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身化”作为残障文化视域下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新方法论

引 言

伴随着欧美残障权利运动的开展，20世纪90年代前后，社会学领域开始对残障问题进行反思，而针对残障群体文化、艺术的研究，也逐渐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正如残疾理论学者希伯斯（Tobin Siebers）所言：“残障并不是身体或精神上的缺陷，而是一种文化和少数派的身份。”①Tobin Siebers.Disability Theor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p4.所以，针对这一群体音乐文化的探索，虽与社会学有很深的关联，但也属于残障群体文化研究的子范畴，与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密不可分，对其研究策略的探讨，也应是二者方法的结合。在实际的方法融合与修正中，梅里亚姆曾对于民族音乐学进行过改造，他开创的音乐人类学，曾使人类音乐文化的多样性被更为全面的揭示，他的观察、思考与研究方式，也被效仿至今。但问题在于，当这一方法论面对身体、精神上有差异的人群时，是否也同样适用？

一、梅里亚姆模式中被低估的身体

被我国引为经典的音乐人类学方法论中，最著名的是梅里亚姆在《音乐人类学》中提出的三分模式。此作开创了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新纪元，这一研究模式也被许多学者推崇和沿用。他的方法论涉及三个分析层，也即“音乐的概念化与音乐相关的行为和音乐本身”②〔美〕艾伦·帕·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穆谦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第33页。。其中，行为（behavior）被分为言语的、身体的和社会的；概念（concept）被认为是行为的指导，并具有对声音和行为进行价值判断的功能；声音（sound）有一定的结构且可能形成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