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囧妈》中的女性创伤叙事

兰 方

（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南京 211169）

作为春节档贺岁片，电影《囧妈》以幽默搞笑中穿插人文情怀，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影片讲述的是由徐峥扮演的企业家徐伊万一边和妻子离婚并陷入商业纠纷，一边因护照问题误乘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在六天六夜的行程中，与多年来一直无法沟通的母亲由冲突到和解的故事。该影片以中国式家庭关系为主线，揭示了中年人面临的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等问题，展现了中国人特有的表达方式和相处模式。电影采用了独特的叙事手法，为观众展现了主人公徐伊万和母亲卢小花的心路之旅。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张璐、卢小花和娜塔莎既有鲜明的共性特征，也有许多微妙的差别，她们都呈现出时代、民族意蕴所赋予的文化载体特征。本文以三位女性所遭受的创伤为视角，运用创伤叙事理论，分析其创伤形成的原因、遭遇创伤后的主体表现以及寻求疗愈创伤的道路，引导人们反思当今中国代际之间、夫妻之间的相处模式。

一、人物创伤的成因

创伤是指因灾难或不幸导致的、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给受害者造成深远的身心伤害，具有易复发、持久性的特点。“创伤性事件是指严重威胁安全或躯体完整性的、引起个体社会地位或社会关系发生改变的、造成灾难性后果的事件”〔1〕。“在电影的艺术形式中，叙事是指根据某个特定情感的、身体的，或智力的观点来组织情节或视角”〔2〕。《囧妈》讲述了不同背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三位女性所遭受的身体或情感创伤。影片以徐伊万和妻子张璐的矛盾为开端，张璐劝伊万多听听母亲的心声并和他商讨离婚事宜。她认为伊万在一直锲而不舍地改造她，让她成为对方心目中的那个人。作为一名现代女性，张璐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体面的工作和相对独立的人格，不可能为了迎合丈夫而使自己成为“想象中的妻子”。多年来，伊万的改造、索取和控制是导致其创伤形成的原因。夫妻之间价值观的差异使张璐一直处于压抑状态，引发其心理创伤，最终导致她离开家庭、离开婚姻。

在家庭关系中，紧张的亲子关系，如忽视或过分关注，都会给当事人造成一定的心理创伤。影片中的卢小花不愿意乘坐飞机而选择乘坐耗时长且票价高的火车，是因为她年轻时在莫斯科大使馆做护士来回北京就是乘坐这趟火车，也是为了弥补48年前没能代表中国大使馆在莫斯科演出的遗憾。在这一趟心路之旅中，伊万和母亲的争执与冲突开始了。首先，同张璐控诉自己的语气和措辞一样，伊万不满母亲为自己安排的一切：“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之间的问题，在你的心里面住着一个幻想出来的儿子……你为什么要锲而不舍地改造我呢？这么多年过去了，难道你没有发现我并不是你想象中的儿子。”然而，这样的交流并没有得到母亲的认可。愤怒下的伊万偷偷扔掉了母亲喜欢的小番茄，此处的小番茄象征了母亲对儿子的控制和束缚，伊万扔掉这些番茄就是想要摆脱母亲的控制。这时，对伊万来说，母爱俨然变成了一种枷锁。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得知造成卢小花对儿子过分管控的原因是源于其年轻时的创伤。年轻时，卢小花没有处理好与丈夫徐翔的关系，对其吃喝、工作、衣着、社交方方面面的管控造成了丈夫的不自由、不幸福甚至压抑，终日以酒精度日。喝醉后的徐翔对卢小花家暴，而受到伤害的卢小花去丈夫的单位大闹，不许别人和他交往，夫妻关系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丈夫的死亡。婚姻关系中所受到的创伤使卢小花将自己过分的关注以同样的方式倾注到自己的儿子伊万身上，最终导致了儿子的反抗。卢小花出生在大城市的大户人家，受过良好的教育，说着一口流利的俄语，有着体面的工作和高雅的艺术爱好，儿子儿媳都是职场精英，但是由于她没有正确处理好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以爱的名义给了亲人太多的伤害，造成了丈夫和儿子的躲避、疏远甚至叛逆，自己也承受了家庭关系中的种种创伤。同样地，伊万也继承了母亲的控制欲，并将这种不幸延续到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中。

由于这趟列车是国际列车，从技术的层面来说，应当出现外籍人士。所以，娜塔莎的出现应属必然，她同车窗外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平原、简陋破旧的俄罗斯小站一样，都是必要的异国元素。俄罗斯籍姑娘娜塔莎在中国学习古汉语，因遭受未婚夫维克多的出轨而踏上了这列列车。她“幽默”地把自己和伊万在爱情中的相似境遇称为“一丘之貉”；将两人的相遇、倾诉称为“露水姻缘”。这些幽默元素是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但是，她和张璐、卢小花一样，在婚姻、家庭中遭受的创伤具有共性特质，增强了电影的时代感和民族感。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很难静下心来思考爱情和婚姻的本质，进而引发家庭冲突、造成创伤。这些个体创伤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已经成为一定群体中的集体创伤。电影在讲述创伤形成的同时，也关注受创者的身体、心理反应，关注她们发出曾被压抑的声音，增强了影片的叙事魅力。

