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前沿问题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2021年学术年会综述

贾向桐，肖梦涵，王泽政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350)

2021年6月18日至19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和南开大学哲学院共同主办、天津市自然辩证法学会协办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2021年学术年会暨“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前沿问题”研讨会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举行。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山西、山东、湖北、湖南、贵州、内蒙古自治区等省、市、自治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南开大学党委常委于海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崔伟奇教授、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主任喻佑斌教授、天津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李春成教授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会议开幕式由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翟锦程教授主持。

于海教授在致辞中首先表示了对各位专家学者的诚挚欢迎，介绍了哲学院以及科技哲学学科建设的概况。他指出，本次会议以“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前沿问题”为主题，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与科技哲学”“科技治理与‘一带一路’”等前沿议题展开讨论，这种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交流碰撞、凝聚共识和共同努力，是推动学科建设和研究发展的重要力量。

崔伟奇教授在讲话中谈到，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延安时期对《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的学习至今对以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重要趋势的全球科技发展的关注，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一直融入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建设当中。同时，现今的科学技术发展对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和话题，而这就需要科学和人文进行深度交融。

喻佑斌教授首先对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的发展进行了简要介绍，并说明了专业委员会命名中“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两个关键词的由来。其次，他对历次年会的核心问题作了简单梳理并结合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世界的新变化对科学哲学研究的发展作了自己的展望，他认为科学哲学研究者应该直面现实中新出现的问题，对当今世界承担应有的责任。

李春成教授在致辞中提出，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科学技术发展面临诸多问题，这需要跨学科、多领域的共同研究，需要与时俱进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思考。他还谈到，科学研究的交流互通对于当下部分关键技术亟待解决的现状十分重要，同时对于促进学会的发展和天津这一城市的发展都是非常迫切的。

本次大会收到论文及摘要共五十多篇，会议设有三个分会场，师生分别参加报告和评议，专家学者和参会研究生围绕“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前沿问题”这一会议主题展开讨论，主要涉及中国共产党百年与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科技治理与“一带一路”、当代科学技术哲学新问题及研究进展、科学技术前沿的哲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新问题、信息哲学问题、大数据技术进展及其伦理问题、价值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哲学、中国科学传统与当今科学治理、社会科学哲学及其他相关议题。与会议者通过交流开阔了新视角和产生了新观点。

一、科学发现及逻辑探究

喻佑斌教授在主题为“整体性求知策略的可能性”的报告中提出，在为具体科学寻找合理性基础的同时，科学哲学也一直在构想将科学整合为统一体系的可能性。而科学研究“化整为零”的策略以及搁置形而上学的路线加剧了形成科学学科之间的壁垒。他的报告针对这一将科学整合统一的构想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分离状态之间的矛盾展开。他认为，“经典的统一科学尝试”和“弱化还原论方法的新尝试”都未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传统自然探究的整体论、生成论思想”可以“推动科学统一进程、促成科学新范式形成”。但是这种新范式是采取新的整体性求知策略，而非对古代整体论的简单复归。他将其总结为：“客体整体性的回归”“主体整体性的回归”以及“主—客关系整体性的回归”，是一种“超越‘化整为零’策略对自然理解的局限性且涵盖知识、思维、行动与求知者认知能力的新策略”[1]。

桂起权教授在主题为“用逻辑哲学眼光看布伦纳作为辩证法逻辑的‘现实逻辑’的起源”的报告中，首先，对逻辑哲学的概念给出了自己的把握，他认为“对逻辑中出现的哲学问题的考察”和“注重现代逻辑的形式分析的技巧的语言哲学”两种解释都是可以认同的，基于此，他进一步将“矛盾”与分析性和必然性一并作为值得高度关注的逻辑范畴。其次，他认为对“现实逻辑”的讨论，应“集中于现实世界的真实实体和现象的经常的冲突与变化上”，并且“保留分析方法的优点，同时保留标准逻辑方法的形式结构的严密性和通用性”。他在布伦纳归纳的“物理上的非同一性”“条件矛盾”“包含涌现的中介”“逻辑元素”“功能关联”以及“渐进性”六个现实逻辑的公理基础上，提出现实逻辑的核心理念及表现形式为将“现实的动态变化”看作“超长无限系列的由交替的现实化与潜在化所构成的”。最后，在以次协调逻辑方式刻画辩证法原理的表述中，他提出了“次协调辩证逻辑”的概念[2]。

