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架山下中医院

王馨，女，陕西清涧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延河》《延安文学》等。出版散文集《秋在室杂记》。曾获第四届“延安文学奖”。

十几岁之前，我生活的空间很简单，除了家和学校，就是医院。

医院坐落于笔架山下的秀延河畔，就在我家门口的石板街对面。

现在回想起来，跟我之后见过的大大小小的医院相比，它实在不像一座医院。

那是一座洒满阳光的院落，干净而温暖，永远弥漫着时浓时淡的药香。午后或者傍晚时分，求医问药的人们散去了，像退潮之后的大海一样，整个院落变得非常安静，可以听见堆放在院中的药材在被阳光蒸腾之后发出的干燥的吱吱声。

临街的第一排窑洞是中药房，门窗向着院内，其中一间开着小窗口，窗口前经常排着队，人不多，一般也就五六个，问诊后拿着处方来取药，一个一个松散地向前移动，并不拥挤，也不喧哗。遇到熟人，先来的，后到的，都会打打招呼，寒暄几句。

再往前走几步，隔了几孔窑洞，就是堆满了各种中药材的库房。这是几间砖木结构的起脊平房，窗户很老旧了，糊窗纸上开着裂口，贴近裂口，可以看见里面码放得整整齐齐的药材大包。

从库房折向里走就是第二排窑洞，位于院子中央，门窗与第一排相对而开，是诊疗室或宿舍，每一间里都坐着一位穿白大褂的老者。这排窑洞南起第一孔是针灸室，而靠北的第一孔就是祖父的宿舍，窑洞里常年飘着水烟的香味。

第三排窑洞是最高大的，其中一孔是院长的办公室，这里相对更安静一些，与中间一排窑洞的间距也更宽敞一些，是一个平平展展的石板院，经常用来晾晒药材。

七十年代的小学有一门武术课，周日或节假日午后，院长门前的石板院空旷安静，平整光洁的青石板上铺满阳光。我和几个住在附近的小姐妹经常在这里做操练功，有两个本家妹妹甚至会空手翻，前翻侧翻都舒展漂亮，可以连续翻好几个，劈叉之类就不消说了。

第三排窑洞北角、正对医院大门的地方，有一个石砌的拱门，穿过拱门就是医院的后院。前面是几间破败的旧房子，房檐上长满了肥肥的瓦莲，墙根摇曳着我们叫作“猫咪咪”的狗尾巴草。再往里走是一盘石磨，一盘石碾子。这是用来制中成药的，不过医院周围的人家，要压豆钱钱、蒸糕或者做豆腐的话，也会来这里推米碾豆子，尤其是临近春节的时候，得提前来排队等候。我也曾经帮家里占过位子，祖父还借了城里唯一一个豆腐坊的毛驴来拉碾子。

后院其实就是城墙，站在边上往下看，可以看到下面高高的石头城墙，还有绕着城墙流过的秀延河。三排窑洞两侧也有两排窑洞，门窗开口略小些，把整个院子围了起来，方方正正的。栅栏式大门开在院子的东北角，方形门柱上挂了块白底黑字的竖木牌：清涧县中医院。

这是一所成立于1958年秋冬的中医医院，由公私合营的保健药社和私营的大众合作诊疗所合并而成。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几乎每天都要到这里报到，不仅仅是因为生病，还因为，我们之间渊源颇深。

医  者

医院最大的特色是有一批白发白须慈眉善目的老者，他们大多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保健药社或大众合作诊疗所的老人，随着中医院的成立而加入，是医院的创始者。

他们穿着整洁的衣服，外罩飘逸的白大褂，或者坐在挂着白门帘的诊室里，把着病人垫着小枕头的手腕号脉，或站在屋檐下双手插在白大褂口袋里与病人交谈。他们有着迷人的笑容，举手投足里散发出温暖安宁的光芒。这些都成为记忆中如同无声电影一样的美好画面。

我认识他们中的每一位，不止是我，小城里所有的居民都应该认识他们。那些祖父一辈的白发白须的老者，那些父亲一辈的勤勉长者，都鲜活在我们共同的记忆中。

其中一位专事针灸的白胡子老爷爷姓王名洛书，他本来跟祖父一起是大众合疗所的人，因为想拜小城最有名的针灸大夫刘登洲为师，就调到保健药社去学习。另外一位针灸大夫姓阎名宏范，是刘登洲的外孙，从小跟着外祖父学习针灸。所以，中医院的两位针灸大夫虽然不是同辈，却同出一门，师从一人。

