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云南农民画中的美丽乡村形象研究

摘要：新时代中国文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农民画是文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重要方式。云南农民画经历了从户县模式向金山模式转变的历史发展进程，到了新时代更具民族和地方特色。新时代云南农民画集中表现了云南美丽乡村形象。云南特色农民画的发展为“以我手画我心”的民间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新时代;云南农民画;美丽乡村形象;民间艺术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22-00-03

新时代的中国文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坚持从人民中来、从生活中来，最终回到人民中去、回到生活中去。以农民为创作主题、以农村为表现主题、以反映农民现实生活和精神趣味为目标的农民画在新时代的中国受到了极高的重视，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目前中国已有不少有名的农民画之乡，比如陕西延安安塞、江西永丰、江苏南京六合、上海金山等。云南农民画有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环境，其中所反映的云南新时代美丽乡村形象（包括自然景观、村落景观和人文景观）也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1 云南特色农民画的发展历程

农民画是由非专业人士创作的以乡村各类形象为主题的民间绘画作品。农民画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全国遍地开花，但整体发展一波三折，主要经历了户县模式和金山模式两个阶段[1]。所谓户县模式，是指20世纪7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盛行的以官方政治任务为主导、以时事宣传为创作导向的农民画创作模式;所谓金山模式，是指改革开放以后以市场经济效益为主导、以个体艺术为创作导向的创作模式。两种创作模式有其各自的历史背景和利益诉求，创作主题和风格截然不同。

云南农民画在全国农民画浪潮中一直不曾落后，但整体上有比较明显的滞后性和模仿性特征，在此基础上还具有本地特色和民族特色。

所谓滞后性和模仿性，是指云南农民画的产生是在以户县为代表的农民画取得明显的政治宣传效果的情况下，直接向户县农民画学习和借鉴的结果，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宣传运动的结果。受到户县农民画的影响，云南农民画的动员、培训和组织都由政府主导，农民画运动开展过程中的一切经费也全由政府承担。这一时期的农民画创作者与其说是画画者、艺术家，不如說是政府聘请的公务员。他们通过参与农民画的学习和创作换取工分，获得资助。这样的农民画运动虽然使农民画受到了重视并且盛行一时，但实际上并没有以农民和绘画为关键词，不像一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艺术运动，更像一场配合政治需要的宣传运动。

改革开放以后，配合政治需要的农民画创作依然存在，但是已经严重回缩到几乎被人遗忘的程度，直到上海金山模式出现。上海金山模式是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下，逐渐摆脱农民画作为政治宣传的单一身份，丧失了政府财政包干的经费支持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个人创作、自力更生、市场化运作的农民画发展模式。云南农民画在改革开放后一度沉寂甚至无以为继，从事农民画创作的人员和机构在失去财政经费支持后不愿意继续创作，选择重归于农业生产的本行。直到受到金山模式的影响，一部分重归农业生产的创作者在农闲之余，或出于个人喜好，或出于经济利益，重新开始创作农民画。因为摆脱了自上而下的单一标准的限制，这一时期的农民画更强调以淳朴的视角、热闹的构图和平实的重彩，“以我手写我见”“以我手画我心”地自由创作。

到这一发展阶段，云南农民画才真正做到了名副其实：由农民创作，描绘农民身边、眼中和心中的美丽乡村，表达农民的生活现实、审美趣味和精神需求。也是这个发展阶段，才真正践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中“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原则。

2 新时代云南农民画中的美丽乡村形象

作为一个地理地貌复杂、文化特色鲜明、民族文化极为丰富、跨境文化交流频繁的地区，云南省的特色农民画逐渐发展壮大。云南农民画的发展与全国农民画的发展具有紧密关联，但又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新时代云南农民画除了符合农民画“农民创作、描绘农村、自我表达”这三个共同特征外，在表现特色自然景观、民族风情、特色节庆和劳动生产方面也别具一格。云南省内的农民画在多点分布的同时，相对集中分布在昆明、腾冲、文山、楚雄等地。

新时代云南农民画是新时代云南广大乡村高速发展、不断变化的现实在朴实的农民心中的最真实反映。2019年9月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见证新时代 中国农民画精品典藏》[2]画册正是新时代中国农民画，特别是新时代云南农民画的一份重要文献，此画册的出版本身也说明了新时代云南省对于农民画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投入。这本画册收录了来自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具有代表性的234幅农民画精品，其中来自云南省的精品农民画多达48幅，占到了总数的1/5[2]。

