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倩倩
中医典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集医学和文学价值于一体,既有科技文本的特征,也融合了儒、道、佛等哲学文化而语义深奥,如《黄帝内经》体现出的整体观、辩证法、阴阳论和五行学说等医哲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当代中医发展的根基。《黄帝内经》的英译研究自2000年以来逐渐展开,研究者们将多种翻译理论灵活运用到单个译本研究或多个译本的对比研究之上[1],然而笔者在CNKI检索中输入“中医翻/英译哲学研究”,发现与之相关的论文仅有7篇[2-8]。这7篇论文中既与《黄帝内经》的翻译相关,又从哲学解释学视角出发的论文仅占3篇。笔者不揣浅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借助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提出的哲学阐释学理论,分别从译者的“前见”“译者的主体性”以及“视域融合”三个方面,对《黄帝内经》三个英译本进行探讨,旨在为中医典籍英译的哲学研究提供借鉴。
吕俊[9]认为:“哲学思想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翻译研究也不例外。”哲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突出特征,影响较大的学者有胡塞尔(Husserl),并经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伽达默尔发展为阐释学语言观。20世纪90年代伽达默尔[10]在其著作《真理与方法》中提出了“哲学阐释学”(hermeneutics),并写道:“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 “哲学阐释学”也被译为“哲学诠释学”“哲学解释学”,其中“前见”“译者主体性”及“视域融合”是哲学阐释学关于阐释和翻译的三个重要概念,哲学阐释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模式,是翻译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