阎叔叔与父亲年龄相仿，是曾经的同事和朋友。上小学的时候，我经常莫名其妙地头痛，因为找不到原因，父亲让我到阎叔叔诊室扎针。于是，每天中午上学前，先去阎叔叔的诊室报到。因为去得早，还没有病人，我就主动找活儿干，经常扫地，倒垃圾，表现得格外勤快。阎叔叔夸我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好孩子。其实，我在家里从来不扫地，也不干活，因为从小被查出先天性心脏病，已经被全家人娇惯成了一只小懒虫。

扎针的时候，能听到银针刺进皮肤“铮铮”的声音。阎叔叔手指纤长，动作飞快，用不了一分钟就在我的头发里扎满了针，额头上再来一排三根，两边太阳穴各一根，总共有二十几根吧。针扎在头皮上，只在进针时有一点点疼，时间长了，痛感反而不明显。最疼的是太阳穴，不止疼，还酸困，而且不能张嘴说话，稍稍一动针就往进钻一样，但我不敢喊疼，安静地一动不动地坐在凳子上，用实际行动印证着长辈们挂在嘴上的夸赞，只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等待着闫叔叔的一声赦令。

就在去年春天，父亲苦于腰椎疾患无良方可医，想到了中医针灸。他不愿意去我们推荐的医院，执拗地自己一个人坐车回了老家，专程找阎叔叔针灸。在老家的十多天，父亲天天去阎叔叔家里，两个年近八旬的老友一边针灸一边聊天，回来后病情果然缓解。

医院里有两位盲人大夫，高个子的姓薛名战新，矮一点的姓王名宝厚，他俩都是从省城的专门学校毕业分配到这里，是特别好的推拿大夫。小县城不管有谁不小心扭伤了筋骨，只要去找两位大夫，一般一两次就可以活动正常了。我也体验过。放学时崴了脚，等慢慢挪回家时，脚已经肿得厉害。那次真是见识了大夫的厉害，手劲好大，我忍不住惨叫起来，王叔叔一边哄我“好了，已经好了”，一边又按了几下。果然像祖母告诉我的一样，第二天就消肿，很快就又能欢蹦了。

那时候医生是经常出诊的，尤其是负责急诊的大夫。住在北关南头拐弯处一座小院的刘润祥叔叔就是常年出诊的大夫，经常能见到他穿着白大褂，背着有红十字标志的棕色药箱，急急忙忙地穿街而过。他是一位中西医结合的大夫，用西医的听诊器，会打针，会静脉注射。那时候医院病房少，需要打吊瓶的时候，刘叔叔就背着藥箱到病人家里，为躺在炕头的病人挂上吊瓶。小城的人家，没有他没去过的吧，和我一样大的孩子，都曾被他逮住打过针吧。经常见到小孩子在他怀里挣扎着一边嚎叫一边咬他，他也不生气，笑着直甩手：这狗牙还厉害哩！

祖父宿舍旁边是四爷的诊室。我那时一年里总有一小半时间请假在家养病，有时病好一些，就天天在医院溜达。祖父看我无聊，让我跟着四爷抄处方。我就坐在四爷的诊室里，看他给人把脉，抄录他的处方，再就是背汤头歌，感觉新鲜有趣。等病好了，就又去上学，并没有坚持。

我很喜欢跟爷爷们相处，他们与病人交谈时和颜悦色如话家常，即便是面对一些不怎么配合治疗的病人，为了强调医嘱的重要性，在加重语气的同时，仍然不失风趣幽默。

比如我因为肚子痛去问诊，四爷一边开药方，一边跟我说话：“小瓜可好吃了吧？凉粉可好吃了吧？”不等我回答，突然抬起头从镜框上睁大眼睛瞪我一眼：“这几天不准吃了！”我羞愧地低下了头，一边慌乱地应着，一边讨要了药方落荒而逃。

