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阳词条之六“父性”叙事或“正名”考

霍俊明  河北丰润人，中国作协《诗刊》社副主编、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喝粥的隐士》（韩语版）《诗人生活》《于坚论》等专著、诗集、散文集十余部，编著《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天天诗历》《年度诗歌精选》《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陈超和他的诗歌时代》《诗坛的引渡者》等。曾获政府出版奖提名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十五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十三届河北省政府文艺振兴奖等。曾参加剑桥大学徐志摩国际诗歌节、黑山共和国拉特科维奇国际诗歌之夜、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第八届澳门文学节。

父亲不仅肉体上为他播下种子，而且往他身上灌输了做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那种信仰，那就是相信自己的感情是很重要的。

——威廉·福克纳

苦难是意识的起源。

——陀思妥耶夫斯基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

——《汉书》

他抽身离去，仿佛还把我也捎上了，这种骨血间的感应，给予我的不仅仅是对生命关系的认知，也让我洞察到了他与“一群人”的命运之链。

——雷平阳《关于〈祭父帖〉》

在雷平阳的文本中男性家族和父性谱系一直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叙事位置或抒写中心，而雷平阳对父系家族和亲人的反复抒写一直延续了挽歌的沉暗基调，这也是一次次为无名者“正名”的过程。

“祖父”“父亲”总会成为诗人、作家们叙述道路中绕不开的关键形象，“他”可能是一个路障，也可能是一个导引牌。有时“他”是一个具体的个案，有时则带有时代整体的象征，而后者更像是一个个精神寓言所支撑起来的家谱、档案或历史深处几乎被淹没的草丛中的一角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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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平阳的诗集《云南记》的扉页上有一句献词：“献给我的父亲雷天良”。

我曾经在一年冬天大雪飘飞的寒冷时刻和雷平阳来到了他父亲的坟地。我看到了雷平阳给他父亲建立的墓碑，确切地说这块并不显眼的墓碑是他“父亲”一生唯一的文字档案，这些文字是为了一次次的招魂和安魂。

墓碑上分三处錾刻着：

生如五谷土生土长，归若八仙云卷云舒。

农耕一生尘中尘，极乐千载仙上仙。

望田畴犹在梦中，辞浮世已在天上。

这是一个艰难的“正名”和重新寻找父亲记忆的精神还原过程，雷平阳的父亲在去世前几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他的记忆彻底消失了。耐人寻味的是雷平阳在《三甲村氏族》中将“雷”改成了“钱”，这一特殊的家族史叙事和个体自传之间的既真实又虚构的戏剧化关系值得关注，“钱天阳的父亲叫钱明阳。钱天阳是‘天字辈，钱明阳是‘明字辈。钱天阳的妻子名叫欧阳秀芬。他们共养育了四男二女。儿子分别是钱俊阳、钱发阳、钱朝阳和钱贵阳;两个女儿分别是钱阳芬和钱阳芳。都是‘阳字辈。钱天阳的爷爷的名字中有没有‘阳字，谁也不知道，其儿女的名字中会不会又有‘阳字，我们将拭目以待。但就目前而言，这是一个亮堂堂的家族。”

雷平阳在大学入学之初写的第一首诗是《唱给母亲的歌》（在相关材料中亦作《献给母亲的歌》），这是其为了参加昭通师专文学社组织的征文而写的，最终获得了二等奖，雷平阳也因此加入到野草文学社。此诗稿竟然不可思议的遗失了，关于这次遗失李敬泽将之上升到雷平阳写作态度的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证探究的自传性细节。我可以有把握地确认，这次遗失意味深长。至少在修辞上，‘母亲更近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故乡那个维系着游子之认同的意义中心。而这首诗的遗失，预示着诗人根本态度的某种变化。后来，他写了很多‘献给父亲的歌，包括那首著名的《祭父帖》，他反复写到父亲：自己的父亲、别人的父亲，甚至当不成父亲的男人。”（《三段旁批：关于雷平阳》）李敬泽在此提及的雷平陽笔下的“父亲”显然是一个综合体和复合结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是一个个底层和草民，一个个真实无比但又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时代赘物或残余物。

