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没耽误

曹军庆

我很少写印象记这类文字，突然接到《西湖》之约，要给“80后”批评家吴佳燕写个印象记，而且还是彼此“印象”，还要双重“观察”。这种方式固然有趣，但我先就有些“怯场”。凡印象记，大多是将一人所见以文字写给大众。得让人活脱脱站在文字里，让没见过此人的人单单读过文字就能认出来。印象记写到这个样子当然需要功夫，我说的怯场也正在此。本来呢，我跟佳燕也很熟，一起同事五六年，办公室还在一处。现在要写她，却很真切地感到了困难。难处在于我需要组织语言归纳她的某些特征，却又担心“归纳”本身在确认了她一些东西的同时——或将忽略遮蔽掉她另外更为宝贵的东西，这可能是所谓“命名”一直并且必然存在的先天性缺陷。可是印象记难道不就是命名吗？对被写之人一层一层印象的积累，特别像一次又一次命名，对他或她的陈述以及表达，好像也正是由命名完成的。佳燕个头娇小，典型的重庆女孩。有豪迈气，有侠义气。热心肠，干脆利落。作为文学编辑，她所看中的作者，都会尽力去帮人家，为之据理力争。她开朗阳光胸无城府心中没有灰尘，笑容很干净，让和她交往的人自然间不再有戒备之心。她是重庆人，在武汉求学工作，因此性格中杂糅了两座城市的气质。重庆和武汉的城市气质都偏于心直口快，偏于泼辣，她的个人气质看起来和她生活的城市很搭。她嗓门大，语速快，我经常听到她在办公室走廊或出差的中巴车上大聲说话。她在急切地表达什么，似乎她所要表达的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她抢着说话，在和熟悉的朋友聚谈的时候，如果你声音小语速慢，可能会很吃亏。总体来看，她一般会是说话最多的那个人。有同事称她为“快嘴李翠莲”，我至今也不知道“李翠莲”是谁，也不知道此人如何快嘴。可是每当同事叫起她这个外号，我也总是跟着会心一笑。想想“快嘴”两个字也蛮有意思，比如跟“快枪手”或者跟“快意恩仇”中的“快意”两字放在一起思考，或许会有某种精神上的相通处吧。这些大体上是对她外在的印象，但是这样说会不会让人以为她是个“粗犷”的人，一个“大大咧咧”的人，或是女孩中的“假小子”这种类型？我的担忧恰恰是所谓命名带来的困扰，事实上只要接触够久的话，就会发现“粗犷”也好，“大大咧咧”也好，并不是佳燕的真实属性。她在重庆和武汉女性的城市外表下面，内心其实很细致，细致入微。

真正认识佳燕是在2012年。这一年我来到武汉，帮忙做《长江文艺·好小说》杂志，因办公室紧张，我和孟德民老师跟佳燕三个人临时在一间办公室工作了好几个月。我和孟老师年龄偏大，不大说话，尤其是我。佳燕年轻，充满活力。我记得新装电脑技术上出现故障，都是她帮我们解决。我租房子住，夜里有时想来办公室看电影，她听说后给我的电脑装上了音响。这些都是琐事，觉得办公室有一个年轻人真好。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虽在一间办公室，也在一个杂志社，但我们其实并不是做同一份刊物。佳燕在做原创版，我和孟老师做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是刚创办的刊物，人手少事务多，佳燕主动帮我们做事情，她所看到的特别好的作品也会推荐给我们。我们做选刊如果遇到特别优秀的作家，也乐于推荐给她去约稿。实际上这是工作上的一种“互补”关系，我们随意交换关于具体文本的一些看法。后来另一栋楼房的办公室装修完毕，大家就都分开了，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我对那段时光的印象是纯粹而安静，大家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对原有的刊物和新做的刊物同时怀抱着美好的期待。

我跟佳燕在2012年成为同事，这个时间线索很清晰。佳燕却告诉我，其实我们早在2008年就打过照面了，她跟省作协的老师们一起去过安陆开会，只是我们没说过话。我对此一丁点儿印象也没有，正如佳燕所说，可能是我们没有说过话的原因吧。那一年省作协为我新出的小说集《雨水》在县里开了个研讨会，佳燕才二十多岁，好像刚到作协工作。而她对我们县城最重要的记忆，是去钱冲银杏谷采风。在古银杏树（那是钱冲的银杏王，有几千年树龄）旁的一户农家，她和老师们围着火炉烤火聊天。火炉里烧着粗大的枯树蔸子，上面吊着烧水的炊壶，炉火明亮温暖，她对此记忆深刻。我之所以写到这个细节，是因为银杏王树下的那户农家早已不知去向，为了建旅游景点迁走了。我记得那户人家，记得长寿的爱吸烟的老太太和她智商有缺陷的儿子，我不知道此时他们在何处谋生。佳燕也记得他们，她现在还能说出老太太脸上——在当时呈现出来的专注和痴迷的神态。那应该是她吸烟时的表情，在这个地方，我和佳燕的记忆是重合的。

