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白诗的意象建构
——以镜、月、乌等为例

魏 磊

（淮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淮安 223000）

美国自白派是抵制20世纪中叶“抑制悲伤，埋葬惨痛经历”〔1〕文化规范且在美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诗歌派别，它并没有统一的宣言和纲领性文件，自白派和自白诗的概念均由后来的评论家所赋予：“自白诗”〔2〕的概念由罗森瑟尔（M.L.Rosenthal）在1959年率先提出；1973年，菲利普斯（Robert Philips）在《自白派诗人》（The Conf ess i onal Poets）〔3〕中以洛威尔（Robert Lowell）为中心，将前期的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斯诺德格拉斯（W.D.Snodgrass）、贝里曼（John Berryman）及女诗人塞克斯顿（Anne Sexton）、普拉斯（Sylvia Plath）归入自白派的麾下，自此，这一在世界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正式进入公众的视野。自诞生之日起，自白诗强烈的情感宣泄式表达、叙述性的语言结构使之成为对专注于形式主义的新批评的挑战和猛烈冲击，但其第一人称及自传式的叙事方式也招致了自白诗是“私人痛苦和疾病的直接记录，没有技巧或美学呈现”〔4〕之类的批评和否定。实际上，虽然形式上是“自白”的，但美国自白诗“像当代其他最好的诗篇一样”〔5〕，拥有高超的诗技、诗艺，它对意象的偏爱和着力建构就是其坚持把诗歌审美放在首位的明证之一。

意象是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中常谈常新的话题，因为“对于艺术来说，意象统摄着一切”〔6〕，而诗歌中的意象更具有表情达意的美学功能，能带来外在形式及内在气韵上的美学享受，所以其本质即是审美，隐喻性是其首要特征。虽然美国自白诗中的意象非常丰富，但因篇幅所限，又鉴于意象本身的多层性、多义性、不确定性等特点，所以本文只择取既是美国自白派四位重要诗人洛威尔、贝里曼、塞克斯顿及普拉斯诗歌中的共有母题，又在其诗歌中表现突出且语义相关的三个意象群——镜及其相关意象；月及其相关意象；乌及其相关意象为重点研究对象，深入探究美国自白诗在意象使用或意义选择上对意象寓意的承袭及建构。

一、镜及其相关意象

镜子映照及反射的特殊功用使其在诞生之日起就有别于其他实物器皿而早早地进入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并在悠久而绵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意蕴及内涵，镜子强大的隐喻性功能更是受到映射和反映生活的文学的器重。所以，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镜子都是文学最早的母题之一。从中国轩辕黄帝的月形宝镜到希腊神话中美少年纳西索斯（Narcissus）的水中倒影，镜子及其衍生意象如水、眼、玻璃等的再现、认知、自省、过滤、回忆、虚空、扭曲甚至凝视、规劝等叙事和媒介功能丰富了文学文本的内涵、审美体验并扩展了文学的审美张力空间。

在美国自白诗中，以“镜像”为中心的镜子、画像等意象首先履行的是自身与他者对照的自我认证功能。正如拉康所说，镜子有帮助主体进行自我认证的功能，它从未缺席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形象确立的过程。洛威尔《镜中那肥胖的男人》（“The Fat Man in the Mirror”）〔7〕103形象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该诗中，虽然经过多方比对论证，那镜中人正是“我”，但叙述人从头到尾拒不接受镜中自己的形象，“那装满镜子的是什么？哦，那肯定不是我……只有一个肥胖男人”，虽然说话人拒不承认，但镜像还是毫不留情地对他进行了“残酷”而真实的自我认证。这一点在塞克斯顿的《双重像》（“The Double Image”）〔8〕35-42中也有着明确的体现：《双重像》中履行镜子功能的不是真正的镜子，而是主人公母女互为镜像的画像，“在暴风雪期间∕她自己的画像画好了。∕镜子的洞穴∕挂在与我相对的南墙上；∕一致的微笑，一致的轮廓。∕你和我很像，不熟悉我的脸，但却戴着它。∕而你终归∕是我的。”母亲画像的存在时刻提醒着“我”的此在，而“自我”从作为想象界开端的母亲画像中进入社会中的“我”，即“我”作为母亲和女人的社会功能，所以，当“你叫我‘母亲’，我又一次想起我的母亲”，因此，说话人再次强调，“这就是那镜子的洞穴，∕那注视着她自己的∕双重女人”。