这些“父亲”更多的时候站在黑夜中的旷野，正如雷平阳说出的“我向荒野上奔跑的人们致敬，我向黑夜中独自奔跑的人们致敬，我向在梦中奔跑的人们致敬。”（《奔跑》）

由那个被“儿子”追杀骑在梨树枝上的“父亲”我听到的是一个时代的杀伐之声。那些可见和不可见的庞然大物对“旧时代”“旧物”“旧人”“旧事”满怀碾压之力与杀戮之心——

父亲在梨树上诅咒着，老泪纵横，儿子用铁剑砍伐着梨树，嘴巴里也在不停地诅咒。老人和孩子都知道，再粗的梨树总会在天亮之前被砍倒，但谁也没有力量去阻止，也阻止不了。后来，大家就散了，没人在意月光里响着的伐树的声音。

——雷平阳《弑父》

谁被置放于时代的肉案之上？人人身上都有一个时代的印记。正因如此，雷平阳诗歌和散文中那些物象和人物往往是残缺的，比如瘸子、鳏夫、寡妇、瞎子、傻子。

既然现实中有人迫不得已接受了死亡，那么文学家也得在文字中预支失败。这是雷平阳的写作“规矩”使然。在一个阅读也变得如此功利的时代，雷平阳的诗歌和散文更近乎“妄言诳语”和“梦话”。现实生活中长得像农民或者农民工的雷平阳却是人情练达的，但是在写作中他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文字中近乎决绝的雷平阳是一个盯着“失败”的写作者，这是“先行到失败中的写作”。这种写作并不单是雷平阳个人的，而是成了当下写作者的普遍命运或者宿命。

文字成了“宿命般的抚慰”。

2

如果“父系”形象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化符号或社会阶层的对应象征，那么“他们”往往会更加复杂甚至充满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比如我们经常谈论的“父子”关系。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与时代和个体都密切相关的真实的“父亲”？

也许，“真实”这个词已经变得越来越可疑，不仅每个人的生活和命运差异巨大，而且每个作家通过文字来再现或虚构的方式颇为不同。由此，我们只能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来观看那些多侧面的镜像之中的由碎片、点阵或拟像所建立起来的复数的“父亲”，“所以我选择了镜子。我喜欢镜子。镜子，放置在侧面。我用镜子对准父亲（未曾获得他的允许），并且不止一枚：这样，我就有了多个父亲，有了不同的侧面——镜子使父亲从单一中解脱出来，成为复数，获得形象的繁殖：镜子里的‘父亲远比站在那里、拿着嗡嗡作响的剃须刀修剪胡须的父亲丰富得多，甚至真实得多”。（李浩《镜子里的父亲》）

中国的先锋作家曾一次次写到“父亲”，而这些形象之间的差别判若云泥，甚至这些“父亲”一度成为各种思想、精神姿态和道德判断不断涂改的中心区域。

雷平阳的诗歌和散文同样不断写到了“父亲”，而长诗《祭父帖》更是将这一形象推向了极致——写作的极致和生存痛苦境遇的极致。那不只是一个人现实生活中的父亲，而是成为了同时代人的“我们的父亲”。

在雷平阳黑压压的文字和同样滞重沉暗的笔调下我们看到了黑夜般重压的一个个无名的父亲，面孔模糊的父亲，沉默的父亲，患病的父亲，变形的父亲，暴烈的父亲，被劣质烟草熏绕的父亲，被乡下烈酒泡软的父亲，被红土地和荒草掩埋的父亲……“他们”实际上是一个个“无名者”和“匿名者”的集合，亟需有人站出来让他们一一报上名来，而这正是雷平阳为“父亲”们“正名”的过程。