二、创伤后的主体表现

“在经历创伤的打击后，许多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也受到了相应的影响，变得固执、任性、极端”〔3〕。由于时代、家庭、文化和个性等方面的不同，影片中的三位女性受到创伤的程度和受创后的行为表现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她们内心创伤的状态表现在行为上的失衡，这些表征不仅加深了自己的创伤，同时也给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带来痛苦。

因不满丈夫的控制欲，张璐选择了分居，变得固执和极端。影片开始，张璐临行前送来猫粮，而对丈夫伊万的生活却一字不问，这暗示他们的婚姻关系走到了尽头。伊万向张璐示好，让她拿走自己特意修好的台灯，而张璐却觉得这个灯长得很做作。这本身是一件很小的事，却引发了二人的争吵，最终上升到世界观的差异这一问题上。作为受创者的张璐也变成了加害者，变得冷漠无情。伊万不愿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张璐却说一纸协议书限制不了她。婚姻的失败让她感到焦虑不安，她没有与家人敞开心扉，而是选择逃避，转而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放到工作上，去美国参加JLD生态社区的竞标；甚至和徐伊万共同欺骗婆婆，隐瞒他们将要离婚的事实。这种日积月累的婚内创伤使张璐在家庭关系中变得极端、固执和冷漠，而逃避的方式使她在婚姻生活中备受压力，给自身、丈夫和婆婆带来了痛苦。

卢小花在年轻时代的婚姻中受到的创伤使她把自己的爱倾注在儿子伊万身上。中年丧夫之后，精神上寂寞空虚的她把对儿子的爱渐渐变成了不断膨胀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她对儿子的生活处处干涉、事事操办，从身材、饮食到婚姻、生育，甚至连儿子与儿媳的性生活也要过问。伊万在火车上多看别的女性一眼、与娜塔莎喝酒互相倾诉心声也被母亲视为对婚姻的不忠。卢小花的喋喋不休终于导致了儿子的反抗，伊万控诉自己已经受够了母亲的教导、强迫症和疑心病。而卢小花却抱怨自己的儿子，反复说道：“你怎么一点儿都不乖啊你！”“我是为你好啊！你知道吗？”，但对儿子反复说的那句话“我说的你听得见吧？”却置若罔闻。源于婚姻、亲子关系的创伤使卢小花变得焦虑和暴躁。“有创伤经验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心理创伤。但这种精神创伤因为某些主客观原因愈演愈烈时，便会导致病态，这种病态被称为歇斯底里症”〔4〕。这种可怕的歇斯底里和道德绑架直接导致了儿子的失语。一方面，卢小花一直在强调自己是为儿子好，希望儿子完全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生活工作，全然不顾及儿子内心的想法和感受。另一方面，卢小花在与儿子相处的短短的时间内，就对儿子的生活方式横加指责，认为他处处都有问题，希望他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母子的冲突在伊万挂断张璐的电话后达到了高潮，进而揭开了埋藏在母亲内心深处多年的创伤。此外，多疑和过度警觉也是导致卢小花遭受创伤后的重要主体表现。她因小番茄和钱包的丢失而怀疑娜塔莎是小偷；因怀疑家里的保姆偷看开门密码而辞退保姆；因看到徐伊万和娜塔莎在一起吃饭而怀疑他在外面搞婚外恋等等。婚姻中缺席、母子关系中失我的卢小花缺乏安全感，而她将这种多疑和过度警觉无意识中投射在与儿子、家人的相处中，造成了家庭关系的恶性循环。自然风光的意象也在表达卢小花的创伤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影片中，当冲突爆发时，镜头转向了车窗外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寒冬。列车到达弗拉基米尔时，漫天的大雪既是卢小花内心创伤的写照，也是她和儿子矛盾冲突的再现。大雪渲染了卢小花对创伤的回忆，也是她对家庭关系反思的开始。

娜塔莎是影片中一位个性鲜明的角色。知道未婚夫维克多与自己的闺蜜出轨后，情感上失意的她变得沮丧、冲动，对爱情和婚姻失去信心。她和伊万走到列车的尾部，扔掉订婚戒指并通过疯狂的咆哮来发泄内心的愤怒与痛苦。作为“战斗民族”的一员，娜塔莎敢爱敢恨，没有委曲求全。弗洛伊德认为，人们面对创伤时往往会产生移情：即主体经过一段时间的悲伤后，将爱从原有的客体转移到新的客体上〔5〕。既然被“弃如敝履”，她就准备和“萍水相逢”的伊万展开“新一段人生”。影片没有对这种移情做出任何道德评价，而是通过列车到站后娜塔莎与男友的和解来展示爱情的回归，这种情节的突转暗示了爱可以通过真诚的交流历久弥新。