四爷姓师名乐天，是祖母的姨表弟。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都是城里霍家的女儿。四爷是那个年代小城里最洋气的人，四六分的浓密银发一丝不乱，上唇的一字短须也早已雪白，下巴刮得很干净，鼻梁上架着金边方框近视眼镜。这样一个人物已经足够引人瞩目，然而四爷还觉得不够。他是那个年代小城里唯一西装革履的人，冬天的毛呢大衣西服领里，还露出花格子围巾，有时还拄着手杖。我见过他年轻时的照片，居然还戴着礼帽。听一个本家叔叔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清涧中学排演话剧需要借一套西服，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四爷。那个年代，除了他，没有人有那样打扮的条件，更没有他的洒脱和胆量。听说他年轻时曾经在西安重庆等地做生意，是个阅历丰富的人。

有很长一段时间，县照相馆的橱窗里，都挂着四爷的黑白大照片。

四爷虽然一副西式装扮，却也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中医。他的老师，就是他和我祖母共同的嫡亲舅舅，大名鼎鼎的霍静堂。

药房里有三位药剂师，我的祖父来自大众合作诊疗所，本家叔叔王家栋和师延宗爷爷来自保健药社。祖父是不留胡须的，从我有记忆起就是一个眉毛头发全白的老神仙了。王家栋年龄跟祖父相近，但辈分小，开口必称祖父“三叔”。他的身材要瘦小一些，还留着雪白的山羊胡。师爷爷似乎要比他俩年轻几岁，至少他的头发和胡须还是黑色的。

他们从不手忙脚乱，三个人安静地在药房穿梭走动，只听到开合药柜抽屉的声音，他们每天走的路线可以织出最美丽最密实的锦缎。

我每天按时的到访，也是他们最开心放松的时间。他们从药柜的小抽屉里特别留心挑选出花纹美丽且成对的小贝壳，一个一个放在我的掌心。离海太遥远的孩子，大海只在童话里出现，而美丽的指甲盖大小的贝壳，就是我童年的大海。

看着我欢呼雀跃，几个老头相视而笑。

我出生后不久，就被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经常犯病，经常被抢救，甚至曾经差点被放弃。发病时常常是在半夜。那时医院没有昼夜急诊，没有当值医生，药房还有规定要有三个人才能开门，也不知道有多少爷爷叔叔曾被我半夜惊动。

如果不是有他们，可能不会有今天的我。

小县城只有两所医院，中医院和县医院，两所医院曾有过分分合合的历史。所以，祖父和父亲不仅认识两所医院的所有医生，其中还有很多是亲戚、世交和来往密切的朋友。

比如说曾任过中医院书记的马庆阳叔叔，喊他叔叔，可能是因为他学医的辈分，也可能是因为他跟父亲的年龄更接近一些，总之他是祖父的朋友，也是父亲的朋友，他家就在北关，是我们的邻居。有时他下班路过会到祖母屋里，跟祖父一起盘腿坐在炕头，抽着父亲的卷烟，大声说话，大声咳嗽。甚至于放学后一进大门，就能知道是他来了，因为他的咳嗽声太大太有特色了。

那时的人非常有意思，祖父跟父亲有什么分歧或者有什么不愿意当面说的话，就会把马叔叔请来，由他来评断家事。

记得我已经上中学了，有天回家看到马叔叔跟祖父坐在炕头，父亲则坐在炕边椅墩上，三个人都表情严肃，不像是平常的聊天。原来是因为家里开销增加，祖父认为父亲应该开始承担一部分家用。在此之前，父亲的工资是自己花的，并不管家。那天他们谈了很久，在马叔叔的主持下，父亲同意以后负担每月按粮本买粮的责任。

1988年，马叔叔和时任院长刘登高叔叔先后到我家来，说服父亲调回了中医院。

就在那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农村中学教书，在去学校的路上意外摔伤。在被舅舅寻回送到中医院时，院长刘登高叔叔早已经得到消息，他守在医院大门口。我被挪到担架上准备进拍片室的时候，他伸手摸了一下我的脊背，然后对旁边的人说：这孩子腰椎骨折了，赶紧拍电报让她爸回来。那时我爸正在外地为医院采购草药。

拍片结果和院长的诊断一样。之后我被固定在硬板床上，在家里躺了三个月，说是家庭病床，经常有医生来家里看我。

因为医院创立的渊源，更因为中医本身的传承有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医院，血缘关系和师徒关系的脉络仍然清晰可见。

