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的阐证智慧及其当代启示

摘要：作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纲领，《共产党宣言》一直被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奉为圭臬。在共产主义备受质疑与压制的19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能够以其超时空的生命力挣脱时代的桎梏，开辟出令世界共产主义者引以为傲的思想疆域，其中所蕴涵的阐证智慧是值得深思的。《共产党宣言》的阐证智慧在于其独具风格的语言智慧、批判扬弃的谱系智慧、超越时代的洞见智慧，这三重智慧连携相生，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支撑性的内在张力。在当代中国，必须认识到《共产党宣言》带来的三重启示：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联动促进中外马克思主义协同发展、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执政领导地位。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语言哲学;辩证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2-0086-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度规划基金项目“香港大学生国家认同研究”（18YJA710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睿夫（1995-），男，湖北荆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共产党宣言》所呈现出的智慧是伟大的——其话语之严密、思想之宏大、理论之精深，足以使170多年后的我们继续铭记、贯彻之。高放先生曾言：“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它（即《共产党宣言》）是帮助我们树立科学世界观、革命人生观和人民利益至上价值观的最有吸引力的指南和福音书。”[1]《共产党宣言》不仅属于民族、国家与世界，更属于每一个怀有自由发展理想、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个人。因此，无论是在宏观意义上还是微观意义上，这部马克思亲自笔耘的扛鼎之作都理应得到来自今人的赜研与追思。

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那样：“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2]399作为一部立场明确、方向清晰、结构严密、形式多元的纲领性著作，《共产党宣言》的核心任务即“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2]379。然而，追溯其历史背景，我们会发现这一核心任务的实现难度是空前的——在新旧政治势力犬牙交错的19世纪中叶，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所面对的，不仅是封建专制派系、资产阶级势力、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政治打压，还面临着来自“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市民的社会主义”“保守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的理论冲击。除以上这些思想领域的困境之外，斗争资源的有限、民众知识的匮乏、传播技术的不发达等客观要素，更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壁。总之，《共产党宣言》撰成、出版的历史背景是艰辛而曲折的。

在如此艰困的时代背景之下，《共产党宣言》从诞生起就承载着重大的理论宣传和思想引领义务，其所承载的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领域的寄托，更包含着全体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对现实政治解放的殷切厚望。它要以相对少数人的思想结晶满足工人阶级大众普遍的阶级斗争诉求，要以有限的篇幅建构庞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体系，要以不陷于激情的理性文字回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广泛存在的恶语攻讦，要以科学、严谨的逻辑形式点燃富有生命力与活力的革命火焰。

习近平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传播。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3]10在170多年后的当代，我们必须深研《共产党宣言》中所蕴涵的时代价值，探析这部奠基之作形式与内容上的阐证智慧，即其独具风格的语言智慧、批判扬弃的谱系智慧、超越时代的洞见智慧。只有在洞悉其阐证智慧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更好地吸收其深邃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供更丰富的思想资源。

一、《共产党宣言》独具风格的语言智慧

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语言问题的研究便广泛存在于国内外学界。随着20世纪以来“语言转向”浪潮的推进，以本雅明、阿多诺、梅洛·庞蒂、勒塞克尔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引入大众的视野。众所周知，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包含了大量文学、诗学与语言学的知识积累，其独树一帜的“总体语言观”为其写作风格的多元呈现奠定了底蕴基础。21世纪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的相关现实问题再次引起了一批学者的关注，究其原因，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语言思想中蕴涵的三重张力：“第一，语言本体论层面与话语实践理论层面的张力;第二，总体化、社会决定论与形式自主性的张力;第三，修辞学、分析理性和辩证法的张力。”[4] 可见，马克思对于语言的理解与运用是卓具智慧的，这种语言形式上的出众能力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总之，《共产党宣言》的阐证中蕴含着独具风格的语言形式要素，可以将之概括为修辞精巧、批判坚定、凝练扼要三大特征。

首先，修辞的精巧运用。诸如“幽灵”之喻[2]399“圣水”之喻[2]425“锁链”之喻[2]435“掘墓人”之喻[2]413等形象比喻，以及遍布全篇增添语势的排比、反问、拟人、双关等巧妙修辞，为《共产党宣言》的传播提供了通俗易懂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讲，马克思语言生动的修辞性是历史对其提出的必然要求：《共产党宣言》的受众不仅包括具有知识能力的政要与学者，还包括那些工人、农民、流亡者等缺乏艰深理论理解能力的阶层。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写作语言的生动性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卓越的思想内容同样需要群众乐于接受的表达形式，否则就会陷入自说自话的窘境，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乌托邦。马克思对修辞技巧与内容阐释的二元协调无疑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清晰体现。内容与形式的相辅相成、思想与语言的和谐共生、审美与启示的并置共行，为《共产党宣言》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批判的坚定立场。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哲学的贫困》《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都以批判作为出发点而完成。正如乔纳森·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在其《卡尔·马克思传：一个十九世纪的人》中所言：“《共产党宣言》具有精心制定的、巧妙的表达形式……在一系列曲折的论战终结之后，马克思通过其批判的表达完成了对自身理论的发展。”[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发展、完善，都是围绕着“批判”这个主线来进行的。无疑，《共产党宣言》话语的批判性是其观点得证的重要条件之一。与保卫黑格尔市民社会的守旧派与忽略现实条件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共产党宣言》具有清晰的批判对象、充分的批判依据、犀利的批判辞令，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能够获得时代生命力的重要保证。