这是考辨，也是祭奠。

雷平阳的《祭父帖》曾引起很大争议，也激发了很多诗人的追附和学习，比如青年诗人离离在2014年写了一首同题诗《祭父帖》，“最近我很难过，唯一能想到的亲人就是你/可你在深土里，那年我们一起动手把你埋了，/我很后悔。现在。/也许你试过很多种方式，想重新活过来。/要是选择植物，你一定能高出自己大半截了。/可你坟头的草，长高的那些都被村里的傻子割了。/我刚刚从田边走过，每年的庄稼哥哥都收了，/他说你也不在其中。// 如果，你选择的是昆虫，我不知道/你会喜欢哪种昆虫的名字。/那时候家里飞进一只七星瓢虫，你会马上捉给我看，/就在你的手心里，红色的身子上有黑斑点。/现在我的左手手心里捧着一只，貌似多年前的那只。//我右手的食指正要轻轻地跳碰那只觅食的蚂蚁，它真瘦。/我反复寻找它的骨头，突然就触到你的。/已经不能再瘦了，那些骨头。乱了。散了。/十一年间，我是没有父亲的孩子，但想象过/很多种骨头排列的形状。即你的样子。/原谅我，父亲。”

雷平阳就是站在“同时代人”“同时代性”位置的正名者和讲述者，他的讲述是从欧家营和昭通开始的，是从土地、河流和乌蒙山生长出来的，这是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父系”的影像叠加和基因承续，“人是从土壤中长出来的，像玉米与树木一样：我倒愿意认为安德森先生是家乡俄亥俄州的一片肥沃的玉米地。正如他在自己的故事里所讲的那样，他的父亲不仅肉体上为他播下种子，而且往他身上灌输了做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那种信仰，那就是相信自己的感情是很重要的，父亲另外还灌输给他一种欲望，迫切希望把自己的感情诉说给别人听。”（威廉·福克纳《舍伍德·安德森》）

雷平阳出生于1966年9月7日（农历7月23），出生地是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土城乡土城村（曾名欧家营、爱国村）十社，出身于极其贫困的农民家庭。

土城村住了二十多户姓欧阳的人家，雷平阳的母亲家族就位于其中。爷爷雷明阳，父亲雷天良，接下来是雷朝阳、雷平阳、雷建阳和雷阳艳兄妹四人，雷平阳曾有一个姐姐却不幸夭折。至于父亲的名字更是具有戏剧性和荒诞感，叫了一辈子“雷天阳”的人居然应该叫“雷天良”，误名、正名和无名构成了底层草民的卑贱史。所谓草木一秋大抵与人世相同——

像一出荒诞剧，一笔糊涂账，死之前

名字才正式确定下来，叫了一生的雷天阳

换成了雷天良。仿佛那一个叫雷天阳的人

并不是他，只是顶替他，当牛做马

他只是到死才来，一来，就有人

把66年的光阴硬塞给他

叫他离开

——雷平阳《祭父帖》

雷平阳笔下的“爷爷”“父亲”以及其他雷氏家族对应了生存在穷乡僻壤的自生自灭的弱小灵魂，如同灯芯、草茎和露珠，如同蜘蛛、蚂蚁和田鼠，如同一张随时会成为碎末或灰烬的薄纸。这是一个在苦难、饥饿和疾病中长期默默忍受的畸形的身体，更确切地说这是农民的身体，“农民虽然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却忍受着。在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包括物质的和社会的——之间存在着看上去十分稳定的平衡。每个农民虽然希望拥有一块土地，却并不为佃耕而烦恼。虽然他们希望税收少些，却并不为必须要付高额的租金而鸣不平。他们消极保守，默默地承受一切。”（转引自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乡村主体还可以再细分为农民、工匠（手艺人）、走街串巷的小贩、无业游民以及乞丐。更富有戏剧性的是每个村庄都会有精神异常者和疯子、傻子出现。他们反复出现在雷平阳的记述中……

3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苦难是意识的起源。”