这些云南农民画精品体现和继承了中国传统文艺“直抒胸臆、一咏而三叹”的抒情传统，表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云南农村繁荣发展的美丽面貌，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生产、富足喜庆的精神状况，同时展示了云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资源，展示了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展示了云南人民积极乐观、能歌善舞、勤劳朴实的总体形象，抒发了对美好生活的满足以及对幸福未来的信心。

新时代云南农民画在内容上以表现生活场景和生活中的人事物为主要题材，践行“以我手写我心”的创作原则，并在做到如实反映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巧妙地夸张和变形。在技巧上注重色彩平涂和朴实构图所形成的独特画面效果，色彩鲜艳，构图饱满，充满生活情趣和美好乡村意趣，表达了对家乡变化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营造了喜庆热闹、积极乐观的总体情感氛围。其中有大量关于美丽乡村形象的描绘，体现了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巨大成果。这些美丽乡村的形象描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2.1 自然景观的美丽形象。

美丽乡村之美，首先在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自然之美。云南地理地貌具有多样性的整体特征，具有除了沙漠和海洋之外的所有自然景观类型，因此被称为“彩云之南”“七彩云南”。艺术源于生活，云南农民画创作者情系家乡，在选择绘画题材时少不了对自然山水和人物的关注。比如昆明呈贡农民画家高金华的《梨园欢歌》和钟玲的《家乡美》都以昆明呈贡区万溪冲村最具特色的万亩梨园、梨花满园为主要表现对象，而昆明石林县农民画家龙金尧的《夜石林》则表现了绚烂的灯光中鬼斧神工的石林夜景之美。

2.2 村落景观的美丽形象。

“小小村落，袅袅炊烟，路上一道辙”，小小的村落、弯弯曲曲的巷子，“鸡栖于塒，牛羊下来”，是多少游子思乡的寄托所在。多样化的民族村落景象也是云南农民画最具代表性的表现主题。保山腾冲市贾明安的《春回傣家》以全景图的方式表现了傣族传统村寨的竹楼形象以及傣族村寨的整体布局，又在前景中描绘了汽车、摩托、巴士等现代化交通工具以反映傣族村寨中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同样来自腾冲的农民画家罗朝德在《古镇》中则以“茶马古道”驿站的乡村古镇形象为核心，表现古镇里大树半遮半掩下人来人往、繁忙欢快的生活景象。昆明官渡区农民画家陈为群的《石村》则表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由石头垒起来的石头城的村落形象。

2.3 人文景观的美丽形象。

云南地理环境多样产生了多样化的社会文化和生产生活场景。这些与农民画创作者朝夕相伴的人文景观也是云南农民画中美丽乡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劳动生产（收玉米、建房子、打鱼、犁地等）、歌舞节庆（傣族泼水节、彝族火把节、苗族花山节、春节、赶集、婚礼等）、特色美食（长街宴、过桥米线、蒸饵块、酿新酒、尝水酒等）、特色文化（腾冲皮影戏、瓦当猫、茶马古道文化、阿诗玛传说、白族土著信仰、民居、服饰等）等四个方面。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云南特色农民画主要表现题材集中在对美丽乡村中自然景观、村落景观、人文景观的描绘。虽然使用了重彩变形和重叠复沓等特殊手法，但其依然属于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直接表达真情实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3 新时代云南农民画美丽乡村形象的思考

新时代云南农民画既结合市场经济发展，符合社会需要，又能展示美丽乡村建设成果，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感受和向往，是“以人民为中心”表现新时代的重要方式，也是新时代文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重要途径。

描绘云南美丽乡村的农民画的代表案例有很多，大理双廊伙山村的白族农民画就是其中具有影响力的一种。大理双廊伙山村的白族老奶奶画家们，从最初对绘画一无所知，到能熟练运用绘画这种艺术形式描绘眼中的生活、身边的事物、心中的美丽乡村，是新时代云南农民画展现美丽乡村形象的重要代表[3]。美丽乡村既需要青山绿水，也需要文艺介入。新时代的农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打开了世世代代过着同样生活的人们的眼界，让他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世界，观察自己的生活，回味自己的人生，表现身边的人、事、物。

