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奇芳
2020年11月17日,日本首相菅义伟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就《互惠准入协定》原则上达成一致,日澳或将成为“准军事同盟”关系。日澳合作是美日印澳“四边对话”机制中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又十分重要的部分。两国日益密切的安全合作保持了“四边机制”的发展动力,相似的安全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四边机制”的发展方向,合作深化的限制因素影响了“四边机制”的发展前景。
与“四边机制”一样,日澳密切的安全合作也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早在其第一任期内就倡导启动的:
一是加强高层往来,突出安全议题。2007年,安倍与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互访,此后13年中两国领导人共相互访问了13次,其中澳总理八次访日,日首相五次访澳。尤其2014年以来,双方领导人访问更加密集,并多次将对方作为本年外访首站。此外,日澳领导人还多次在二十国集团(G20)和七国集团(G7)等多边场合举行双边会晤。在这些访问和会晤中,安全议题是最引人关注的内容。2014年,阿博特总理访日时受邀参加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成为参与日本这一最高级别安全决策活动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四年后,特恩布尔总理也受邀出席该会议,凸显了双方关系的密切和安全议题对两国的重要性。
二是建立会议制度,进行多样交流。2007年日澳首次举行外长和防长的“2+2”磋商,并将其确立为定期机制,迄今已经举行了八轮。同时,双方防长也通过频繁互访、在多边场合双边会晤和通话等方式密切沟通,推动多样化军事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