其次是镜子的侵略性功能及由此衍生的自我的“非我”状态或镜像的自我分析性呈现。

普拉斯对镜子及相关意象的钟爱在美国自白诗人中首屈一指，而且镜子意象出现的频率也颇高。创作于1961年2月，以镜子为主旨意象贯穿全文的《脸部整容》（“Face Lift”）〔9〕155-156和《晨歌》（“Morning Song”）〔9〕156-157的写作时间仅相隔四天。《脸部整容》中“在镜子里安家”的“皮肉下垂”的女士，已成为过去的影像并被“封存于某个实验室的罐子里”，而整容后的“我”“粉红光滑犹如婴儿”。到了10月，普拉斯又以《镜子》（“Mirror”）〔9〕173-174为题发表了一篇镜子的“宣言”，开篇镜子即以自负的面目出现，“我是银的，精确。我没有任何偏见。∕无论看见什么∕我都立即如实吞下，∕不为爱恨所限。∕我并不残忍，只是真实……”，所以，女人“在我的领域里找寻她的真实”，但镜子赋予她的真实就是“淹死一个少女”，而“一个老女人”却“从我体内朝她跃起，日复一日，像一条可怕的鱼”，虽然整容成功，但镜子所呈现出的真实仍是“一个老女人”，这种“非我”的不协调呈现明确地表达了人的主体本质（精神）与现实的关系或镜像的自我分析功能。而《晨歌》中显现的不只是人的镜像的异化，因为由云“蒸馏而出”的镜子本身即是虚幻的，这虚幻之镜中的母亲本体就更加可望而不可及了。

再次是镜子及其衍生意象的凝视功能。

对于镜子及其衍生意象的凝视功能，巴赫金（M.Bahkin）曾有过精准的说明：“不是我用自己的眼睛从内部看世界，而是我用世界的眼睛、别人的眼睛看自己；我被他人控制着。”〔10〕在《帷幕》（“Purdah”）〔9〕242-244中，虽然“我如镜子般闪光，但我的可见性被隐藏”，因为“他”是“众镜之王”，而且，在“他”的“镜子”的反光中，“我”无处可藏。这种看似悖论的表达体现了女性“被凝视”的可悲地位及男性对女性的掌控和规训，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是他的，即使是在他缺席的时候”。而在贝里曼的《梦歌之八》（“Song 8”）〔11〕中，镜子再次充当了凝视与监视的对象，“他们装了许多镜子令他流动不居”，而且，在“反凝视”的想法诞生之前，说话人已受到威胁，“如果你想观察我们”，那么，“你将得到彻底‘拯救’”。因此，这些履行凝视功能的镜子，成为视觉凝视并呈现物（“我”）的监视机器，而“物”便被限制在镜子构成的目光辖制的世界里。福柯把这种注视性控制称为“权力的眼睛”：“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公开场面的社会，而是一个监视社会……我们不是置身于圆形竞技场中，也不是舞台上，而是处于全景敞视机器中，受到其权力效应的干预。”〔12〕但有控制就有反抗，虽然贝里曼的“反凝视”在实施之前就遭到镇压，但普拉斯的女主人公却成功地发动了“反凝视”的政变，“我应该松开……母狮的链子，∕浴室里的惨叫，∕斗篷上的几个窟窿”〔9〕244，女主人公用决绝的“复仇”取得了反控制的胜利。

二、月及其相关意象

作为远古崇拜和神话的母题之一，“月”不但启发了原始人类的智慧，而且凝聚着人类的生命体悟和审美感情，成为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及高悬于天际的文化原型。因此，月及月光等意象在文学尤其是诗歌中成为表情达意的有效工具。而且，它所隐喻的情感及意义几乎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丰盈的圆月、流泻的月光带给人温暖、平静之感；其朦胧与阴柔之美，成为女性的重要指征之一；其阴晴圆缺的自然特质又被人为地赋予离愁别恨的美学意味。而希腊神话中代表着女性贞洁与美丽的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狄安娜）同时司掌生育及狩猎，所以兼具温柔母性、冷酷残忍的双性气质。在实际操作中，美国自白诗在因循传统的意象意义之外，对月亮传统隐喻意义的宽度及深度进行了拓展、加深甚至颠覆，赋予了月亮更为奇崛的意义及更为复杂的情感色彩。

在洛威尔和塞克斯顿的笔下，月亮履行的即是其原初的隐喻意义：洛威尔在《历史》（“History”）〔7〕421中用“醉意朦胧的狩猎季节，满月升了起来”呼应阿尔忒弥斯的“狩猎”功能；而塞克斯顿在《歌声向我游回》（“Music Swims back to Me”）〔8〕6-7中用“月亮太亮，像叉子穿过栅栏”来建构月亮的冷酷本质。

普拉斯是美国自白诗人中对月亮的女性形象模拟和强调最多的诗人。但是，她的月亮女神虽有突出的女性或者母亲的外在特征，却并不符合月亮所隐喻的母性及贞洁的文化内涵。相反，普拉斯在大部分诗歌中解构了月亮温柔祥和的母性本质并使其以阴冷残酷的女性形象出现，甚至与死亡相伴相生，而叙述人也一反人类集体无意识中对月的崇拜和深情，对其充满讽嘲、厌恶及憎恨之感。