万小龙教授在主题为“SixMathematicalHolesofModalLogic”的报告中，论证了传统的模态逻辑中句法和语义这一最基本的层次中存在很多不能解释的问题。他讲到，经典命题逻辑系统中充满非真值函数，而每个真值函数都可以在增加了上下标的复杂性后定义为一个非真值函数；简化变元集为 {p，H}，上下标都可以取消用叠置代替，但“同一个逻辑符号”似乎表示不同逻辑意义，这是解决非真值函数的关键。将CP等值变换为CPH系统，CP中的真值函数式与CPH中的非真值函数式的一多对应，进而他对CPH展开了进一步讨论。万小龙教授以此作结:在没搞清新增原始句法符号或语义符号与原有原始符号的依赖性或独立度时，就声称建立了CP的扩充或变异系统可能是过于匆忙了[3]。

刘邦凡教授在主题为“中国科学传统与当今科学治理”的报告中，首先，厘清了“科学地治理”和“科学的治理”之间的区别，他的报告主要围绕后者展开；其次，基于董光璧在中西比较框架下为中国科学传统总结了“在自然观方面以生成论为主导”“在逻辑形式方面以类比和互补推理为主导”“在理论构成方式方面以模型化为主导”三个特征，他认为，未来科学的发展将有可能表现出“中西两种传统互补的特征”[4]。他将中国古代科学传统的特性总结为“价值观的自然性”“世界观的整体性”“方法的类推性”以及“理论的模块化和组合性”，并认为在现今科学存在风险逐渐显露的背景下，中国科学传统的独有优势对科学治理将发挥重要作用。

郭燕副教授在主题为“视角实在论如何可能”的报告中谈到，当前视角实在论或视角主义被许多科学家用来解决科学实在论争论问题，这种方法“试图在传统形式的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间形成一条中间道路”。她认为，当前关于视角主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视角主义与实在论的相容性”问题上，这是其中的关键性问题，而跨视角的科学进步观念在处理科学真理与进步等传统科学哲学问题时，将居于一个“有利的位置”。

贾向桐教授在主题为“自然主义、构成主义先验论与科学实践”的报告中谈到，历史主义在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十分突出。而在新编史学的历史主义背景下，随着自然主义逐渐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主流研究范式，相对主义成为了科学合理性辩护的焦点难题。他说，从科学哲学的内在演进理路来看，与自然主义范式相对的先验论传统仍构成把握科学哲学发展的脉络之一。这一先验论进路主要体现为“后期库恩—弗里德曼基于编史学的新康德主义先验论对自然主义的批判”，但这一“强调功能性与构成性的新先验论”尚需通过实践解释学来补充其背后理论哲学的局限性，并以“实践的科学实在论”作为融合历史主义的基础。

Francesco Di Iorio副教授在主题为“分析社会学与批判实在论”的报告中主要比较了分析社会学和批判实在论，重点考察后者的理论家对前者的批评，并认为这些批评并不有力。他说，批判实在论建立在基础主义理论之上，它与分析社会学的“可错”和“非基础主义”的形而上学假设不相容；同时，批判实在论者对分析社会学的原子主义的指责也是错误的。他还概述了分析实在论和批判实在论关于社会机制和因果关系的概念之间的区别以及分析社会学与批判实在论的主要区别。