这样的医院，更像是一个大家庭。

伤愈后不久我离开了家乡，从此再没有去过那所医院。但每次回到老家，我都会在医院门口驻足。那里已经看不到过去的窑洞，原址上早已经盖起了楼房，那里的人也换了一茬又一茬，曾经的亲人和熟人都已离开。

但我仍会有一种幻觉，似乎他们还在，似乎会有人突然走出来，微笑着喊我的乳名。

王  家

保健药社的当家人是霍静堂，而我的祖父，是大众合作诊疗所的合伙人之一。

我家与医院的渊源要追溯到曾祖父王经略。王家是科举世家，子弟都走读书仕进的路，曾祖父的父亲王士坊和胞兄王经纬都是科举入仕，官居五品。但到了他的年代，科举废除了，只是凭借父兄的功名，得了一个中书科中书衔的虚衔，被人称为“四老爷”。

曾祖父是个书痴，不仅熟读经史子集，也精通中医药理。

他学医是有故事的。

曾祖父少年时体质很差，经常生病，就担心自己寿年不永，怕耽误了他人青春，一直推拖不愿完婚。自小定亲的曾祖母与曾祖父同岁，家人問她，她不言语，就这么等着他。曾祖父一边读书，一边自学医理药理，给自己开方调理，身体逐渐好了起来。等到两人二十三岁那年，在当时的大户人家，都已经是大龄青年了，曾祖父终于把曾祖母娶回了家。

成家后的曾祖父不想靠祖产生活，开始在家里坐堂诊病，并没有开专门的字号，只在家里设了几个小药柜，一般的常用药可以直接配好，配不全的，就请病人自行到别家药房去买。

行医虽不是他的初衷，但他的医术却十分了得，在当时也是有名气的。1946年，因为医药人才短缺，边区政府在清涧县开办医训班，特聘了三位有影响的老中医开课授徒，我的曾祖父就是其中之一，他主讲的是妇科和药理。

曾祖父对于易学也有研究，还留下一个让我对他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人物非常迷惑非常敬畏的故事。

1958年夏季的某一天，曾祖父向儿孙宣布，说已掐算好自己离世的时辰，然后穿上寿衣躺在床上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片刻之后，曾祖父果然陷入昏迷，祖父一邊轻声呼唤，一边抓着曾祖父的手腕号着脉，全家人都守在旁边，不敢离开，父亲也没有去上学。过一会儿，曾祖父醒了过来，问祖父现在什么时辰，听了祖父回答，他说已经过了那个时辰，“看来我今殁不了，衣服收起来，不要给我弄脏了。”边说边坐起来脱下寿衣：“饿了，吃饭”。

半年后的腊月里，曾祖父去世，时年80岁。

我的祖父幼时在家塾开蒙，却没有用功读书。当时科举已废，读书人看不到前程，父辈对子弟的要求也松懈了。祖父曾谈到读书时的趣事，他和二哥正在学堂上课，听到二伯父在门外高喊着他俩的乳名：“快回来，呜当（迎亲的锣鼓唢呐班子）来了，回来看呜当！”于是，祖父在先生眼皮底下公然逃课，回家看热闹。没多久又被人引诱进了赌场，从此离开了学堂。

新政府开始禁赌以后，祖父已经三十多岁，开始跟着曾祖父研习药理，学会了制药抓药，成为曾祖父的助手。1951年，祖父自己开了一家药房，叫“普仁和大药房”，1955年合作化开始，由政府出面组织帮助普仁和大药房与县城的另外几家药房合并为一家完全私营的中医诊所，取名为“大众合作诊疗所”。

1958年，也就是曾祖父去世的那年，大众合作诊疗所与保健药社合并，组建成立了清涧县中医联合医院，即清涧县中医院。

曾经因为嗜赌被曾祖父分出去单过的祖父，终于从一个不务正业的公子哥儿，成长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个学有专长的公职人员，一名受人尊重的药剂师。

祖父虽没有读过几天书，却能写一手好字，对中医方剂烂熟于心，可以一把抓药，十钱二十钱三十钱，早已手熟如秤。

虽然他谨守古训，从不曾为人开方治病，只做一个药剂师该做的事，但偶尔也有因为对药方的质疑而与医生商榷之事。

我喜欢去中医院，几乎是天天都去。即使在上学的日子，每天路过医院时，也必得去跟祖父报到，跟着取药的人，排着队，来到药房的小窗口前，把手伸进去，等着祖父发给我一个五分的硬币，那是我每天的零花钱。