最后，行文的凝练扼要。《共产党宣言》全文不过15000字，然而其中阐述的原理与思想是纷繁的：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到对未来革命必然性的前瞻;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总体原理，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表意;从人的联合体的存在结论，到联合斗争的世界历史思想……很难想象，涵盖了如此深厚思想内涵的《共产党宣言》在篇幅上竟然能够如此精炼。实际上，这种浓缩、扼要的语言风格是马克思一以贯之的著述特征。恩格斯曾言：“……用来表达这些思想（黑格尔主义）的晦涩的哲学语言，既把作者和读者都弄得昏头昏脑，同样也把检查官的眼睛蒙蔽了……”[2]576足见，马克思恩格斯向来反对故弄玄虚、诘聱晦涩的语言风格，强调语言的现实性、精炼性与清晰性，这一特征使得《共产党宣言》在传播与讲演的过程中获取了相当的优势。

总之，《共产党宣言》的语言形式是独具风格的，其既展现了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坚定的批判精神与严谨的思维风貌，又彰显着共产党人激昂的斗志与鲜活的生命力。我们应当认识到《共产党宣言》经典话语的重大历史价值，诸如阶级斗争、人的全面发展、无产者联合等表述并不像某些西方学者所言的那样“过时”“失真”。阿兰·巴迪欧曾言，我们需要“丰富多彩的语言形式”以摆脱旧的革命视角，重塑更具有生命力的革命形式……同时，“我们也必须尽量保留革命语言……我们必须能够继续说‘人民‘工人‘废除私有财产等词语，而不要将这些概念视作过时之物，也不要将自己视为过时之人”[6]。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的再思考、再研究、再建构是必要的，语言与话语的问题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场域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如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我们的整个世界经验以及特别是诠释学经验都是从语言这个中心（Mit-te der Sprache）出发展开的……唯有语言中心，这种同存在物的总体相关的语言中心，才能使人类有限的、历史的本质同自己的世界相调解。”[7]

二、《共产党宣言》博采众长的谱系智慧

谱系（pedigree）一词源于早期社会的家谱修撰、社会调查与遗传病研究，经由尼采、福柯、鲍德里亚等人的发展与补充，这种构建思想支源结构的研究方法（genealogy）开始介入现代社会科学领域。所谓思想谱系，即一个思想体系在形成与完善过程中所受影响的源流综合，这种谱系不仅可以反映思想演变的历史沿革，还能清晰地表现出思想本身的内在独特性。无疑，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的整个谱系是宏大的。按照所立足视域的不同，我们通常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谱系分为宏观谱系与微观谱系。所谓宏观谱系，即包含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三方面的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这一形式的谱系分析已无需赘述;微观谱系则指向以阶段、著作、观点为具体研究对象的细枝末节的探索与研究工作。与宏观谱系的整体感知不同，微观谱系关注某一阶段或者某部著作中的影响施加者，其具体性可以精确到某位施影响者的特定观点。正如国内学者所言：“而只有借助于系谱学，我们才能发现那些被用来打扮马克思主义的美丽词汇背后所隐藏着的颠覆要素。更重要的是，系谱学的研究也可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在现实历史的背景下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8]可见，对于《共产党宣言》进行针对性的马克思微观谱系分析是必要的。

譜系的建构需要借助可靠的历史资料，在对《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导因进行集中阐述的文献中，麦克莱伦的《卡尔·马克思传》无疑较为严谨。正如其所言：“当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共产党宣言》包括的几乎所有思想在以前，尤其是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都有过清晰阐述，《共产党宣言》坚定地继承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传统。”[9]参照麦克莱伦的见解，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源流，《共产党宣言》思想的微观谱系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具体阐述如下。

