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的测度与评价

生延超，杨 睿，李梦琪

（湖南工商大学 旅游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 形成特色资源保护与村庄发展的良性互促机制；《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8—2020年）》也指出，乡村旅游市场需求旺盛、富民效果突出、发展潜力巨大，是新时代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升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从理论上看，乡村旅游能够加速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使乡村旅游向良性方向发展，两者相互促进，存在着协调演进的耦合机制；但从现实来看，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引导，乡村发展在振兴过程中缺乏产业支撑，乡村旅游产品单一、文化品位不高，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没有形成协同发展相互促进的效果。

国外关于乡村旅游与乡村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相对较早。Sharpley[1]指出，乡村旅游推动农村发展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推动乡村旅游本土化，也就是说，乡村旅游必须结合乡村资源，提供针对性的旅游产品，才能助推乡村发展。Shafer等人[2]以台湾为例的研究结果支持了Sharpley的上述观点。乡村旅游推动乡村发展受到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影响。Bruner等人[3-5]研究发现，村民生活、企业生产、游客游憩、政府行为，都是乡村旅游需要考虑的因素。当然，乡村旅游和乡村发展是可以形成良性循环的，Pillay等人[6-8]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国内关于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成果比较丰富。陆林等人[9]构建了新时代中国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归纳了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五个重点研究内容。何成军等人[10]提出，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动力是由集散机制的集聚力和扩散力、市场机制的推动力和拉动力、调控机制的促进力和抑制力构成，乡村旅游发展以及美丽乡村建设要根据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实际耦合状态类型来选择发展路径。庞艳华等人[11-14]的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

综上可知，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相互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现有研究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之间的协同关系缺乏系统的测度，尤其是关于两者耦合协同程度的研究并不全面。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两者的协同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实现城乡协同发展的关键。为此，本研究基于协同的内在机理，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及东、中、西三个区域进行实证研究，科学研判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协同程度，以期为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 耦合作用机理

（一）乡村振兴促进乡村旅游的作用机制

乡村振兴为乡村旅游奠定基础。乡村振兴带动电力、通讯、交通、医疗等各项基础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并进一步推动餐饮住宿、观光旅游、休闲娱乐等接待设施不断完善，为乡村旅游奠定了硬件基础。完善的交通体系保障了旅游目的地的便捷性和可到达性，有效促进了旅游业向规模化发展，接待设施的完善为旅游业的品质化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乡村振兴注重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文环境的提升，推进了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软环境。

乡村振兴为乡村旅游夯实内容。乡村振兴带动了观光农业、休闲娱乐等传统产业，催生了乡村度假、健康养老、婚纱摄影等新兴产业，促进了多元产业融合升级，打破了传统的产业壁垒和思维定势，使现代旅游业向传统农业、工业延伸，带动乡村特色餐饮、娱乐、金融、交通和文化等行业的发展，丰富了旅游产品，为乡村旅游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乡村振兴为乡村旅游注入活力。乡村振兴对旅游资源进行了综合、科学、系统地规划和运用，避免了对现有资源的浪费和破坏，杜绝了传统低水平“粗放型”发展模式，逐步构建起“低排放、高利用、低成本、高产出”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乡村旅游的吸引力——本真性：原始的格局机理、原初的整体风貌以及淳朴的生活方式，实现了乡村生活、农业生产和乡村旅游的有机统一。

（二）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

乡村旅游为乡村振兴实现“生产振兴”。乡村旅游因具有投资少、风险小的特点，已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乡村旅游通过对各行业的渗透来促进产业融合、结构优化，并培育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为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乡村旅游充沛的市场活力增强了乡村供给能力，拓展了城市的消费市场，提高了乡村的吸引力，增强了农村市场的认可度，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市场支撑；乡村旅游吸引游客并增强其消费意愿，形成消费新的增长点，引导城市资本向乡村流动，吸引外来投资，为农村发展注入经济活力。乡村旅游兼备农业和旅游业的双重特性，能优化农村的经济结构，为乡村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乡村旅游为乡村振兴实现“生态振兴”。大多乡村旅游项目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利用已有的牧场、农田、林地、鱼塘、果园、养殖场，在加以修饰、美化的基础上，再增加旅游接待设施，建设观光农业项目，使乡村生态资源转变为乡村旅游实体，盘活乡村资源。乡村旅游平衡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力求实现农村生态文明和人文环境的双重保护，有助于实现乡村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的有机结合。