对于底层命运，雷平阳在写作中不回避强烈的社会伦理和良知道义，尽管这样的文本处理不慎的话容易沦为社会学的下脚料和残次品，但是反过来从一个时期整体的诗人肖像和精神向度來说这样类型的诗歌和散文又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比如雷平阳那一时期的代表作《战栗》，“那个躲在玻璃后面数钱的人/她是我乡下的穷亲戚。她在工地/苦干了一年，月经提前中断/返乡的日子一推再推/为了领取不多的薪水，她哭过多少次/哭着哭着，下垂的乳房/就变成了秋风中的玉米棒子/哭着哭着，就把城市泡在了泪水里/哭着哭着，就想死在包工头的怀中/哭着哭着啊，干起活计来/就更加卖力，忘了自己也有生命/你看，她现在的模样多么幸福/手有些战栗，心有些战栗/还以为这是恩赐，还以为别人/看不见她在数钱，她在战栗/嘘，好心人啊，请别惊动她/让她好好战栗，最好能让/安静的世界，只剩下她， 在战栗”。以至于后来，我们还能在其他同时代诗人那里看到这一“范本”写作的缩影，这是社会现实与诗歌现实感交相碰撞的结果，“她解开第一层衣服的纽扣/她解开第二层衣服的纽扣/她解开第三层衣服的纽扣/她解开第四层衣服的纽扣/在最里层贴近腹部的地方/掏出一个塑料袋，慢慢打开/几张零钞，脏污但匀整/这个卖毛豆的乡下女人/在找零钱给我的时候/一层一层地剥开自己/就像是做一次剖腹产/抠出体内的命根子”。（王单单《卖毛豆的女人》）

由“父性”形象我们总会直接想到土地、村庄和家族，他们直接对应于剧变中的大地伦理。显然，没有家族和生命体的村庄已经与个体无关，这片土地也已不再是“故乡”——起码不是完整的故乡。事实上是一个个生命在支撑着这片土地，他们是故乡的灵魂，是维系乡土文化、家族血缘、生活秩序的命运链条，“一个发育完备的村庄必然有着都市里难以想象的绵密的社会生活，那是文化、岁月和具体境遇共通形成的安稳秩序，人在其中不会孤独，孤独的人无法生存。”（李敬泽《大地上的标记》）一旦这一灵魂根底丧失，一旦一个个“父亲”走向死亡，一旦乡村大地上的这些标记和根基成为废墟，那么这些怀乡的人和走投无路者就徒剩一个躯壳而成为孤魂野鬼了，“父亲辞世的头一天，我的朋友、小说家谢挺从贵阳来昆明，我陪着他在其母校云南大学晃荡了一个早上。之后，我和他去了圆通寺，吃素餐的时候，小说家潘灵也赶去了。至今我还记得，坐在餐桌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脊梁仿佛被谁抽走了，身体只剩下一堆肉，只想瘫软到地上。以至于到翠湖边上的一个茶馆喝茶时，我只好对谢挺说：‘老谢，很不礼貌了，我想在沙发上躺下！可当我真的躺下了，我仍然觉得我的身体在不管不顾地朝下坠落，每一块肌肉都失去了向上支撑的力气。我只好又对谢挺说：‘老谢，对不起，你和老潘聊吧，我想回家去。回到家，我的脑袋里突然跳出了《汉书》的一行字：‘原本山川，极命草木，并在筋疲力尽的状态下，找出了一叠黄颜色的宣纸，不停地用毛笔写这一行字。坚持不住的时候，才躺到了床上。傍晚，妻子下班回来，见了一屋的黄宣纸，问我怎么了，我脱口而出：‘我怀疑父亲……那一夜，我的睡眠一如悬浮，无处可依。凌晨五点多钟，家里的座机电话骤响，翻身起床，未接电话，我已泪流满面……我居住的地方离父亲所在的地方，有近四百公里的距离，他抽身离去，仿佛还把我也捎上了，这种骨血间的感应，给予我的不仅仅是对生命关系的认知，也让我洞察到了他与‘一群人的命运之链。”（雷平阳《关于〈祭父帖〉》）

“父亲”形象在“集体失忆的黑暗时代”（雅各布森语）变得愈加必要而又无比艰难，即使不去阅读相关文字，看看那些作为亡灵记忆方式的照片已经足以说明一切了，比如站在篱笆前的眼神茫然的父亲和母亲——雷平阳的父亲在2008年谢世，比如站在老屋前的父亲和母亲——细节是他们的脚下尽是荒草，比如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比如昭通乡下老鼠横行的三间土坯房……