李延军副教授在主题为“KnowingHowtoPlan”的报告中谈到，不确定性下的规划是指在行为者不确定其初始位置的情况下，对实现目标的解决方案的寻找；“Knowing How”逻辑指的是使用KH模态获取计划，而这一计划将确保某一目的的实现。在总结前人对这一话题的探讨后，他认为，使用逻辑进行规划可以经由模型校验完成。他接下来讨论了“经由基于知识的计划而来的‘关于如何’的逻辑”和“‘关于如何’的逻辑基础上的计划”两个主要话题。李延军副教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总结为利用认知过程的认知逻辑，提出了高阶认知规划的概念。并认为规划问题可以在框架中使用模型检查问题进行编码并在PTIME中根据模型的大小进行计算。

谢爱华教授在主题为“图灵与维特根斯坦数学基础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希尔伯特可判定问题乃是希尔伯特指出的数理逻辑的关键问题，图灵对可计算数及其在希尔伯特可判定问题中的应用以及可解的与不可解的问题所做的研究，尝试给出对希尔伯特可判定问题的回答：没有一个有效算法可以判定任一给定陈述在系统中是否可证。谢爱华教授分析对比了图灵以及维特根斯坦对数学基础的论证，前者以逻辑主义和“计算还原主义”为核心，后者则以“语言游戏论为核心”。谢爱华教授指出，以上问题的探究对今天计算仿人类大脑的智能研究具有重要启示，由于人类大脑所具有的操作规则结构和力量比计算机复杂、微妙得多，通过形式化的公理方法内建固定指令的模仿方式，人工智能尚不具备代替人类大脑的直接前景。

二、人工智能及其哲学反思

任晓明教授在主题为“人工智能视野中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报告中谈到，基于纯粹理性的演绎主义是人工智能逻辑研究的传统路线，但随着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深度学习理论的发展，人工智能领域的非经典演绎推理以及非演绎的推理越来越多，演绎主义在人工智能中不再处于支配地位。他进而认为，当今基于新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研究越来越凸显其重要地位。但在他看来，演绎主义和归纳主义均有其偏颇之处。基于此，他得出结论：“人工智能发展需要在理性和经验之间、形式与非形式之间、演绎与非演绎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5]

王绍源副教授在主题为“人工智能的算法殖民困境及‘非殖民化’的伦理策略”的报告中将人工智能与政治传播问题联系起来，认为从构建现实的本质来看，算法是“政治传播的积极力量”和“一种新的政治形态”。但是，由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存在“权力滥用与价值失范问题”，导致在数据空间中出现“算法压迫、算法剥削、算法剥夺的殖民主义场景”。他谈到，面对此种问题，在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共同体框架下，亟待形成一种人工智能的非殖民化伦理策略，构建一个“更加公平、负责任和透明度高的算法系统”。

李梅敬副教授在主题为“理论层次视域下人工智能发展风险的伦理应对”的报告中谈到，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得人工智能的伦理研究得到重视。她认为，人工智能的伦理镜像包含“低层次伦理冲突”和“高层次伦理需要”两个方面；其中高层次的伦理需要包括“低层次的社会需要”和“高层次的自由人的类发展需要”。她在理论层次视域下，在人类个体和人类整体两个层次上对人工智能伦理风险进行分析并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最终得出结论：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人类社会类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个体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

陶锋副教授在主题为“人工智能美学视域中的审美理性”的报告中谈到，在人工智能艺术和美学研究中，审美理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包含“美的规律”和“理性之美”两个层面。“美学在分析化、计算化道路上的发展”，为人工智能美学提供了可能[6]。他将人工智能美学对传统美学研究范式的改变总结为结合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了技术、哲学与艺术思维以及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他还说道，审美理性还要求通过艺术来救赎传统的工具理性。在智能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对审美理性和人工智能美学的研究，有助于限制和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王东副教授在主题为“智能驱动科学发现及其哲学反思”的报告中说道，人工智能技术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科学发现活动中，但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替代和超越人类进行科学发现等一系列方法论问题上还存在争议。他将主要原因归结为人工智能在不同科学研究领域和发现层次上的应用和“对‘科学发现的逻辑’以及科学因果解释能否形式化的不同看法”；同时，他还意识到人工智能在科学中的应用还带来了像“科学是否只是属人的”等一系列认识论问题，需要科学哲学从“能够同时解释人类科学活动和机器逻辑的新的视角”去回答，下一步的讨论将基于“当代认知科学已经提供了”的“很多数学认知的成果”而展开[7]。