偶尔，祖父会从药房出来，看到一个人在屋檐下荫凉处玩耍的我，就过来牵着我的手，跟着他在院子走，有时是去找某个医生说什么事，有时是去库房看看。

有次跟祖父去库房，发现门口的一摞大麻袋中，有一只的一角缝口线挣开了，地上掉落了一小堆山楂干。我悄悄过去，捡了一片捏在手心，祖父看到了，他也蹲了下来，一把一把掬起山楂干塞回麻袋的开口处。

祖父牵着我的手回到药房，在药柜的抽屉里抓了两把山楂称了一下，用褐色的草纸熟练地包好，用纸绳打个十字捆扎，再系一个活结，然后嘱咐旁边见习的徒弟：把药方补上，记在我的账上。

以后每隔一段时间，祖父都会给我一个同样大小的纸包，里面是一两山楂，说是给我泡水喝的。那是我儿时酸酸甜甜的美味饮料。

祖父教我识别药材，鼓励我去野外采药，陪着我在院子里的石床上翻晒药材，牵着我的手去药材公司卖药材当零花钱。

下班后他会在厢房里自己碾药制药，给家里人调理身体。

祖父七十五岁退休，退休之前，他基本住在医院，每天只回家吃两顿饭。一天晚上，祖父去医院后院上厕所。那时候北关只有几盏昏暗的路灯，医院的后院是没有照明的，去厕所要经过药房用来制药的石磨石碾子。祖父就在那里摔了一跤，碰到石碾盘上，肋骨骨折了。

祖父在家休养了一段，等好了之后，就开始用拐杖了，那之后不久就退休了。

前不久，王家栋的孙子给我发来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摄于1958年9月1日，上方有标题：清涧县中医联合医院成立纪念。在一排高大的窑洞前，三十多个人或立或蹲或坐，坐着的几个人，应是年龄资历都排在前边的，最中间留着长须戴着无沿小帽的老人是霍静堂，我的祖父坐在左侧边上，他的身后，是“清涧县中医联合医院”的牌匾。

在早期的几张照片中，祖父都坐在同一个位置，最左侧的边上。他的身后站着年轻一些的医生，前面蹲着的年龄更小一些。

唯一一次位居中心位置，是1980年中医院欢送祖父退休的纪念照。

对比几张照片，在不同的年代，不同年龄段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姿态和表情：穿着盘扣的中式大襟或对襟上装，坐姿端正，没有笑容，不像大多数人一样看着镜头，而是目光平静地注视着某个地方，神情淡漠而遥远，隐隐地透出一丝的忧郁和悲悯。

妹妹把照片放大后端详良久说：祖父平日里就是这样。

父亲初中毕业那年，正好赶上时任院长霍静堂的中医班第二届招生，那次总共招收学员约四十人，只有父亲和四爷的女儿没有参加考试，以老中医子弟特招入学。

父亲有家门传承，又师承自己的舅爷霍四先生，这是多么幸运的事。

文革时期，造反派拆了上院楼上的书房，烧书的火焰有十来米高。父亲唯一抢出并收藏的书籍就是线装的《千金要方》《黄氏医书八种》，然而他的学医之路却波折不断。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榆林读书时，曾去榆林市中医研究所找父亲中医班同学刘茂林叔叔看病。他是霍静堂的学生，本地名医，当时是研究所的负责人。听他说父亲天赋很高，成绩很好，但后期突然就不想当医生了，改了学药剂，原因是医生诊病责任太大。

我从没有就此事求证过父亲。他改学药剂，毕业后分配到中医院，倒也是子承父业。

两年之后，文革开始，院长霍静堂受到冲击，被免去职务。医院成立了革委会，负责人师随平是霍静堂的学生，他与父亲从小一块长大，又是中医班同学。出于对父亲的保护，把父亲调到药材公司，父亲从此离开了中医院。

师随平后来是陕北地区优秀的儿科医生，曾担任榆林地区中心医院（即现在的榆林市第一医院）副院长。

不久，父亲自费到外地仪表厂学习钟表修理，回来后调到百货公司，百货公司专门为他成立了钟表修理部，后来又在新盖的百货大楼一楼专门分隔了几十平米的一间修理部，购买了现在看来都非常先进的仪器。记得有一座比我都高的圆柱体的自动洗表机器，看起来很高端很精密。在那个年代，父亲的修理部有一种现代工业化的神秘感。父亲能修理各种进口钟表，可以自己改造制作零部件，还带了两个徒弟，有专门的勤杂工，周围几个县的人都来找他修表。