没有了亲人和老物件的房屋、乡村和故土已经不再具备精神共时体层面的特殊容器的象征功能和心理载力，因为支撑乡村和故土合理性的恰恰是这些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实体性存在，“在私生活的环境里，这些物品形成一个更加私密的领域：它们与其说是拥有之物，不如说是象征上有善意影响力的物品，就像是祖先——而祖先们总是‘最私人的。它们是日常生活中的逃避，而逃避只有在时间中才能最为彻底，也只有在自己的童年中才最为深沉。”（让·鲍德里亚《物体系》）当这些携带时代遗留的人和物终有一天隐身于地下和空气中，那么“故乡的黄昏”就到来了，此后将是漫长无涯的黑夜。

一个成年人之所以要不断回到出生地，回到那些记忆之物，这是因为他仍然希望在幻想中有可依赖的安慰之物和栖身之所，这也是现代性和工具理性变成灾难时刻的精神上的逃避和缺失心理的补偿。

人和环境以及事物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们不再是空间关系而是意识系统。当然，安慰之物和栖身之所既可以是具体的现实的，也可以是精神的想象的。如今，這些记忆更多存在于废墟和幻象之中。无论是现实的物象还是精神的幻象，它们都一同直指向了生命和血缘的源头，一旦源头被切断那么一切都将成为虚空而彻底丧失意义，因为“童年记忆”已经彻底丧失了根基，“这是因为大家都记得并不断重复一个事实，也即那株栗树是我出生那年植的;还因为我是那位姑姑特别喜爱的人，因此她的喜爱也被象征化在那株树身上;也许还因为那株栗树是随着我长大而长大的重要事物。周围其他树和篱笆全都是成年的，因此都像是那个世界的既有特征：而那株栗树则是年幼的，被看护着，如同其他儿童和我本人被看护和品评着——慈爱地、坦率地、不留情面地。”（谢默斯·希尼《无地点的天堂：从另一个角度看卡瓦纳》）

这些残存之物或记忆之物使得诗人和作家写下的书留有一个特殊的孔洞，这个孔洞可以使得这些记忆者和写作者可以经由文字穿越过去。当这些可凭依之物彻底消失的时候这些书本上的孔洞也就彻底弥合了，任何人再也不能借助文字世界来完成回溯和穿越，因为越回忆就越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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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平阳围绕着“父性”展开了一系列书写，最直接的对应就是经过了综合处理的“父亲”形象在文本中反复现身。这一“父亲”显然不是雷平阳一个人的父亲，而是融合了不同个体的差异性经验之后的“我们的父亲”“想象的父亲”“寓言化的父亲”以及命运共同体的父亲，“父亲之死，我祈盼的是他们这一代人生不如死的命运戛然而止、永不重演。我的几位朋友，每年清明节，都会复印《祭父帖》，烧在他们父亲的坟头，我想这集体主义式的命运，假如再延续，它会让多少生者或后人变成未亡人，生不如死。这是必须呈现并进行审判的一种命运，如果我们因为死去的是父亲而对其进行美化甚至神化，那就绝对不是情感问题、写作问题、孝道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锋利的道德问题，至少我们会因此失去一次政治学也不可能横加干涉的控诉的机会，更别说其中还存在着‘为生民立命之类的永恒课题。”（雷平阳《我只是自己灵魂阅历的记录者——答刘波问》）

正是借助这一复合体的“父亲”结构，雷平阳得以一次次如此艰难异常地完成对人、人性、家族、命运、现实以及历史的综合考察和内在挖掘。“父亲”这一形象的寓意和精神指向显然既是变化的又遵循了雷平阳的精神法则。总之，这是一个无比寻常又不同寻常的“父亲”形象或“父系”的精神谱系。这经由“父亲”向家族的上游（“祖父”“祖先”等等，比如“父亲辍学后，摇身一变，就变成了祖父的影子”）和下游（“我”“儿子”“孙子”等等）两个维度扩张，“雁队飞过村庄的时候，许多人都视而不见，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我父亲小的时候，曾经在河岸上，跟着一支雁队往北方走去，他当时什么也没有携带，诸如粮食、水、防身的刀具。他也没有具体的目的，纯粹是在一个普通的乡村清晨偶尔产生的冲动。”（雷平阳《萧条》）由此，这些“父性”形象也带有明显的符号化和寓言的元素特征，尽管附着其上的细节、场景和故事如此真实不虚又鲜血淋漓如在目前。雷平阳的故事确确实实是属于“父性”的，这方面代表性的散文是《弑父》《嚎叫》《泥丸》。