首先，对巴贝夫的革命思想的批判继承。巴贝夫的整体思想包含“贫民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服务人民、依靠人民的理念”“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劳动思想”“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等部分[10]，其中关于贫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学说对马克思的影响最大。受到1789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巴贝夫主张实行真正的人民性质的革命，力求建立人的地位平等的“新型社会体制”，主张穷苦大众通过暴力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11] 。显然，作为早期共产主义暴力斗争思想的萌发人之一，巴贝夫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清晰的继承。正如其中所言：“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435巴贝夫的暴力革命观与人民革命主体观深刻地影响了《共产党宣言》的微观思想谱系，与以往的拉萨尔主义等居间折衷的“温和”道路不同，《共产党宣言》以坚定的暴力革命立场为19世纪中叶后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卓具成效的革命路径。当然，《共产党宣言》对巴贝夫思想的继承是批判式的，诸如“农业中心主义”“禁欲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与现实接洽失准的思想内容受到了科学性的扬弃，而其具有指导性的革命思想内核得到了保存与发展。

其次，对圣西门社会历史观的完善表达。国内学者指出，圣西门获得“空想”之名的原因即来自其理论历史感的缺失 [12] 。实际上，在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上，圣西门的思想中包含有极具价值的闪光因子，而这些尚未体系化的思想碎片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科学方法范式下的重构。圣西门认为，世界的发展变化是永续且有其客观规律的，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即在于新社会对旧社会的必然取代。在这样的规律性指导下，圣西门主张要将社会科学建构成自然科学般严谨的体系，以此扩大思想与知识对社会形态变置的影响。同时，圣西门的社会历史观清晰地体现着唯物史观的思想肇因：“（一切政府）仅仅是形式， 而确立所有制才是本质。这种制度正是社会大厦的基础。”[13]足见，圣西门的社会历史观并不缺乏历史感;反而，其中孕育着唯物史观的灵魂胚胎。正如《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421等经典表述，圣西门的思想碎片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更为具体与清晰的表述，此即《共产党宣言》对圣西门社会历史观的完善表达。

最后，对孔西得朗《社会命运》思想的借鉴参照。可以说，孔西得朗是傅立叶最忠实的思想修补匠，其整个社会主义思想的展开均以完善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为主线。在《社会命运》一书中，孔西得朗将傅立叶所言的“和谐的统一”作为其理论展开的精神总纲——强调自由的有限性与物质基础的前提性。他认为，生产的商业化、政府与军队的集权、自然资源的过度攫取都将带来人类文明的灭顶之灾，必须坚定地批判、攘除之。无疑，孔西得朗的思想被视作是《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思想来源，诸如其中所言“商人是一个趁社会无政府状态和工业的无组织状态牟利的掮客”[14]49，“今天，经济主义正在用谋取私利的政治手段扼杀自由思想“[14]118等表述，都高度契合了《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批判与唯物史观思想。但是，必须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孔西得朗思想的撷取是选择性的——在吸取其批判精神内核与和谐统一的方法范式的基础上，亦对其思想中的唯心性与空想性给予了坚决批判。

足見，《共产党宣言》的理论系谱中，既有对过往理论精华的继承重构，也有对前人失真、失实、失当的思想内容的批判扬弃。通过对《共产党宣言》思想微观谱系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自身著述思想谱系构建的卓越智慧——无论是巴贝夫的革命呼吁、圣西门的历史关照，还是孔西得朗的社会审视，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场域中得到了补充与升华。

三、《共产党宣言》超越时代的洞见智慧

正如《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376 《共产党宣言》从来就不是一部阶段式的普通文本，它是面向整个人类历史的过往、当下与未来的。崇高的立意为《共产党宣言》带来了洞见性的阐证效力，使之成为整个人类过往历史的思想制高点。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3]9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宣言》一文，足可谓承上启下——承前人社会主义之理想，启后世共产主义之精神。纵观《共产党宣言》，其中蕴含的真知卓识，即便是在时隔百余年后的今天，仍然熠熠生辉。

首先，《共产党宣言》的洞见性体现在其坚信胜利的革命信念。《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必然”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413这一论断与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两个决不会”形成了跨时空的思想呼应：“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5]如果说“两个必然”是对革命必然胜利的洞见，那么“两个决不会”便是对革命现实基础的科学补充。从《共产党宣言》开始，马克思恩格斯便致力于构建科学的革命与阶级斗争思想体系，而这个科学体系的起点，即是“两个必然”的绝对原理。在革命形势并不乐观、共产主义者同盟备受压制的彼时，《共产党宣言》对未来革命胜利的必然前途的洞悉是具有启示意义的——这道思想之光穿透了时代压抑的灰霾，清晰地透射出历史运动与革命事件的必然性，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开辟了超越时空条件限制的信念场域。