父亲钟爱摆弄研究各种机械，每种新出来的机械制品他都想动手拆装。在我看来，他非常有天赋，也非常胜任这份职业。

然而让我想不到的是，八十年代后期，父亲突然调回了中医院，在离开二十年之后，又做回老本行。退休前，父亲调到了县卫校，从未上过讲台的他，居然还带学生上了一段药学课程。

家里学过医的还有祖父的四女儿，我的四姑，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取了医学院，中途因病肄业，说自己不能面对死亡，不能上手术台，后来也没有从事过相关的工作。

我家从此再没有人学医。

霍  家

中医院的第一任院长霍静堂，名致远，字静堂，以字行于世，此前是保健药社的当家人，在霍家兄弟里排行第四，人称“霍四先生”。

最近经常想，一个人对于一个地域人文历史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比如清涧，如果没有霍静堂，这个西北地区的偏僻小县，是否可以在五十年代就成立一所专门的中医医院？

霍家是杏林世家。

霍家的益生堂药铺开张近百年，名满乡里，很受当地人的尊重。

在小城里问路，随便一个过路人都会指引着你寻到霍家大院，霍家在当地的声誉绝不亚于任何一家仕宦高门或商贾大户。

霍家大院紧挨着我的母校城关小学。从我家里出发向南走，先要经过中医院，再走一小段，在一个丁字路口折向东，很快就能看到霍家大院临街的宽大的石头台阶，台阶旁是一道缓坡，冬天的时候，这里经常会结冰，放学后的小学生都在这里打过“擦擦”，左右脚拉开距离，侧着身子，从缓坡上滑下去，先滑下去的孩子排成一溜站在霍家的台阶上为一个个飞驰下来的孩子欢呼，或者为一个偶尔摔倒的孩子喝倒彩。缓坡的顶端就是城关小学，当年清涧县城唯一一所五年制小学校。

大院分前院和后院，后院门头有匾额“慎行”，进了前院大门，便见一个方方正正的窑洞四合院，右边一排背阳临街，多住着辈分低的年轻夫妻，左面一排窑洞起架高、门窗宽，座北向南，阳光充足，住着霍家的老弟兄们。其中左手的第一孔窑洞就是霍静堂的起居室。

进门的窗下便是一盘门前炕，炕上放置一只小炕桌，霍四先生就坐在炕桌后面。上门问诊的病人来了，一边点着头问好，一边谦恭地斜坐在炕栏边，伸出手腕搁在炕桌的小枕头上，虔诚地等着霍四先生把脉。

我自然也是去诊过脉的。我家距霍家只有几十米的距离，儿时经常跟随祖母去他家走动，只记得他留着长胡须，眼窝很深，是个儒雅且不苟言笑的老人。

母亲说霍四爷脾气大呢，看病时会训人，我并不记得挨过他的训。

霍家医术传到静堂已历三代。霍静堂的祖父霍承珍，精于痘疹儿科。他的伯父霍冀州和长兄霍瑞堂都是清末秀才，熟读诗书，又精于岐黄之术，尤其擅长内科妇科。

霍静堂生于光绪末年，8岁启蒙读书，18岁进药铺司药，一边跟随长兄学医，一边精研前人医学典籍。26岁那年开始正式坐堂看诊，很快就有了名气，不止在本县，也经常被病人延请到绥德等周边县行医。后来又同妻舅王瑶璋一起合开了益生堂药铺。

1936年春，霍家发生了家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

当年，国民政府为弘扬中医，确立中医与西医的平等地位，各省纷纷组织国医考试。这次国医考试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是官方和民间都十分关注的一件大事，考中者一举成名，堪比旧时的科举中榜。

霍静堂肩负霍家三代人的传承和使命，怀抱行医济世的理想，一路跋涉赶赴西安参加了考试，并且以全省第三名的成绩考中国医。

考试刚刚结束，他就被邀请在西安挂牌行医。接下来几个月时间里，他的诊室每天都挤满了来自西安及周边地区专程上门的病人，“霍四先生”的聲名迅速传遍了三秦。

之后，他辞谢了同行的盛情，选择了回乡。这一年，他与妻弟合开了益寿堂药铺。

当年的益寿堂至今被老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它的一条有名的规矩：患者无论贫富一视同仁，救治为先，允许赊账。因家贫赊药者，允许年终一次结账。年终仍还不上者，所有欠账一笔勾销。