其实，在普拉斯1960年以前的早期诗歌中几乎没有月亮的影子，随着诗歌基调的日渐凝重，月亮意象在诗歌中的出现也日渐频繁。除了在《笨重的女人》（“Heavy Woman”）〔7〕158，“每个沉重的肚子上方∕飘动着月亮或云一样平静的脸”中月亮平静而充满母性光辉的形象之外，其他的月亮（母亲）基本都脱离了月意象传统的诗学隐喻而成为令“女儿”无法接近或爱戴的丑恶或冷酷形象。这样的母女关系正如艾德瑞娜·里奇所说：“母女之间强烈的情感——既不可或缺，又常被扭曲或误用——是不曾书写的伟大故事。”〔13〕《在莫哈韦沙漠入睡》（“Sleep in the Mojave Desert”）〔9〕143-144中的“白天之月”（The day-moon）——夕阳，一出场就是一个“寒碜的母亲”形象；而《月亮与紫杉》（“The Moon and the Yew Tree”）〔9〕172-173中女儿对母亲的诟病更是直接而尖刻，“月亮是我母亲。她不像玛利亚那样甜美。∕她的蓝衣服释放出小蝙蝠和猫头鹰。”月亮母亲不但以这样阴森恐怖的面目出现，而且，她对女儿的痛苦及遭遇漠不关心，“月亮对此一无所见。”月亮代表的母亲形象如此，它所代表的其他如母亲一样的女性也遭遇言说者的讽刺与抵制：在《对手》（“The Rival”）〔9〕166-167中，“我”的对手——月亮——是“小偷”，是“光的剽窃者”；《榆树》（“Elm”）〔9〕192-193中的月亮不但“残忍”地“拖曳”“我”，而且用她的光辉“灼伤”“我”；而在《侦探》（“The Detective”）〔9〕208-209中，面对“我”的“死亡”，月亮却“笑了”。这种月亮——女人（母亲）的异化呈现是普拉斯“时间如何流逝也不会使我爱她……她是个行走的吸血鬼”〔14〕心境的模拟表达，为诗歌增添了浓重的陌生化色彩。

普拉斯诗歌中的月亮不只与异化的母亲、女人有关，还与病态、不祥、惊悚与死亡紧密相连：“拖着它的血袋”，像“生病的∕动物”（“Lesbos”）〔9〕227-230一般的月亮、“以生癌般的苍白，拖着”像“浓密的息肉般的树”（“Purdah”）〔9〕242的月亮是病态与不祥的象征；“半个脑袋”（“Thalidomide”）〔9〕252的月亮是惊悚的同义词；而“只有月亮浸在磷水中”（“The Detective”）〔9〕209及“我”“穿着月光套装，戴葬礼面纱”（“The Arrival of the Bee Box”）〔9〕212-213等带来的就是强烈的死亡气息了。

总的来看，除了因循月亮意象的传统美学含义之外，美国自白诗对月亮意象原初女性温柔内涵的颠覆、为月亮意象增添的死亡隐喻等，创新性地建构了月亮新的美学内涵，有效地扩展了诗歌美学的空间。

三、乌及其相关意象

因其独特的样貌及声音特征，乌鸦在中西文化中的形象已超越了其作为鸟类的生物属性，拥有审美意象的复杂性、相对性甚至极端性。

在中国文化中，乌鸦既是“凌西极以翱翔兮，为王母之所使”〔15〕的祥瑞灵气、《孝乌赋》中的仁孝节义，又是“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见乐府民歌《战城南》）中的残酷与死亡。在西方神话中，乌鸦是太阳神阿波罗的白色神宠，但因其“告密”而致科洛尼斯死亡事件被阿波罗迁怒，从而成为黑色的不祥之物。除此之外，乌鸦还有“来自冥府的信使”“深沉的观察者”等寓意。所以，乌鸦一面作为神宠及智慧的象征而受人尊敬，一面又因其通体的黑色及聒噪、刺耳的叫声而成为背叛、噩运，甚至死亡的代名词而遭人嫌弃。

正是乌鸦寓意的多样性，使它逐渐成为文学的专宠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为表现特定审美经验及象征寓意的文化意象。它的这些文化象征意义也引起了美国自白诗人的注意，自白诗的先行者罗特克就曾以《夜乌鸦》为题详细阐释过其代表的黑暗及死亡隐喻。