最早的艺术，来自人类对于自我以及现实生活的最初的观察、感悟和變形;最好的艺术，来自人们对真情实感的回味、咀嚼和升华。“文学艺术来自人民群众自发的生活记录和情感表达，文艺自身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产物……中国文艺要满足人民群众最普遍、最迫切的心灵期待和精神需求”[4]，“戏曲艺术的生命力在于从众随俗……因此戏曲所要寻找的是与接受者共鸣的‘交汇点’，与文化层次、生活阅历、理解能力等不同的平凡大众的‘交汇点’，即‘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就其本质而言，即‘事之常有’‘理之极平’，‘愚俗百姓，人人易晓’的耳目之前、布帛菽粟之中的‘常情’”[5]。发端于民间的戏曲艺术如此，作为民间艺术的农民画亦是如此。

朴素的自然情感、生活情感人人都有，怎么把自然情感和生活情感变成艺术情感，再转化为艺术形象呢？为什么明明有鲜活的生活感受和多样化的审美需求，而几千年来广大老百姓对于艺术创作却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呢？原因在于缺少把眼中之竹内化为胸中之竹，最后通过一定的技巧训练，把耳目之前的眼中之竹和胸臆之间的胸中之竹进一步升华为主客体相统一、意与象相统一的手中之竹的能力和信心。要把这种朴素的生活情感转为艺术创作的动力，需要用艺术审美的眼光和思维观察它、回味它、升华它。这些大理双廊伙山村的老奶奶虽然受到了专业画家在绘画创作技巧上的启发和指点，但她们能成为农民画创作者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她们自身具有较强的生活感受能力和受到当地积淀已久的各种民间艺术的熏陶，这两者也就决定了她们的农民画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和个性。

在“以我手画我心”的创作方法中，“我手”与“我心”都是很重要的，其中的“我心”更为重要。更进一步来讲，“以我手画我心”，不管是“我心”还是“我手”，都是以“我”为核心，都要建立在“认识你自己的本质”“回味你自己的生活”“表现你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基础上。这个“我”才是最重要的，正所谓“我之为我，自有我在”“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这里的创作主体“我”既包含了肉体的我、感性的我，也包含了从艺术中学到的艺术审美眼光，自我对眼中所见、心中所想的美好生活的深切感受。

因此，真正有价值的农民画在发展过程中，首先需要促使创作者感性解放，使这些平时忙于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众，在物质生产之余能够用艺术审美的眼光看一看自己辛勤耕耘、努力建设的美好世界，并把这种对于美好世界和美好生活的喜悦和期盼转化为艺术创作的源动力。眼中有丘壑，胸中才有丘壑;胸中有丘壑，笔下才有丘壑。创作山水画是这样，描绘新时代美丽乡村形象也是这样，要先学会用艺术审美的眼光去发现古老乡村的积极变化，发现自然人文之美，才能有动力去学习描绘美丽乡村的具体技巧，才能有素材去收集、整理和升华，最终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之余创作出反映伟大新时代、美丽新时代的绘画作品。

而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能够“以我手画我心”表现美丽乡村形象的农民画创作太少，能够在劳动之余观察、表现这个伟大时代的民间艺术活动太少。大部分人民群众在努力改造和建设美丽新世界、伟大新时代，但没有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观察、感受和分享这个世界的美丽和这个时代的伟大。广大的乡村还需要更多的艺术介入和艺术下沉，引导人民群众更好地确立时代主体的自我认识，更好地在情感上融入这个新时代、在思想上认同这个新时代。

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乡愁”，提到人民群众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这要求我们在关心国家富强、科技发展、经济发达的同时，关心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改善、精神需求的满足、幸福感与获得感的增强，回应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更高境界的追求。人民群众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是一个空洞的目标，而是涉及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的现实感受。农民画的健康持续发展，正是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结果，也是广大乡村越来越好的艺术见证。

参考文献：

[1] 李康成.云南农民画及其在艺术乡建中的价值研究[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21.

[2] 云南美术出版社.见证新时代 中国农民画精品典藏[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9：1-5.

[3] 曾莉，唐雪琼.基于文化表征理论的传统村落景观意象研究：以云南双廊白族农民画为例[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8（4）：130-135.

[4] 陈细义.习近平新时代“文艺筑心”美育思想的特征研究[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9（3）：91-98.

[5] 陈多.戏曲美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172.

作者简介：陈细义（1984—）男，湖北黄石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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