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中心”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

王润泽 杜恺健

[摘要]近年来，随着县级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打破以往“两个中心”建设发展各自为政的状态，开启了“两个中心”深度融合的局面。本研究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出发，结合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理论，试对共同建设“两个中心”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所具有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对建设路径提出建议。研究发现“两个中心”建设有着共同的现实指向与目标，那便是面向基层社会治理，促成社会认同，二者相互推动，相互促进。进而在建设路径上，“两个中心”的建设应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促进建设工作有序开展，同时深度融合，推进思想宣传工作的共建共治共享，最后扎根群众，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实践话语。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媒体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基层治理;社会认同

中图分类号：C9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2-0017-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15ZDB1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润泽，女，辽宁大连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新闻史;杜恺健，男，福建厦门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新闻史、文明传播。北京 1008722018年8月21日至22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切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与此同时，习近平同志还强调“要大力弘扬时代新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1]，因为“宣传思想是做人的工作的，要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重要职责”，这也是“两个中心”第一次共同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报告之中。

2020年以来，“两个中心”的建设也开始打破以往各自为政的局面，两个中心开始陆续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理论+文艺体育+互联网”的模式，结合时代要求和地方特色积极探索、扬优成势[2]。北京、苏州、项城等地也陆续开启了将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共同建设工作，“两个中心”深度融合的局面开始出现。相关研究之中也开始陆续提到要抓住理论宣传与服务群众的共通点，将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相结合[3]。但目前来看，对于“两个中心”到底该如何融合，如何共同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宣传思想工作，还少有研究能深入探讨，挖掘二者之间的共同内涵。

本文试图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出发，结合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理论，试对共同建设“两个中心”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所具有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对相关建设路径进行思考。

一、基层社会治理：“两个中心”建设中构建中華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方法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史上，党报绝不能是一个有闻必录的消极的记载者，而应该是各种运动的积极的倡导组织者[4]。实际上，将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相互融合并非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尝试将媒介与社会治理以及群众文化建设联合起来进行思考，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便曾经在这方面进行尝试，那便是《解放日报》的改版以及相应而生的围绕着报纸建立起来的读报组。

1947年2月13日，《解放日报》刊载齐心同志一篇名为《读报组代替村民会议》的报道，报道中说郝家桥模范村的读报组除了通过组织读报“提高文化”以外，读报组还“推动政府工作，发动群众查租”。此外，读报组还组织生产活动，发动男性一起拉煤炭，女性一起纺织，是“真正做到文化与生产结合，变成全村教育与组织群众的一种形式，代替了村民会议”[5]。此时的党报阅读，不仅仅只是知识的获取，更解决了组织人的学习和工作问题。读报组不仅仅只是作为“提高知识”的读报组，更是作为“社会治理”的读报组。

考察读报组的这种转变，我们不得不从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说起，实际上《解放日报》在改版之前，它的读者群体非常有限，记者莫艾在采访中就发现，当时大部分人对于报纸的态度都是“咱一个字也不识啊，怎问咱对报纸的意见来”[6]，即便是党的干部，也仅仅只是“每天六七个干部中能看的有两个或三个，除宣传科长外，都只能大概地看一下”[7]。《解放日报》在改版前的读者仅限于党和边区的高级干部，基层乃至平民识字的读者都是少数。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配合“完全党报”策略的实施，党中央除了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即在报刊内容进行改变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上配合“完全党报”的推行，胡乔木同志强调“党报不仅是党的教科书，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书”[8]，因此党报不仅要被党员干部所阅读，更要为人民所阅读，毛泽东同志更是希望“在十年之内，我们要使老百姓人人都可以看《群众报》，有三分之一的人能看《解放报》”[9]，读报组便应运而生。

在具体操作上，读报组的建立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自上而下，即在上级的帮助下成立，如绥德县;另一种为自下而上，群众自发建立，如安寨县马家沟陈德发读报组，他们成立了新型的文化组织如冬学、夜校、半日校、识字组等。同时，既有的社会组织也嵌入其中，如变工队，唐将班子、扎工队、运输队、妇纺组等基层劳动组织之中[10]。

在读报过程之中，不单单是报纸被作为一种媒介加入到了社会治理之中，读报员的“声音”，使书面文本的阅读转变成为了声音媒介的阅读也参与到了这场治理之中。在实践中，读报员逐渐摸索出了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读报，将新闻故事化、评书化、演义化，在讲解的过程中配合以肢体语言或地图，在声调上抑扬顿挫，从而使得敌我形象分明[11]。此时的读报不仅仅是用“语言文字”看，更是“全身体”的多方位参与，是一种融合了文字、声音乃至影像的多重媒体实践。