在美国自白派诗人中，普拉斯不但对乌鸦的“神性”及“观察者”身份较为看重，而且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乌鸦无所不知、洞悉一切的“大他者”（the big other）身份：在《雨天的黑鸦》（“Black Rook in Rainy Weather”）〔9〕56-57中，语者从“梳理自己黑羽毛的黑鸦”的安静与从容中获得自身从“恐惧中解脱”的勇气，这里的“黑鸦”无疑是智慧的象征并具有神启的性质。而在“两只弓着背的黑鸦∕蹲在悬铃木∕斑驳的枝条上∕∕红肿着眼，∕守望黑夜，∕歪着头注视∕这孤独的夜行人”（“Prospect”）〔9〕28及“只有乌鸦在一棵树上。记下这一切”（“The Detective”）〔9〕209中，“乌鸦”皆是以“大他者”的形象全方位地“守望”着“黑夜”和“夜行人”，而且，以高高在上的“大他者”姿态“记下这一切”。

当然，在肯定乌鸦的“神性”及“大他者”身份的同时，普拉斯对乌鸦的负面寓意也关注有加，并同其他自白派诗人一起，用乌鸦的出现渲染黑色、不堪、不祥及死亡的气息或氛围。

普拉斯在《召唤森林女神的困难》（“On the Difficulty of Conjuring Up a Dryad”）中用“在鸦声聒噪的天空”〔9〕65，洛威尔《在蓝色中醒来》（“Waking in the Blue”）中用“乌鸦在石化的航道上聒噪”〔7〕183-184、赛克斯顿在《好心的先生，这片树林》（“Kind Sir：These Woods”）中用“乌鸦的嘴在黑夜中嚎啕”〔8〕4来预设不安、不祥的前景；而无论是“乌鸦整理她的衣裳”（“The Manor Garden”）〔9〕125，还是“小女孩把带有尖角的∕石头放在一只∕乌鸦的坟上”（“Burial”）〔7〕751，都用冷静甚至疏离的态度描写了死亡的来临。这种克制的陈述将乌鸦所代表的死亡的身影拉得更长，更加拨动人心，也体现了意象掌控全局氛围的强大力量。

不可忽略的是，在美国自白诗的意象使用上，同乌鸦相似，蝙蝠也因其独特的样貌特征成为美国自白诗人渲染黑暗、恐惧和死亡的常用意象。如同以“乌鸦”为题抒发晦暗及阴郁的情绪一样，罗特克也曾专门以《蝙蝠》为题，以“带翼的老鼠戴张人脸”来书写蝙蝠所代表的邪恶、黑暗与恐惧。而且，不管是普拉斯《月亮与紫杉》〔9〕172-173中被“母亲”释放出的冷酷的“小蝙蝠”、《过冬》（“Wintering”）〔9〕217-219中令房间压抑得“无法呼吸”的“漆黑的蝙蝠”、《莱斯博斯岛》（“Lesbos”）〔9〕227-230中残忍的“嗜血的蝙蝠”，还是塞克斯顿《好心的先生，这片树林》中“飞在光天化日下的蝙蝠”〔8〕4、《手术》（“The Operation”）〔8〕56-59中的“毛茸蝙蝠”，都带给人阴森恐怖的不祥之感，尤其是当这些“蝙蝠”与杂陈在诗行中的“恐惧”（fear）、“魔鬼”（ghosts）、“死亡”（dying）等字眼相互映衬、相互补益时，蝙蝠意象在诗间的“穿梭”尤其带给读者惊悚的感觉体验；而塞克斯顿更是在《梦见乳房》（“Dreaming the Breasts”）〔8〕314-315中用“像蝙蝠一样悬挂着”来修饰母亲癌变后的两个乳房，使蝙蝠意象在狰狞之余又增添了悲哀、绝望的情绪表现功能。

综上所述，虽然诗歌是“自白”的，但美国自白诗中的“自白”并非“直白”，意象的丰富存在正是其美学品质的明证之一。在实际的操作中，美国自白诗人娴熟而巧妙地运用意象作为传情达意的载体，并遵循着既延续又突破的建构规律，不但强化了意象原有的文化符号特征，而且在此基础上生成了新的象征意义，深化了诗歌的美学内涵：镜及其相关意象不仅完善了“镜子”作为文学母题之一的多项审美功能，而且在后现代语境下扩展了其“入侵”和“规训”的功能隐喻；在月及其相关意象的使用上，美国自白诗与西方诗学相辅相成，突破了月亮隐喻的滥觞并为其增添了“暗恐”色彩，丰富了诗歌的容量；在乌及其相关意象的功能选择上，美国自白诗不但保留了乌鸦的负面象征意义，而且从它在西方神话中的“观察者”身份出发，建构了其“大他者”身份并前瞻性地应和了拉康1960年代主体、客体和大他者的三维存在，增添了诗歌隐喻的层次性及复杂性。因此，可以这样说，美国自白诗中的意象既体现了个人色彩及情感体验浓郁的自白诗所蕴含的文化的共性及普适性，又完成了对诗歌美学品质的呵护和加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