三、科学、技术与社会

卢风教授在主题为“当代工程技术对人道主义的影响”的报告中提出，现代价值论研究的人道主义价值论实质上是以康德哲学为典范，现代民主法治是以康德哲学为理据。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人道主义造成巨大威胁，人道主义的事实基础坍塌。康德伦理学对此提出的命令是，要将自己和他人的人性不仅仅视为手段，更要视为目的。而如今，人们力图用技术创造超人，随着当代技术突破性发展而兴起的“超人类主义”思潮将尼采的超人类思想与一种史无前例的技术乐观主义结合了起来[8]。卢风教授认为，科技能否使人类走向超人类以及如果能够、该走向是否值得追求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商榷。

闫坤如教授在主题为“归纳逻辑学视域下的技术风险信念修正与风险决策”的报告中提出，从逻辑学特别是现代归纳逻辑视角对风险进行研究，对技术风险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层次上的双重意义。鉴于风险客观实在性与主观建构性，进一步分析风险特征会影响风险认知，而认知策略影响风险认知偏差。归纳逻辑恰恰可针对不确定性推理进行研究，尤其是贝叶斯主义对这些技术分析提供了可能性。而且，风险评估中的风险决策也可以通过不确定性推理实现决策的有效性。

易显飞教授提出，新兴的“情感增强技术”主要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对人类的情感进行干预和调节。关于对技术增强的理解，可以通过“治疗”和“增强”、“健康”和“疾病”两对范畴的比较来进行把握[9]。对其内涵、类型和特征等问题进行探讨，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情感增强技术的认识论与价值论问题的认识。现阶段的“情感增强”更倾向于指代躯体性反应，由于人们对于增强正面积极情感的选择权重较大，因此，在多数情景下，“情绪”意味着“感觉良好”，但有时也指代更为广泛的情绪状态[1]。与传统情感增强技术相比，当代新兴情感增强技术基于纳米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新近研究成果发展出新的情感增强技术类型，新兴的情感增强技术又必然表现出新的基本特征。

王金柱教授在主题为“隐私本质的活动论考察”的报告中提出，隐私作为当今社会的核心概念，遍及各个学科领域，展现出多维矛盾之争，对其概念界定及现象理解陷入困境。要探明隐私本质，可从语言层面入手，通过对隐私进行字源、词源考察，隐私可还原为关于自我的特殊活动，从自我、价值、活动出发的认识论、价值论和活动论三个维度的解释，摆脱了传统的本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窠臼，使得我们更为合理地认识隐私的概念和价值。从隐私活动论观点出发，回归实际，可在身体活动、心理活动和交往活动三个领域对其进行检验和修正，对各种不同类型的隐私做出活动论的现实解释，对隐私含义的清晰认识成为可能。

王耀东教授在主题为“工程风险的公众群体认知偏差生成与纠正研究”的报告中提出，工程风险的公众群体认知和个体认知是截然分明的。公众群体认知是通过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生成的。不管我们如何了解个人的动机，个人一旦成为群组，意想不到的结果总会出现[10]。在各种群体动力学机制的作用下,个体行为的认知偏差扩大为群体，对整个社会造成影响。近些年来，由于公众群体对工程风险的认知偏差导致工程建设受阻，甚至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愈演愈烈。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公众群体关于工程风险认知偏差生成的社会动力学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探讨该偏差的可行纠正策略。王耀东教授认为，公众群体的认知偏差的纠正涉及多个社会主体，各主体的协作力量不容忽视，针对不同的社会主体应当有侧重点地采取相应策略，如公众需要提高工程风险的理论思维能力，媒体也要肩负积极责任，公众需同工程共同体以及政府等多个相关主体进行积极有效地沟通。