因此，党报阅读最大的突破，是将原有的报纸体系中所不存在的读者，通过多种媒介的共同使用，将他们纳入了近代化的媒体使用中，这也是我党的创举。它意味着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可以通过传播媒介，被纳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之中。此时的读报组不仅只是一种宣传，更是一种基层治理在“群众读报”的政策中被纳入到了我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之中，并深化为中国共产党在新闻宣传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的读报组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媒介融合”并尝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上一次有力的尝试。

回看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建设，实际上也是我党在媒介运用上这一创举的延伸，这也意味着作为一种方法的基层治理将是“两个中心”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法。2020年11月15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困难的实施方案》，文中提到“不少老年人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在出行、就医、消费等日常生活中遇到不便，无法充分享受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利，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显”[12]。这其中所面临的基层问题不正与当时读报组所碰到的识字率问题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吗？

因此共同推进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加强城乡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举措，是党的群众工作落地落实、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探索[13]。媒体融合不仅是实现各种媒体的融合，更是全面建设现代传播体系，实现“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手段[14]。他们都是实现国家社会治理的“媒介”，是一种介于两个或多个事物之间的“传递装置”[15]。一方面，通过融媒体中心可以将党的声音深入基层，解决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让党的理论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另一方面，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志愿服务与实践活动，恰可以实现融媒体中心在融入基层时所遇到的“再嵌入”问题，重建与基层的有机连接，实现强调互惠预期而发生的双向关系的建立，从而完成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的社会构建[16]。由此，一种作为“社会治理”的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才成为一种可能。

实现“两个中心”的建设对于解决当下高度流动、陌生、分化的多元重构的新社区所存在的疏离感与无助感有着重要的作用[17]。通过“嵌入基层”的方式，社会工作者才能与服务对象建立交互主体性，“两个中心”与人民以对话的形式将他者内化，形塑复雜的互为主体彼此进入对方的生活世界，共同寻找自助与互助的办法，营造我们可以不同但可以共同成长的公共空间[18]。此时的行政命令不再是刚性的意识形态灌输，而是一种承载精神形态的物化形态，是一种媒介化的力量，是一种特殊的、后来的和具有侵略性的延伸[19]，“两个中心”建设从中也能找到跳脱一窝蜂式建设，缺少长期规划的方法[20]，完成从宣传过度到组织的工作方式转换，同时把民众组织起来参与公共事物的讨论，完善基层政府和人民的沟通机制。作为一种方法的“基层治理”将在“两个中心”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大有可为。

二、促进社会认同：“两个中心”建设中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目标

伴随着近代工业革命而兴起的民族国家，本质上是一种群体认同的认知倾向，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其本身就是在追寻一种共同体的认同[21]。卡斯特则将民族定义为“藉由共同的历史及政治目标，以人民的心智及集体记忆所建构的文化共同体”，通过语言以及交流，社会行动者可以基于他们能获得的材料，建立一个新的认同以重新界定他们的社会位置并借此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22]。因此构建社会认同在中国语境下，其本质就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新兴媒介则是我们构建这一共同体的重要技术手段，它使得原本难以或根本无法交谈的人，通过中介变得相互能够理解了[23]。

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增进群体认同从来都是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任务，“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之中就曾言“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24]，他试图用报纸唤醒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塑造中华民族的群体认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亦是因为“国势夷陵，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而试图通过报刊获取青年的认同，《新青年》创办目的就是“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以成“心理上生理上之新青年”[25]。围绕社会认同进行话语建构一直都是报刊在中国发展的重要一环。”

在这种促进认同的思维之下，报人的行动不仅仅是在报纸，更在兴办各项社会事业上，而这当中的翘楚，当属在抗日宣传中促进民族认同并将其作为一项社会事业的史量才与他的《申报》。

在史量才看来，办报与促进社会认同，尤其是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乃是“殊途同源”，“一则以史事为经，一则以学艺为纬，俾合力于文化”，只有将报纸与社会事业相结合才能“庶民智因而日进，民德因而日立，以抵于国家富达之域”[26]，办报与社会事业都是启迪民智，振兴国家的重要手段，二者道并行而不悖。为践行这一宗旨，史量才不仅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同时也兴办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这“一馆三校”共同构成了史量才在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这些社会机构在淞沪抗战之中也成为了史量才兴办“为应事实之所需求，补助政府之所未及”的社会事业的核心，为上海在抗战的文化宣传以及物资运送上提供了大量帮助[27]。“报为史家之别裁，编年之一体，能同其经而不能穷其纬，必也使人民得薰沐文化以尽其长”[27]，史量才不仅培养了大量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28]，更是通过报刊及其他的社会机构共同促成了上海民众的觉醒，这也为后来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埋下了伏笔。

回看当下的中国，不同的社会主语境催生的是不同方式的社会认同建构，处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时代赋予媒介的任务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只是塑造一个群体乃至一个地区的认同，而是全中华民族的社会认同。这使得“两个中心”建设要将客观社会结构因素与实际语言使用相结合，用来处理新时期的交往和族群关系的问题，通过语言和言语的调整，来改变社会认同和群际关系[29]。

