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中国古代的“诗性智慧”也反映在启蒙教育中,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童蒙教育(11-17世纪)》中说:“诗在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一则因为诗便于背诵和歌唱,一则因为老师要求学童仿照已学会的诗,用相近或相反的字和词作诗。”[1]就教育内容而言,在中国古代童蒙教育中,无论识字教育、常识教育、行为教育,还是习礼教育,所采用的大多是便于记诵的韵语教育方式;就教育手段言,无论是记忆教学,还是读写训练,也都或隐或显地显示出诗在其中的生命活力。然而在教育史研究中,除去就韵语、对仗等问题对儿童记诵、学习的重要性关注外,很少专有蒙学教材在诗学领域的表现、作用、价值及意义的探讨;(1)如张志公的《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徐梓、王雪梅的《蒙学要义》(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徐梓的《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发展阶段及特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等古代蒙学教材研究;贾慧如的《元代的蒙学教育与教材》(《教育史研究》2009年第3期),张延昭的《简论元代“小学”教材的编纂及其借鉴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等关于元代蒙学教材的研究,都很少关注诗学问题。王海波的《蒙学简论》(曲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从蒙学教材对传统语文教育的作用角度简单分析了其中比兴、用典的意义,然而并未注意到蒙学教材对童蒙诗学意识的影响,也并未从其对诗歌写作提供原材料的角度,以及从材料到诗歌意象、典故的中间环节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