杨明教授在主题为“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域下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研究”的报告中，探究了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及其产生根源。杨教授首先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问题进行研究，梳理了科学技术评价相关的诸多理论；然后分析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问题及其社会基础；最后，研究如何实现科学技术促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因此，要化解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关注社会性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要求在当代现实社会的背景之下，应遵循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科学技术的应用朝向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和谐发展的方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下，采取共同行动来化解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张君副教授在主题为“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的政策限制”的报告中提出，近年来一系列新奇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似乎已经超越了20世纪生物工程的制度框架。人类基因层面的编辑修饰，无疑是一种伦理和价值敏感型的科技。特别是关涉遗传学操作时，可能越过治疗或预防疾病的界线，极易引发关于用途、安全及功效等方面的巨大争议；另一方面，生物技术将带来相当大的相关创新需求及产业竞争。既有的科技政策将受到巨大挑战，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的政策规制，将面临一个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伦理和法律规范情境[11]。未来的政策涉入应当去复杂化，转向寻求监管透明的选择。建立起增强技术发展的规制共同体，该共同体应当囊括技术应用的所有对象。首先，要加强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为政策规制的有效性提供理论依据与支撑；其次，要建立包括公共与私人基因技术研究主体的监管机制；最后，要广泛调动政府、企业、专家及普通公众各方主体，倡导共同治理，尤其需要积极调动公众参与到基因增强技术的政策讨论中来。

朱冬香教授在主题为“多元主体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研究”的报告中提出，21 世纪以来，一方面，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众多高精尖的新兴技术迅速发展，渗透进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展现了对变革人类生活的巨大能量。另一方面，科技日益发展催生了诸多不确定性，对固有的伦理观念以及道德意识提出挑战。科技伦理治理模式迫切需要革新，在国际和国内双重语境下，可以看到科技伦理治理模式的新进路。在以中国底板的科技伦理治理模式尝试下，党和政府在加快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将科技伦理作为重要治理内容，真正达到科技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目的。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更加明确要求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健全科技伦理体系。当前，亟待构建以科技创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规范和调整科技伦理治理主体责任和关系，发展多元主体治理结构，形成以法治、德治双重约束治理手段为重要保障的治理机制，在实际治理过程中，二者相辅相成，引导发挥德法并举、协同治理效应，实现硬约束和软约束、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他律和自律的统一[12]。从顶层设计上，打造权责横纵贯通的多元主体参与科技伦理治理模式。

李春成教授在主题为“浅谈科学技术发展的循环累积增强”的报告中，对源自经济学的累计因果理论是否适用于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其长期效应会否持续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李春成认为，循环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基本社会经济现象，所有涉及经济、社会、科技、生态系统的运行过程都可视为循环系统，循环性则体现了系统运行的基本特征。而发展的结果则体现为积累，一切经济、社会与技术发展过程是在系统耗散基础上达成新的平衡，同时不断吸收外部能量完成累积的过程。当前影响科学技术正向循环累积增强的因素主要分为创新需要与通用使能技术，前者是正向循环累积增强的决定因素，后者是正向循环累积增强的加速器。科学发展是否到了极限以及人类能否掌控越来越海量化的知识两大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四、信息网络问题及治理