乡村旅游为乡村振兴实现“乡风振兴”。乡土文化赋予乡村旅游内涵，增强旅游产品的价值，是乡村旅游独特的竞争力所在。乡村旅游通过塑造乡村文化新风气，宣传乡村文化新风尚，促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乡村振兴充实文化内涵。

乡村旅游为乡村振兴实现“管理振兴”。乡村旅游通过提升自身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实现科学有序发展；在这种规范和提升的过程中，也规范了乡村的治理水平，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为乡村治理提供了资金、管理和人才资源，有助于乡村的“管理振兴”。

乡村旅游为乡村振兴实现“生活振兴”。农村劳动力因知识少、技能低而缺乏就业竞争力，导致其就业困难。但他们熟知家乡的历史，熟悉家乡的环境，只要进行一定的职业技能培训，便能成为乡村旅游的中坚力量，从而可解决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经济困难以及生活孤独等社会问题。乡村旅游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范围广、门槛低，就业方式灵活多样，能为农民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充分调动农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不断提升农民的参与度和获得感，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生机。

二 模型构建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参考国家标准《美丽乡村建设指南》，借鉴李志龙等人[15-16]的做法，采用频度统计法与专家咨询法，遵照可得性、可操作性和代表性的原则，构建了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评价指标体系

（二）评价指标数据的标准化

由于所选各指标的性质不同，为了数据具有可比性，实现指标的综合评价，需对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设变量Xij(i=1, 2, …,n)为i系统（即乡村振兴系统和乡村旅游系统）中的第j项指标值，Xijmax和Xijmin分别为Xi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对Xij进行标准化之后，得到功效系数Uij，计算公式为

本文所选指标对结果均具有正向作用。

（三）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为尽量消除主观因素对指标权重的影响，本文通过熵值赋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17]。熵值法的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在处理时，一些数值可能为0，在其后加上略大于0的数以防无意义，本文采用加0.01。鉴于本文指标全部为正向指标，故

式中：Xjmax,Xjmin分别代表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Xij和Zij分别代表i系统第j项指标标准化处理前和处理后的值。

然后，进行指标归一化处理，公式为

其次，计算熵值，公式为

再次，计算各项指标的冗余度，公式为

最后，计算各项指标权重，公式为

（四）理论模型构建

1. 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利用线性加权法，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进行研究。系统综合评价值计算公式为

式中：Ui(i=1, 2, …,n)为各系统综合评价值；Uij为指标j对系统i的功效系数；Wij为系统i的指标权重。

2. 耦和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是指系统或要素间相互关联的度量。若二者发展同步，则耦合度较高，反之，则耦合度较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具有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动态发展关系，具有天然的耦合关系。将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作为两个相互耦合的系统，确定两个系统的相关指标，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测度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可以反映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本文借用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推广得到的耦合度模型，得到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C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度；U1,U2分别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综合评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该模型在某些情况下不能有效度量两个系统的协同发展水平，比如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发展同步，但二者发展水平都较低时，该模型可能得到耦合度较高的假象。因此，为了能更客观地评价乡村旅游与区域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水平，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公式为：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C为耦合度；T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两者的整体效益或水平；β,λ为待定系数，且β+λ=1，基于二者在相互作用中的影响大小相当，本文选定β=0.5，λ=0.5；为耦合协调均衡系数，一般取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本研究参考廖重斌[18]的研究成果，对乡村旅游与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等级进行划分，具体划分标准见表2。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三 实证分析

（一）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我国31个省份和七五规划中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作为考察对象，分析2011—2018年全国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整体趋势。其中，东部包括京、津、冀、辽、沪、苏、浙、鲁、闽、粤、琼11个省份，中部包含晋、内蒙古、吉、黑、皖、豫、赣、鄂、湘、桂10个省份，西部包括渝、川、贵、云、藏、陕、甘、青、宁、新10个省份。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12—2019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2—2019年）。

（二）动态效应

表3所示为2011—2018年我国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结果。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可将全国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关系分为2种类型：乡村振兴相对滞后型（U1＜U2）和乡村旅游相对滞后型（U1＞U2）。由表3可知，2011—2012年为乡村振兴相对滞后型，2013—2014年虽有反复，但其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因此粗略地将2011—2014年划分为乡村振兴滞后型发展阶段。我国乡村旅游起步较早，早期发展模式是典型的粗放型模式，经济效益一般，竞争能力较弱，关联效应不强，未能有效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一时期，新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经验也还不成熟，发展速度较慢。2015—2018年，乡村旅游虽然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基本落后于乡村振兴的发展。2013年，我国修改了中国新农村建设促进会章程；而此时，乡村旅游发展进入瓶颈期，开发深度不够，旅游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影响了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力，需要乡村振兴为其注入新鲜活力。

