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昊民,徐书会,马 君
(上海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444)
随着工作日益动态化和去中心化,组织越来越需要员工从被动接受命令到主动识别和解决问题,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行为(proactive behavior)[1-2]。主动性行为是一种旨在改变环境或改善自身的预见性行为,具有自发性、未来性和变革性[3],对于完成个人任务、实现团队目标及优化组织决策等具有积极作用[4],并日益成为组织成功的关键[5-6]。
什么样的工作才是有意义的?这是一个学者们在理论上难以回答、普通“打工人”在实践中也难以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伴随着工作性质的瞬息万变及“零工经济”的蓬勃发展,工作意义(meaningfulness of work)重新激发了学者们浓厚的兴趣[7]。现有研究认为,工作意义既包含客观特征,如自主性、自由和社会认可,又是一种积极的、个人的主观体验[8],主要受工作设计、领导、组织氛围和积极的工作关系等影响[9],并对个体的态度[10-11]、情感[12]和行为[13-14]具有积极影响。目前看来,工作意义对主动性行为的影响还鲜有人涉及。然而,2020年2月,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以武汉快递员汪勇为代表的普通“打工人”[15],纷纷将自身有限的工作能量发挥到了极致,表现出超乎常人想象的主动性行为,这引发了人们深刻的反思与热烈的讨论。为何“打工人”能焕发出“追梦人”一样的力量与光芒?
究其关键原因,工作意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现有文献,关于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前因研究取得了丰富而显著的成果,员工个体差异(年龄、性别[16]、知识能力[1]、主动性人格等[17-18])和情境因素(工作设计、领导、同事、组织氛围等[19])显著影响其主动性行为[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