父亲不是从手中的镰刀片上看见云朵变黑的，他是觉得背心突然一凉。这一凉，像骨髓结了冰似的。天象之于骨肉，敏感的人，能从月色中嗅出杀气，从细小的星光里看出大面积的饥荒。父亲气象小，心思都在自己和家人的身上，察觉不到云朵变黑的天机，他只是奇怪，天象与其内心的恐惧纠缠在了一起，撕扯着他，令他的悲伤多出了很多。

——雷平阳《嚎叫》

那个一生没有出过远门而在临死前买了一匹马、铸了一把铁剑打算去蜀国的“父亲”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唐·吉诃德。而这个“父亲”注定是一个失败者和可笑者，他绝对不会被这个时代新生的“儿子”们所待见，他如此滑稽、荒诞又不合时宜。

“父性”往往代表的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粗砺的、滞重的、沉默的、隐痛的、深广的精神法则的化身。他们必然是历史化和时间化的，他们就是历史的气象站以及社会河流中不断沉积的泥沙。

“父亲”甚至成了雷平阳多年来写作的原动力，他内心里一直充伴着父亲低低的吼叫和哀鸣，也许这声音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这也是精神的自我确认、追挽与招魂。雷平阳在很多场合都复述过当年刘文典的说法“观世音菩萨”。实际上，雷平阳自己在写作中已经完全做到了。观——世——音——菩萨，这是入世哲学，也是拯救的法度。雷平阳有着警觉的耳朵和超长的视力，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反复预演一个语言的悲剧和“惨烈的现代性戏剧”，因为这是一个“先行到失败中去的写作者”。由此我想到了鲁迅笔下那个黑夜荒野上的黑衣人，无比孤独的前行者注定是一个失败者，甚至他正是每一个时代的“父亲”。

在“父亲”身上缠绕着雷平阳对逝去时代的追悼，这些文字最终都必将被点燃并在空中扬起死亡的灰烬，“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故乡的群山中流浪，凭着父亲酒后的诉说，在沟沟坡坡之间，寻找从未谋面的族间亲戚，死去的或者活着但已经被时间扭弯了骨头的。当然这是一种根之外的寻找，有布道的嫌疑。我无意从血肉之亲这一缘结之中去体会劳动的苍白，我只是一片飘动的午夜的云朵，生命的弥撒也不是我灵魂的家。”（雷平阳《风中的群山》）值得强调或纠正的是，对于雷平阳而言“父亲”不是对具体事物或个体的招魂，而是对整体性历史的种种疑问，比如雷平阳在诗中刻意强调或虚构的“故园餐吧”就代表了他对逝去之物的基本态度和情感指向，“东方不可留，冷风萧瑟/南方不可留;遍地霜迹/西方不可留，天降大雪/北方不可留;雷霆赶着暴雨/尹红龄兮归来，我在昆明等你！/尹红龄是韩旭老友/传说遁入了空门/那夜，在故园餐吧/韩旭大醉，长发飘飞/为尹红龄招魂/我、朱霄华、倪涛为之垂泪”。（雷平阳《归去来兮辞》）

5

没有比亲人的死亡更可怕的事情了！

雷平阳父亲的去世不断将他带入黑夜、坟冈、墓碑、阵痛和死亡当中去，它们所组成的巨大寒流和闪电包裹著一个人远非强大的内心。当诗人不断在诗歌中出现“我像他们留在世上的墓碑”“一个人，在路边的野草丛中/錾他的墓碑”等这样的诗句，我们能够体味真正的死亡和死亡般的气场所带给一个人的究竟是什么。甚至在这种家族的命运和死亡阴影的漩涡中，亲人会因痛苦和怀念而有企图“修改现实”的渴望。

