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与世界秩序》

赵剑英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8

139.00元

赵剑英

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第十三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主要著作包括《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哲学回声》《哲学的力量——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哲学》《复兴中国》等。

2019年年底至今，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席卷全世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至少两大方面的问题急需中国学界从历史经验和学术视角出发，予以解答和展望。其一，如何看待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其二，如何看待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本书从宏观经济和国际关系等学科角度，探讨经济全球化的走向、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受疫情冲击的产业链以及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秩序、全球治理与大国关系等被广泛关注与争论的核心议题。

民粹主义本质与疫情政治化

在西方国家，对诸如疫情大流行这样的突发事件，政府的应对表现如何，总是会影响政治家的选情乃至最终选票，因此，这类事件从本质上就不可能回避被政治化的命运。一般来说，在许多国家不绝如缕的民粹主义政策倾向，其根源就在于，政治家面对国内种种长期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体制根源方面投鼠忌器，既无心也无力一举斩断绕成一团乱麻的戈迪亚斯之结（Gordian Knot）。因此，他们只剩下以下三条民粹主义道路可走：要么寻找一个外部目标作为替罪羊来转移矛盾，要么做出一纸空文式的民生承诺，要么采取饮鸩止渴的经济刺激政策。

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看，每逢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自然灾害和疾病大流行，都伴随着隐瞒事件发生的原因及严重程度等事实真相、污名有竞争关系的国家或者作为传统替罪羊的族群（如犹太人）、借机打击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把意识形态泛化到各个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等做法，由此产生无奇不有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无所不用其极的政府举措，以及荒诞不经的社会行为。

以一个世纪以前发生的著名大流感为例。1918年导致全球5000万人到1亿人死亡的这场大流感，起源地是美国哈斯克尔县（Haskell County，Texas）和邻近的范斯顿军营（Camp Funston，Kansas），并通过军队在国内调动以及到欧洲参战而广泛传播，演变为流行全球的大瘟疫。但是，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无视科学家和医生们的一再警告，罔顾已经普遍发生的严峻事实，以一切为了战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由，封锁和压制关于疫情的真实信息，故意淡化疫情的严重程度，没有做出有助于阻挡疾病传播的必要应对，最终造成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生命和健康的极大损失。

当时，美国政府为了转移公众视线和推卸自身责任，采取了种种高压手段控制舆论和无视民情，各种针对国内非主流政治群体、少数族裔以及其他国家的污名化行为也甚嚣尘上。一个最为经典和最具标志性的事实是，为了作战的需要，参战各方都对疫情的报道进行了严格的新闻管制，以至于一个作为中立国因而无须新闻管制，且与大流感起源无关的国家——西班牙为疾病发源地“背锅”，并且从那以后，“西班牙流感”这个疾病的名字被用了一个世纪有余。

在很多国家，采用包括經济政策在内的各种民粹主义政策，不惜以饮鸩止渴的办法来应对那些短期难应对且长期无出路的困难局面，也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多恩布什等经济学家最早提出宏观经济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并以拉丁美洲国家为对象进行了经验研究，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一些国家经济的失败正是在于应用了这类政策。

实际上，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也有深厚的宏观经济民粹主义传统。例如，拉古拉迈·拉詹就曾指出，美国政府试图通过扩大信贷来刺激消费，以便缓解由于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的深层次焦虑。这类政策的后果表现为金融过度发展，导致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错配，直至造成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然而，尽管金融危机后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美国国内的收入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萎缩现象却并没有改变，贫富分化及其导致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对立等现象愈演愈烈。

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产生的巨大冲击，迄今已经显示出联邦政府的严重应对不力。2020年1月23日，在中国武汉“封城”的时候，美国仅有一个感染病例。世界卫生组织（W H O）也早在1月30日就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时在中国境外只有82例感染且没有死亡病例。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没有珍惜这个时间窗口，未能果断实施必要的隔离措施。直到3月13日美国才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而确诊病例已达到1600多起。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一再贻误时机，不仅造成巨大的生命和健康损失，也致使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和失业率飙升，民不聊生和民怨沸腾威胁到政治家的选票。

因此，正如完全可以预料到的那样，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为了在2020年的大选中赢得连任，这时再次急需寻找替罪羊，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为此，他们不惜用尽诸种不名誉的手段，包括污名中国的国内抗疫策略和对外抗疫援助、敦促美国企业与中国供应链脱钩、掣肘WHO在国际合作抗疫中发挥协调作用、制造各种有关中国以及中国与WHO及其他国家合作的阴谋论，以及实施可能产生巨大负面溢出效应的货币政策（赤字货币化）。可见，美国国内政策的民粹主义和国际关系中的民族主义，与把疫情政治化的做法具有相同的动机。而且，这些意识和行为也都会产生逆全球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