因此促进社会认同就是“两个中心”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目标，它使得党的思想宣传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互动，从单纯的政府监管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利用全媒体传播体系畅通公共服务供需交流渠道，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公共服务需求，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30]。在这之中，如果说融媒体中心发挥着信息传播的作用，那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则有助于扩大民众表达的渠道，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它与融媒体中心一同实现了网上网下同心圆，让人民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在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之中，“两个中心”有着共同的目标与着力点，且二者确实互相推动，互相促进。

三、“两个中心”建构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路径思考

综上所述，促进社会认同是“两个中心”在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的共同目标，面向社会治理则是“两个中心”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围绕着目的和方法，作为媒介的“两个中心”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实现党心民意的同频共振。基于此，本研究试提出如下建议：

（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促进建设工作有序开展

在近两年的“两个中心”建设工作的开展，相关部门也发现各地在“两个中心”的建设上，若是单单依靠来自基层的力量，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拉进行建设的话是完全行不通的。“两个中心”的建设问题不仅涉及到机构番号、体制改革、资源分配等多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的关键在于它关系到了全国行政体系的上下畅通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整体规划[20]，其本质乃是各级政府之间的“交流”问题。因此它需要中央以及省级层面真正落实“两个中心”建设这一战略规划，尤其是省市政府部门需要统一规划补助“两个中心”的机构规划问题，通过规则的建立，为“两个中心”建设提供长期有效且具有实质的保障。

与此同时，“两个中心”的共同合作并不是两个部门的简单叠加或是粗暴合并，而是从宣传思想的角度出发，从社会基层治理的角度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出发，结合各地自身的文化资源与媒体资源进行机构整合和业务融合，自下而上地为“两个中心”建设提供行之有效的制度支持。

（二）深度融合，推进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建共治共享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寧具有重要意义。促进“两个中心”的深度融合有利于发挥“两个中心”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对于融媒体中心而言，所谓融合不仅仅是各种新旧媒体之间的融合，更是各种社会机构之间的融合，其本身的中心建设本就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体现。各级单位可以将融媒体中心自身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示范基地来进行推广。在这方面，《北京日报》率先做出了示范。作为北京市的市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示范基地，北京日报社除了自身创办的融媒体中央厨房以外，也通过讲座宣讲、科技推广的方式将自身的融媒体建设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结合在一起，将融媒体作为一种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方式宣传给北京市民[31]，在这过程之中，不仅各种媒体融合的手段得到的有效发挥和张扬，使得融媒体自身作为一种文明实践而深入人心，进一步促进了融媒体中心在市民之中的认可和接受。

而对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而言，与融媒体中心的深度融合使得文明实践可以通过“新闻+政务+服务”的融媒体获取群众的文明需求，并依据需求制定实践方案，确保实践的质量和效果[32]，让文明实践“动”起来，“活”起来，对创新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对于解决媒体融合实践中所存在的报道思路、报道模式、表现手法相对陈旧的问题能够提供不少的解决思路，不少县级台新闻报道的主体至今还是当地领导活动、工作动态、总结性报道等，既缺乏时效性，也不符合基层百姓的实际需求，缺乏吸引力[20]，通过报道这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实践活动，报道人民生活中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实践，艺术活动，对于实现基层创新，灵活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解决融媒体中心“为融合而融合”的形式主义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二者在这过程之中早已融为一体，成为了各地区文化建设之中真正的“融媒体”。

（三）扎根群众，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实践话语

有传播学者指出，传播研究应该直面的是人类因沟通不善而导致的苦难，毕竟社会因沟通而存在[33]。社会机构的存在自身就是为了促进社会能够有效沟通，中国历代以来一种都很注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中国”本身就是一种倡导“共生交往观”的元传播符号，它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文明观念，那就是兼容并包，和谐共生的观念[34]。因此，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营造社会认同之中，社会机构必须发挥它的沟通作用，而这一作用的根源则在于群众，正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所揭示的那样，扎根群众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话实践话语。

无论是传播学还是营销学的研究都明确无误地指出，受众而非传播者才是主导传播和营销演变趋势的力量[35]。“两个中心”处于机构传播网络的最基层，在空间上更接近群众，这是“两个中心”的优势所在，因此两个中心建设要尽可能发挥立足本地，接近用户的优势，践行群众路线，为群众提供高质量、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要实现服务于治理的深度融合，为政府部门提供平台，进一步加强文明实践的指导力度，在更高层次上整合各部门的公共服务资源。同时，“两个中心”在为群众提供公共服务时，也可以通过反馈、协商等手段改善公共服务，以服务完善治理，以治理改进服务提升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在实践行动上和思想建设上，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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