三、创伤的疗愈

创伤叙事的目的不仅要揭示创伤形成的原因和创伤后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寻求疗愈创伤的方法。为了走出创伤的阴霾，受创者必须直面创伤、战胜创伤。“受创者以自身视角复现创伤经历，通过一系列精神状态和行为动作表现创伤造成的伤害并努力通过发声寻求有效的疗愈方式。个体的创伤可以通过向别人讲述的方式得以复原”〔6〕。受创者开始唤醒对创伤的回忆，诉说创伤往事。这种谈话疗法有助于受创者打开心扉、认知自我、克服恐惧和伤痛，在治疗心理创伤上有良好的效果。

影片中，在婚姻和家庭中遭受创伤的三位女性直面创伤、走出阴影的过程将本剧推向了高潮，并渲染了电影的主题。在影片结尾，在丈夫坦言自己的真情、表明不想离婚后，张璐与伊万进行了坦诚的交流，最终明白导致他们婚姻失败的原因是他们都把对对方的爱转变成希望对方活成自己的样子，而忽视了即使是夫妻，也应该尊重对方独立的个体。她回忆起彼此拥有过的相爱时光，也逐渐认识到多年来忽略了丈夫的感受；坦承彼此在婚姻中都付出了许多，领悟到即使是全身心的付出也可能造成伤害。张璐认识到造成创伤的根源，明白只有选择直面过去，才能理解创伤的意义与价值。她找到了婚姻失败、遭受创伤的症结，对丈夫的态度也从怨恨和冲突走向和解与祝福。但是，张璐毅然选择离婚，他们并没有像观众预测的那样重拾爱情。创伤中的有些悲剧一旦形成是无法挽回的，结束不合适的婚姻往往是对彼此最好的成全。他们虽然离婚了，但是经历了共同的成长，获得了灵魂的愉悦，理解了婚姻的价值，赢得了真正的解放。

在经历了与儿子歇斯底里的争吵后，卢小花的心理防线被击溃。在列车停靠在弗拉基米尔时，她下车乘坐巴士独自一人走向了有熊出没的危险森林，也走上了治愈创伤的道路。在儿子找到自己并承认错误后，卢小花开始回忆、倾诉了自己遭受创伤的历程。卢小花和丈夫徐翔因为爱情走到了一起，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和阶级背景的不同，他们生活得从来都不幸福。本想离家出走的卢小花因为对孩子的爱留在了家中，但遭受了太多的不幸。丈夫去世后，她便将自己的爱倾注在儿子身上，忽视了儿子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生。在交谈中，卢小花逐渐认识到自己把对丈夫的管控移情到儿子伊万身上，造成了紧张的母子关系。大白兔奶糖是伊万小时候最爱吃的零食，这一意象的复现显示了母子关系的和解和创伤的疗愈。凶狠可怕的熊的出现是母子冲突的隐喻再现，也是他们和解后面临的生命考验。母子二人合力对抗熊的场景也是对和解后的母子关系的升华。影片在母子二人和解后借用熊戏拟了受创主体的创伤记忆，走出创伤的母子合力抗熊，展现了至亲至爱的人性光辉。最后，卢小花在儿子的帮助下来到莫斯科红星大剧院，完成了精彩的演出，实现了多年来的梦想，也赢得了儿子的拥抱。这种和解不是源于控制和抵抗，而是源于尊重与成就，这正是电影所要传达的主题：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拥有独立的灵魂。

遭到未婚夫抛弃的娜塔莎也是通过交流的方式回忆起恋爱初期的甜蜜，遭受背叛后，她选择逃离，并通过激进的方式，以抽烟、呐喊、扔戒指的手段发泄内心的痛苦。最后，列车到站，娜塔莎的旅程结束。出现在火车站的未婚夫向她跪求解释其中的缘由，“出轨”是由于娜塔莎的父亲为了阻挠他们在一起而编造的谎言。与张璐和伊万的结局不同，二人冰释前嫌，拥吻在火车站，重新获得了爱情。虽然情节有些滑稽和唐突，但是影片意图从这两对婚姻结局的对比中使观众顿悟：创伤的和解是人际关系的改善、人格的尊重和痛苦的消解，而并不一定是破裂婚姻关系的复合。

综上，在电影《囧妈》中，导演徐峥将三个平凡女性的创伤融入叙事理论中，引导人们思考爱情的本质和生命的意义，增强了电影的启发意义。影片中的女性在创伤叙事中得以疗愈，实现自我和解的过程会引发观众的共情，并将这些个人记忆放置在集体记忆中，体验精神创伤，从而重新审视家庭伦理、心理情感和时代情怀。如果影视画面和音乐艺术结合到完美程度，便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出电影艺术的最佳效果。“影片的主题曲常常是剧情发展到关键性的规定情境时出现，对突出影片的主题思想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7〕。正如片尾歌词所说：“愿你铭记此刻红莓花儿开。”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就像红莓花儿一样尽情绽放，在人生的旅途中可以重构记忆，解构创伤，荡涤心灵，期待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