型、以泰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内生型。

(一)乡村共生模式：四川省犍为凤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犍为凤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凤生纸业”)始建于1958年，1999年经资产重组成立了凤生纸业，旨在通过发展竹林产业带动家乡犍为县的产业发展和资源的合理利用，实现当地农民的增收及家乡的脱贫致富。当地存在农户林业知识不足、劳动力分散及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的劳动力不足等问题。针对此问题，凤生纸业通过“产业扶贫、智力扶贫、生态扶贫”三种方式参与到当地的乡村振兴中。在产业扶贫中，首先，凤生纸业大量的用竹量拓展了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户的收入；其次，建立与竹农利益的紧密连接，形成企农发展联合体，带动竹农联动发展，并对联合体中的农户进行适当的价格倾斜；最后，凤生纸业引导农户成立竹林种植专业合作社，采取互帮互助的形式开展竹林的种植管理。通过当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当地居民的收入，吸引了大量农民返乡，截至2019年，凤生纸业与犍为县16个乡镇、146个村、3.8万户签订了合作协议，为当地竹农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惠及10万余人。

在智力扶贫中，凤生纸业聘请专家对竹农进行林业知识和种植管理技术的培训，促进竹林的稳产高产，并提高竹农自身的“造血功能”，实现乡村振兴对人才的需求。在生态扶贫方面，与公司“善待资源，勿忘本色，专注竹制品，与生态、社会和谐发展”的企业使命相一致，凤生纸业将生态保护放在首要位置，让贫困人口在生态建设中获得更多的实惠，制定了森林经营政策、目标和阶段性指标；在竹林采伐当中，对所有竹林采取择伐的经营方式，择伐的具体作业方式为砍伐、造材。凤生纸业在经营发展中采用可持续资源利用和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式，将生态保护落到实处，保护了当地的资源，使贫困人口获得生态效益。

四川凤生纸业的发展主要依托当地特有的竹林产业，加之凤生纸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扶贫、智力扶贫、生态扶贫”，使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保护同时得到发展。凤生纸业在参与乡村振兴中以结构赋能、能力赋能为主。通过结构赋能促进了当地产业的发展，通过能力赋能帮助居民提高自身的“造血能力”，通过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的同步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实现。凤生纸业对竹子的需求量及当地竹林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当地农民返乡，并留住了大量返乡农民，减轻乡村劳动力流失，乡村发展主体缺失的问题，实现了返乡潮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良性循环。

凤生纸业与犍为县的发展之间相辅相成，通过发展当地特色产业实现乡村振兴，并保证自身发展的资源需求，因此凤生纸业参与犍为县乡村振兴的模式为共生模式。

(二)乡村寄生模式：分享收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分享收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分享收获”)于2012年成立。分享收获是清华大学社区食物安全研究推广中心的实践基地，是一个公益性服务型社会企业。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当下，试图探索出一条食品安全的解决之道，倡导有机农业“生态、健康、公平、关爱”的四大原则。分享收获的创始人石嫣及其团队创办了国内第一家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农园，采用社区支持农业的经营理念，倡导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并希望重建农村与城市社区和谐发展、相互信任的关系。主要进行社区食物安全、社区支持农业，乡村综合发展、乡村环境综合治理的研究实践工作，并进行基于农户的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分享收获的运作方式是“把有机蔬菜配送到消费者家里”，取消中间商，让农民与消费者对接，共同承担风险，分享利益。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理念，不仅加强了城乡之间的互动，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而且实现了农民的增收。农园的目标是实现“永续农业”，强调生态系统的自我循环和可持续发展。至2018年分享收获直接实现土地净化保护一千多亩，累计减少化肥使用超过100万斤，农药纯液两千四百多升，处理牲畜粪便25,000立方米，受其直接或间接影响而成立的国内CSA农场超过1,000家。实现了农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同步发展，即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同步发展。其次，在获取资源支持方面，企业与消费者共同建立乡村振兴的支持力量，共同支持乡村的有志青年和愿意改变生产方式的农人，将真正的食物的提供者——乡村和农人作为最根本的社会动员的对象，实现乡村赋能。再者，分享收获建立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通过新农人培训班培养土生土长的新农人，构建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并对其进行土壤、生产、技术、营销、管理等农业全产业链的培训学习，为乡村发展提供人才输出，引导现代农业的发展，并把人真正地留在农村、建设农村和发展农村。分享收获通过对新农人的培育不仅吸引了大量返乡青年为乡村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社会生态农业的提出又促进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农业的发展。

分享收获通过对新农人的培养，吸引了大量的返乡青年，通过能力赋能的方式促进乡村的发展与振兴，更通过CSA的方式为农业产品提供销售渠道并实现利润最大化。分享收获参与乡村振兴更多是通过能力赋能的方式，结构赋能较少。对于乡村来说，乡村的发展寄托于社会企业的人才输出和农业技术推广，没有自身独特的产业，因此称这种乡村振兴的模式为寄生模式。