前面提到的这些，大多停留在往事追忆、对佳燕性格的观察和猜想上面。我讲述了部分无关紧要的事实（当然，印象记中的事实大都无关紧要），并试图在文章开头就能描述出她的性格和性情，从而几乎没有涉及专业层面。但是吴佳燕一手编辑一手评论，是个置身其中并深度参与文学现场的新锐批评家。《长江文艺》杂志有“翠柳街”和“面对面”栏目，她经常要对刊物所发作品进行点评。此外，她还频繁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这是她的专业。我对批评专业的事情不熟悉，直觉是她擅长文本细读。批评家要不要读作品、读哪些作品、怎样读，似乎都有讲究。佳燕好像没有那种“聪慧”的油滑，她不投机取巧，而是一头扎进文本里面。如果文本是河流的话，她不会甘于被作家的叙事洪流裹挟而下，相反，她总是逆流而上。她在文本里“溯源”，追寻作家最原初的写作动机以及文本得以“生成”的过程。她触摸有可能存在于文字背后的“开关”，拉开有可能密闭在语言中的“窗帘”，想象并坚持以此来打开或者“还原”作家的写作。写作是探险，那么像这样“折返”式的追问阅读，无疑是另一种探险。她的批评通常都是在细读的基础上阐释文本，因此，佳燕的阐释在她的批评中至关重要，可以说是她的批评之光。而她在阐释之前的细读带有某种“拆解”的意味，她将庞大的叙事结构像建筑一样“拆卸”开来，然后仔细搜寻文本内部的通道和秘密。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吴佳燕就一定能与她所阐释的作家真正“心意相通”，因为叙事的吊诡之处在于——作家自己有时候也不知道何以会如此书写而不那样书写。所以批评家的批评“路径”与作家的写作“路径”有时候可能会归于一条线上、如出一辙，更多时候却只能走在各不相同的道路上。可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现在已是如此“高速度”的时代，还需要苦读一遍甚至多遍文本之后再开始文本批评吗？我问过她，我说可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才华，依靠知识积累，依靠掌控语言的能力，依靠各种批评话语“模式”，草草“浏览”某个片断就能展开绚丽的文本批评呢？比如各种妙语如珠，比如各种新奇命名。她的回答是别人可不可以她不知道，但是她不行。不读文本的批评，大概是草率粗暴和不及物的批评吧。她只能是这种“传统”的类似于“手工”而非“电子”的批评方式，书只有读过了才有发言权。她写得慢，细读是对文本的尊重，她只忠于文学本身而不是其他。这样的批评令人信赖，因为她对文本以及批评抱有诚意和敬畏之心，所以总是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她强调批评的现场感和独立性，做具有独立品格的批评家，不属于任何“俱乐部”或“沙龙”。我们都明白，总要有人做这样的人，也总要有人做这样的事情。

印象中佳燕每年都要回老家过年，2020年她留在武汉，好像是买了新房的缘故。她把父母亲也接了过来。可是疫情爆发，武汉封城，老人来了就走不掉了。她父亲得了重病正在康复阶段，母亲勤扒苦做惯了怎么也闲不住。加上他们夫妻和孩子，全家五口人封在一百平左右的房子里。一封就是76天，其间的困难和煎熬可想而知。她参加团购采买物品，操办家务，还要时刻注意老人的病情变化，安抚他们的情绪。她说老人想出去、离开这座封城，甚至冒出要步行回重庆老家的念头。为了留住他们，她称在疫情中陪老人打扑克打得都快吐了，只为哄老人开心消磨时间。人生最难得到的便是安慰，疫情中的佳燕焦虑、恐惧、绝望，她自己没办法得到安慰缓解，却要掩饰自我，强颜欢笑去安慰父母。解封后她说过一句话，她说2020年的疫情我都扛过来了，以后还有什么我扛不过去呢？这话听起来坚强乐观，其实透着外人难以体察的悲凉和心酸。那段时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跟佳燕交谈，最快乐的时光大概就是谈论她的女儿了。孩子十分可爱，在学校是学霸，在家弹钢琴学画画，似乎样样都有天赋。朋友们都说，佳燕养娃也挺厉害。她乐呵呵地编刊物做批评照顾老人养娃，面面俱到，好像没有忧苦和短板似的。我们笑称，佳燕辛苦是辛苦，可是她啥也没落下，什么都没耽误，这才是真实的吴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