胡志强教授在主题为“互联网作为认知环境”的报告中提出，人类的认知过程存在社会维度，认知的社会环境是该维度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一个人信念和评价标准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其所处认知环境的影响。互联网渗透进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仅是作为信息交流的工具存在，更是增进认知的重要场所。人们通过互联网搜索信息发现证据，也通过互联网合作探究进行推理。但是，除了平等交流的一面，互联网也有受控的一面，平台推送、网络水军等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现象不仅强化了人们的认知恶习，还极大损害了人的认知主体性，扩大了主体认知能力上的差距，造成了各主体认识上的不公正现象。

陈默教授在主题为“数字智能技术下的新媒介生态”的报告中提出现代量子科技的飞速发展，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已是全球竞争的焦点。在新媒介生态下，需要打破媒介环境学的局限，推出新的朝向未来的、适应量子时代的媒介理论。陈默教授认为，人类的创造性思维源于心灵，产生于大脑的动态活动。科学与哲学正在探寻发现人的意识最深处的秘密，人工智能与人合二为一，新的媒介生态必将带来更多新兴的传播方式。

黄侃副教授在主题为“数码人格刍议”的报告中提出，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汇聚成为数智技术，这给人类的生活与生产带来颠覆性的影响。数智技术生产的数码人格并非是一个自然世界的产物，而是人工世界的产物，因此不属于自然哲学研究的范畴，但它同时成为人类现实的另一面镜子，如何对其做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解释构成了新的哲学难题。数码人格通过数智技术实现了数码孪生，这种由数据应用能力不足带来数据异化，与真实人格之间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复制关系。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数智技术的算法应用能力不足还会导致消费者真实人格在数据人格的影响下背上沉重的负担。因此，如何应对真实人格和数码人格之间的错置，关键在于对数码拜物教这一信息拜物教的升级产物的解释，为了规避不必要的麻烦，讨论应回到数智技术缺少人文要素的问题上来。

李健教授在主题为“重大疫情背景下的网络谣言治理研究”的报告中提出，谣言信息在高度信息化时代与传统的疫情时期的传播方式不同，而当下重大疫情的谣言传播正以互联网为主要渠道进行的即时传播，并持续发酵甚至发生变异。这对公共应急管理提出了新的重大挑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13]，就涉及如何应对网络谣言的问题。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网络谣言的传播态势迅猛与治理策略无法及时有效应对的矛盾已较为突出。因此，有必要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域，分析重大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生成环境、演变趋势、现实治理困境，进而从“依法治理”“道德治理”“技术治理”和“组织治理”等维度提出综合性应对策略。

夏冰教授在主题为“信息哲学对中医现代化之价值刍议”的报告中，梳理了近年来中医界对中医现代化的认识，分别介绍了降维升阶、升维降阶与升维升阶思想、网络药理学、数理中医学、安康医学等[14]。夏冰进而分析比较了弗洛里迪和邬煜信息哲学的异同，揭示了信息哲学的生态属性以及信息哲学对安康医学、生态医学的价值。他认为，信息哲学将为中医现代化带来新的发展活力，会进一步细化中医信息，使其更容易使用数据实操；中医理念也会给信息哲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启示，为其元哲学给予形而上学的支撑，二者互相支撑，共同进步。

此外，此次学术研讨会开设了研究生论坛，各高校哲学类相关专业的近四十位研究生踊跃报名参会并提交论文。经评委会评审和组委会审核，部分研究生的论文分别获得一等奖、二等奖和优秀奖，其中，任昱霖的《〈谈天〉的科学方法及其当代价值》、马敏的《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科技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梁正平的《艺术与技术的融合：人工智能设计的美学反思》获得一等奖。另有十八名同学获得论文评比二等奖及优秀奖。

国内众多从事科学哲学以及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学术研讨会，他们围绕会议主题对科学、技术、工程与社会四维一体的议题从各个侧面进行了专门研究。这些研究与报告既有科学实证的进路，亦有哲学批判的角度，同时亦有伦理及社会治理方案。相关问题相互交叉，而研究视角各有优势，观点鲜明，这对推动科学技术哲学理论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