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大学：文学、人文教育及文科生*

段怀清

梁启超在其《李鸿章传》之“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一章中，毫不隐晦地批评李鸿章对于西方及洋务，尤其是对当时中西之间的差异与差距“一知半解”甚至“孤陋寡闻”，从而导致其办理洋务的最终失败：

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①梁启超：《李鸿章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3，43，40—41，45页。

这种批评，梁启超并没有仅及于李鸿章，还将其延伸到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洋务运动，以及李鸿章之后三十年国内相关思想舆论：“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②梁启超：《李鸿章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3，43，40—41，45页。

无论梁启超对于李鸿章及晚清洋务运动成败得失之议论评价是否公允，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他看来，李鸿章等晚清洋务派对于当时西方的认识，是一种片面的、割裂式的认识，将“西学”的西方（即科学技术的西方）与政教文教的西方脱离开来并分别对待之，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在晚清本土士大夫阶层中颇有影响的立场观点，即要西学，不要西方。而即便是对于西学，在梁启超看来，李鸿章的认知也是极为狭隘、功利和偏于实用的：“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