(三)乡村内生模式：泰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泰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泰泉合作社”)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营盘镇沧东村，由杨雪于2016年返乡创立，以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为初衷，其结合大水塘村独特的资源优势，如交通便利、水源充足、土地平坦肥沃等自然条件，村民种植蔬菜的传统以及自身在外打工的经历创建了集食宿接待、蔬菜种植、生态养殖、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绿色生态庄园。合作社将土地从农户手中流转过来，进行规模化的种植，由此改变了土地资源零散和管理不善的问题。合作社共有四百余亩蔬菜、90亩桃树，一家能同时接待二十余人住宿、九十余人就餐的农家乐，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将农业与旅游相结合，建立乡村旅游，为当地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增收模式，改变原有“靠天吃饭”的状态；让农民变身工人，实现了合作社盈利、村民家门口就业的增收目标。合作社有固定用工三十余人，每年使用临时工1,600人次，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不仅如此，为解决蔬菜种植中的技术问题，提高工人的工作能力，合作社聘请了技术指导员用以传授蔬菜育苗及管理技术，推动优质高产。泰泉合作社为村民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在实现脱贫致富的同时，致力于乡村产业的发展绿色化、生态化，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乡村发展的可持续。

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农民返乡创业提供平台，易形成集体行动、集体学习和资源共享等，合作社也易与城市销售主体形成战略联盟，由此建立销售渠道。泰泉合作社同样如此，为返乡人提供了就业创业的平台，帮助贫困人群脱贫致富。合作社除了给村民土地流转费，每月的固定工资之外，年底还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分工，实现了村民由农民到工人之间的转变。泰泉合作社作为一个绿色生态庄园，在实现乡村发展的同时还进行了生态保护，坚持了“社会、生态、经济”三重底线，促进了乡村发展的可持续。

泰泉合作社在参与乡村振兴中，以产业发展为主，为农户的发展提供平台，依托当地自然资源，发展当地特色种植业，进行结构赋能，为返乡人员提供外在条件。泰泉合作社以结构赋能为主，较少具有能力赋能，通过建立当地产业形成内生动力，以内生产业和村民主体地位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因此称这种乡村振兴的模式为内生模式。

对上述三种模式进行分析可知，共生模式以高结构赋能与高能力赋能为特点，由凤生纸业的发展可见，此种模式的发展需要依靠当地的特色产业，建立乡村发展的产业依托，此外，社会企业在对村民进行能力赋能时，聘请专家、对村民进行培训，与村民签订就业协议以解决就业问题，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这种模式适用于当地具有特色产业以及企业规模较大，投入较大的地区。寄生模式以高能力赋能与低结构赋能为特点，由分享收获可知，其在帮助乡村发展时，主要通过人才输出，为乡村提供有知识、有技术的新农人，通过新技术促进当地现代农业的发展，乡村情况也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因此这种模式适用于缺乏特色产业，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通过人才与新技术发展现代农业。内生模式以高结构赋能与低能力赋能为特点，泰泉合作社的发展依托当地资源，由当地居民返乡创立，其主要实现规模生产，由当地村民合作实现，当村民的社会资源、外部嵌入较少时，可以通过规模生产的方式，建立乡村发展的产业支柱，为乡村的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因此这种模式适合于拥有特色产业、社会资源不足的情况，以自身发展促进乡村发展。具体见表1。

表1 乡村社会企业模式比较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进行总结，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社会企业是建立返乡人员与乡村振兴双向联结的中间机制。面对返乡现象，如何为返乡人员提供就业机会，留住其进行乡村建设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问题。村民返乡意味着主体的回归，为乡村振兴提供人力资本，返乡人员基于“情怀”返乡，若缺乏发展条件和就业机会，则会造成他们基于现实离乡。因此建立起留人机制，为其提供发展机会是前提。社会企业通过结构与能力赋能，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与村民主体地位的确立，通过改善外在条件、提高内部能力，助力返乡村民实现乡村振兴，而乡村发展又可为其吸引大量的返乡青年。由此可见，社会企业是建立村民返乡与乡村振兴双向联结的中间机制。

第二，乡村发展模式应根据其具体情况而定。乡村因其所处地理位置不同而所拥有的资源不同，不同的条件应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例如，若乡村含有特色产业，应依托于产业进行发展，若乡村仅以农业生产为主，则应主要发展新技术，培育新农人，运用新技术着力发展现代农业。此外，乡村发展应坚持“社会、生态、经济”三重底线。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建立乡村发展的长效机制。

第三，全面认识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性。社会企业因其商业手段与公益目标的双重属性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在返乡情境下，社会企业通过对乡村发展建立返乡人员的留人机制，提供了乡村振兴的主体。在东西部地区发展差异的现实下，相较于东部，西部地区人员外出，产业不足等问题更加严峻，给乡村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挑战。基于此，社会企业可着眼于西部地区的现实问题参与乡村振兴，利用其社会资本建立西部地区与外部的联系，引进东部发展模式；立足当地环境，发展旅游业、农家乐等产业，建立乡村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吸引人员返乡。社会企业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全面认识社会企业的价值，吸引更多社会企业参与到乡村振兴，能够为乡村振兴的实现引入强大的动力支撑。

注 释：

①资料来源：《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0-04-30，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30_17427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