表3 2011—2018年我国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结果

2011—2018年，我国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度呈持续上升趋势，耦合协调等级由最初的严重失衡上升到后来的初级协调。总体上而言，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1—2014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度较高，但耦合协调度较低。此时，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同步发展，但二者发展水平都较低，彼此间的支撑效应不明显，呈现出耦合度较高的假象。第二阶段为2015—2016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失调阶段。此阶段，尽管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发展迅速，但彼此协同效应较弱，相互促进作用不明显，乡村振兴助推乡村旅游的效果不明显，乡村旅游的发展也未能有效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两大系统耦合发展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个时期，乡村振兴还未被作为战略正式提出，乡村旅游也未从“速度发展”向“质量发展”转变，政府还未足够重视两者之间的协同状态，缺少协同发展的提升计划，两大系统仅发挥各自的优势，各自为政。第三阶段为2017—2018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阶段。此阶段，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彼此间耦合互动效应逐步增强，协同优势得以发挥。2017年，中共十九大正式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旅游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开始走上规范化、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处于协同耦合发展的良好状态。

综上可得，我国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经历了假耦合—失调—耦合协调三个阶段，从严重失衡到初级协调，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均取得了明显成效；从2015年开始，我国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呈现出乡村振兴驱动乡村旅游的耦合状态，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应发挥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加速乡村旅游的发展。

（三）区域差异

表4所示为我国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由表4可知，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大子系统东、中、西三个地区的综合指数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且变动幅度较大，这说明近几年来，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大系统都发展迅速，但存在区域差异。

东部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度为0.174 4～0.644 3，协调等级从严重失衡到初级协调，整体上保持着上升趋势，属于乡村振兴超前型，这归功于东部地区良好的经济基础。在两个系统中，乡村振兴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支持，乡村振兴对乡村旅游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

中部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协调等级从极度失衡到中级协调，在三个地区中耦合协调度上升最快，乡村旅游发展滞后型和经济发展滞后型整体上呈现相互交替的态势。中部地区占据有利区位，承东启西，有效地增强了区域之间的互动效应。其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均处于“中庸”水平，两者处于你追我赶的状态，相互促进的效果比较明显。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关系一直属于乡村振兴相对滞后型，乡村振兴不能为乡村旅游提供足够的支持，反而是乡村旅游驱动了乡村振兴的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尽管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支撑，但支撑效应不明显。其协调等级虽从极度失衡上升为勉强协调，但这种协同还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由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发展水平都相对较低，所以这种协调状态极易被打破。

经济发展是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不断提高，能有力推动乡村振兴。同时，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的大力推进，也会显著提高人们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因而其耦合状态也有所不同。政府的扶持是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的保障。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促进了中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乡村振兴的实现和乡村旅游的发展。资源禀赋也影响着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发展。西部地区虽然经济基础薄弱，但其乡村旅游资源丰富，能够有力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

四 结论与启示

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存在协同关系。本文构建了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协同评价指标体系，并借鉴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2011—2018年我国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呈递增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发展滞后的耦合阶段、失衡阶段和发展迅速的协调阶段；就区域来看，东、中、西三个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大系统的综合水平均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耦合协调性分别呈现出不同的趋势。东部地区处于乡村振兴驱动的初级协调状态，中部地区呈现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依次驱动的中级协调趋势，西部地区处于乡村旅游驱动的勉强协调状态。经济发展、政府扶持、资源禀赋是影响两大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基于以上研究，可得到如下启示：一是应推进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优质协调发展。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是相互协调、协同共进的整体，在协同推进的过程中，要统筹考虑产业、环境、文化、规划、生活等因素，制定科学合理并符合当地特色的协同发展规划，处理好两者的耦合协同问题，促使两者向优质协调方向发展，提升消费需求。二是应协调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力量。政府要发挥“广播员”宣传和“引路人”引导的双重作用，充分调动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市场需优化资源配置，完善产品、服务和要素市场建设，实现旅游市场的充分竞争。三是应构建资源和产业协同机制，以带动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各区域在保持区域资源禀赋优势的同时，完善与其他区域的联动发展机制，实现优势互补。同时，应完善产业联动机制，有效发挥旅游业与其他关联产业的协同发展，优化区域经济结构，促进乡村旅游与其他乡村产业的协同发展，最终实现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