其次，《共产党宣言》的洞见性体现在其全球视域的宏大格局。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3]22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超脱了以往空想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固有的封闭思想，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定位在全球化的视野高度之下。在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地域主义、法郎吉主义、黑格尔国家主义与小农思想残留相互争夺利益、划定山头的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视域是难能可贵的。正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今天的情景将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2]393在今天，我们仍能清晰感受到《共产党宣言》中这股令人震撼的宏大力量——侏儒或许能窥探到一隅之景，但巨人一定能认清时代与世界的全貌。

最后，《共产党宣言》的洞见性体现在其不落窠臼的反教条精神。尽管《共产党宣言》提供了10条具体的“先进国家的举措“，但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这些具体举措没有普适性的特殊意义。足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反教条思想是贯穿《共产党宣言》的一条思想隐线。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线索是围绕着对旧哲学的批判来进行的，在反思辨哲学、反机械论、反庸俗唯物主义的整个思想历史中，这种对旧哲学的批判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反教条的创新精神。马克思曾5次公开讲“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命题的内在含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者对其思想的误读、滥读与过度解读，反对人的理论异化为“独立于人之外的律令”。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留给我们的，是其一以贯之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方法，是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瓦解僵化形式的思想武器，是其反垄断、反包办、反教条、反虚无的世界认识方式。

《共产党宣言》中所展现出的洞见性智慧已然跨越了时代的鸿沟，即使马克思恩格斯无法预测到千百年之后未来的现实图景，他们的思想结晶中也仍然透露出超时代的科学性与严谨性。一个文本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经典，绝不仅是因为其表达形式的丰富、思想谱系的辩证，更深彻的原因，仍是其脱离了时代桎梏的洞见之光。洞若观火、料事如神不是只存在于神话之中的字眼——它更有可能是时代先锋们思想精华在人类文明长河中的显现。

四、《共产党宣言》阐证智慧的当代启示

正如靳辉明先生所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共产主义是未来，也在当下。”[16]作为一部超越时空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既能为未来的坦途指明宏观的方向，也能为当下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具体的启示。在厘清了《共产党宣言》中的阐证智慧后，可以归纳出其在当代的三方面启示。

首先，必须紧抓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这个思想根基，在理论研究上“返璞归真”。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其《马克思的幽灵》中曾言：“在重读《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其他几部伟大著作之后，我得承认，我对哲学传统中的文本所知甚少，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假若我们思考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有关他们自己可能变得过时和他们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历史性的言论，就会觉得他们的教训在今天显得尤为紧迫……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17]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是思想巨人提供给我们的宽阔肩膀，是凝结着整个时代智慧精华的璀璨宝石，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这笔先贤馈赠的丰厚遗产，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任务。从Mega1到Mega2的曲折历程，我们足以认识到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珍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的崭新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创新已成为我国思想界任务的重中之重，我们必须在反思中回归本源，在发展中不忘初心。只有如此，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证与发展，才能真正成为“有源之水，有根之木”。

其次，必须促进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包容联动共同发展，在思想战线上“并蒂成春”。长久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交流与沟通是不足的。尽管以哈贝马斯、弗雷泽、德里达、霍耐特等人为代表的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与中国学界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但总体而言，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思想交互仍是不够的。实际上，中外马并非没有共同的价值诉求，诸如近年来的“共产主义假设”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潮，都得到了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共同研究与讨论，部分观点交织共进，颇有相互印证之风。只是，由于文化历史地缘所带来的认知差异，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間的理论合作尚未形成系统的模式，文本、语言、写作习惯等层面上的歧异也未能很好消除。正如国内学者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必须“通过中、西、马对话来探索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中、西、马哲学三者各自承担着特殊的职责并存在‘功能互补的关系，需要实现‘视界融合”[18]。如此，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各自为战的整体局面才能有望改变，《共产党宣言》中所呼吁的世界联动、国际合作、共同奋斗，才能得到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贯彻与落实。

最后，必须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在政治实践上“不忘初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413在对《共产党宣言》阐证智慧总结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种政治现实：唯有共产党才是带领人民群众进行解放斗争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领导力量。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带领下，中国成功完成了从贫弱落后、饱经战火的疮痈之国向民主富强、雄立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飞跃式转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进入“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国人民开启了新一轮华夏史诗的奋斗大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精神火种的传递者，是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在21世纪最为重要的贯彻者与实践者。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3]24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最佳传承方式即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佳发展方式即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添砖加瓦;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佳践行方式即是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开启了一个人类文明历史上独特的思想领域，正如卡尔·李卜克内西所言：“在千百万因他的号召而已经‘团结起来了的工人们的心底里和脑海中，他不仅有一个比青铜更耐久的纪念碑，而且有一片生气勃勃的土壤，在这土壤上，他所教导和希望的一切，都将生长成——而且有一部分已经生长成了——实际行动。”[19]在当代中国，我们对《共产党宣言》阐证智慧的汲取永远不应停止，这不仅能唤起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历史理性，更是通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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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