当雷平阳在晴朗无比的天气回到故乡院坝的时候，“母亲”却不允许这样美好的天气出现，她希望一切都应该具有怀念逝去亲人的沉重气息，“我的母亲，一个悲观主义者/她怎么承受得了你的蓝”（《蓝》）。父亲的离去成了诗人写作的火线——尽管这条火线一再被泪水滴溅，死亡所牵扯出的生存命题也更具绵里藏针的效果——火山爆发般的写作只能是瞬时的、仓促的，“父亲”以及“死亡”因而同时具备了个人性与普遍性、现实性和寓言性——

在360公里长的高速路上，我亦感到

有一个人，从我的身体里

走了出去，空下来的地方，铁丝上

挂着一件父亲没有收走的棉衣

——雷平阳《奔丧途中》

我甚至认为长诗《祭父帖》无论是在诗歌结构、语言成色还是在家族叙事、历史想象力、现实经验的深度上都具有不言自明的超强精神载力。一个小小的轻微的“欧家营”凝聚了诸多时代的冷风、阴云和暴雨，一个平凡、病痛的父亲六十六年的光阴实则是真切而又恍惚的寓言切片。最终，雷平阳笔下“父亲”形象和诸多死亡场景汇聚成了一个终极意象，一首“诗歌中的诗歌”也得以在阵痛中诞生，“当安葬了父亲，决定将父亲的一生以诗歌的方式写下来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要把父亲写得有尊严一些或高大一些，我只是想把我心目中的那个父亲写出来，是不是诗都无所谓，关键是留上几行有关父亲的文字资料。唯其如此，当我写出《祭父帖》，也没有想过要发表，置于书案，听任它沉沦于杂乱的书籍之中。”（雷平阳《关于〈祭父帖〉》）

说到雷平阳以《祭父帖》为代表的父性家族叙事，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生命温度和死亡所裹挟的无边无际的虚妄与冷彻，这印证了“诗中有命”，也印证了“向命要诗”。当时雷平阳在写完《祭父帖》之后就随手放了起来，一次时任《边疆文学》主编的潘灵来访，读到这首长诗之后数次哽咽、泪流满面，坚持要在他的刊物发表。后来圈内的朋友读到1999年第2期《边疆文学》的《祭父帖》后认为这部极其重要的作品应该在更为重要的刊物上推出，经过斟酌，雷平阳把这首诗发给了《人民文学》编辑，遂得到李敬泽、商震等人的高度肯定。商震希望雷平阳就其中的个别段落修改一下，但雷平阳说他已经无力再读第二遍这首带有“史记”性质的泣血之作了……最终，长诗《祭父帖》只字未改发表在了2009年《人民文学》第5期。

雷平阳笔下的“父亲”随着不同阶段写作和个人所面对问题的不同而具有了差异，我们总会发现这一个“父亲”往往是属于乡土的过去世界的，他身上总是携带了更多的普通贱民的卑微和痛苦。然而，当这个“父亲”更多地越来越带有现实指向性的时候，他所携带的精神能量就会与时代境遇发生对撞，二者总是格格不入的，或者说总会有妥协、失败和失语的一方——

身为父亲/——孩子航向的规划师——你对此在态度上/优柔寡断。不敢告诉孩子你主张什么/你反对什么。因为在远离公园的高速公路上/你正双手死死的握着胸前的方向盘，生活的象征/或者象征性的事物，已经无情地引导你/驱车奔上了岔路。某一个停顿的片刻/在加油站或服务区，孩子充当骑手的照片/由妻子用微信发给你。你用筷子/夹起回锅肉、萝卜条、白菜叶，像夹起/路边墓地上出土的银币并将它们咽下

——雷平阳《玻璃钢孩子》

是的，面对着“父亲”们痛苦的一生和死亡的颤栗，这些“儿子”也同样并不轻松，他们是一个个易碎的被捏塑的有些变形的“玻璃钢孩子”和时间的玩偶……

■责任编辑  李小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