1940年春，清涧县人民政府成立，霍静堂对新政府寄予了热切的希望，他关掉了霍家几代人苦心经营的药铺，将家存药材全部投入了政府新建的保健药社，自己也到保健药社坐堂看病。1942至1947年期间，保健药社按照入股比例分红，他应分股500余银元，但考虑到药社初建缺乏资金，他放弃了自己应得的收益，分文未取。

对新政府的贡献和在民间的盛誉，使霍静堂受到边区政府的重视和褒奖。1946年，他被推选出任边区政府参议员，建国后又被推选为省政协委员、省中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50年代，省中医研究院商调霍静堂去西安任职，出发前霍家全家合了影，行李都收拾好了，时任县长（似乎姓唐）赶来说服霍静堂留在家乡，为当地百姓看病，为家乡培养人才。于是，霍家最终留了下来。

1958年，清涧县中医院成立，霍静堂出任院长，他采取院内筹资和政府拨款相结合的的办法，扩建医院，办起了陕北第一家中医病房。此后一直到文革开始，霍静堂一直担任院长职务。

霍静堂行医近60年，多次受邀到绥德、米脂、榆林、子长、延长等地，为当地群众诊病，足迹遍布陕北数十县，济世活人无数，享誉陕甘宁蒙晋，功莫大也。

与其他地方名医不同之处是，霍静堂还是一位杰出的中医教育家。

1946年，边区政府开办医训班，霍静堂、陈凤桐和我的曾祖父王经略三人被聘为老师，这是陕北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组织由名医授课，为陕北培养了的第一批优秀医生。其中一些学生，后来成为各县中医院的首批职员，骨干力量。

此后，县里于1958年、1962年两次开办中医学习班，第一次从小学毕业生中招生20余名，第二次从初中毕业生中招生40余名（我的父亲即在其中），由霍静堂在坐堂应诊之余担任主讲，学生毕业后统一分配工作。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也非常有情怀的举措，在那个贫困落后的年代，让一位名医开堂授课，广收学生，的确是一件造福桑梓的功德之事。

两期学习班为陕北培养学生六七十人。从此，霍静堂的亲授弟子遍及榆林、延安。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批学生已经成为各地的中医骨干，其中霍天锡、师乐天、马庆阳、师随平、刘茂林、呼振辉、惠明升、薛振兰等数十人后来都成为陕北地区的知名老中医。

因为他们有系统专门的从学经历，以及在从事医疗工作中的实际能力及影响，七十年代末，陕西省卫生厅为霍静堂的弟子们补发了中专学历证书，承认了他们的学历。

霍静堂积三代人的智慧和经验，又有临床和教学的双重实践，他的心得笔记和临床验案极具理论和实践价值，可惜有部分在文革中遗失，其余部分保留在霍家子孙手里。

他是1972年去世的，我们全家都去参加了葬礼。当时霍静堂先生纪念碑有一副楹联流传至今：

造福桑梓药社雅风昨还在

布泽桃李医堂佳话今犹传

他的儿子霍天锡也是一代名医，八十年代曾任这座医院的院长，后来调到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现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前身），任中医门诊部主任。他任中医院院长期间，秉承其父遗风，弘扬中医，争取到省卫生厅的大力支持，主持修建了使用至今的中医院住院门诊综合大楼，可惜因病早逝。

他与我的祖母是姑舅姐弟，年龄相差有二十多岁吧，相貌颇为相似。在我的记忆中，他和我的父亲一样，四五十岁就双鬓雪白，甚至于父亲的深眼眶也被指为遗传自霍家。虽与祖父和父亲同事，但很少见他到我家里。只有一次，傍晚时分，见他急匆匆从大门里进来，边走边喊着“jiji，jiji”，清涧方言“姐姐”读为“jiji”，且是去声。祖母撩起门帘迎他进了门，原来他是来找一味稀缺的中药，有一个方剂需要这味药，但药房没有，外面也买不到。祖母说：“现在哪里有那样的药呢，早就没有了。”天锡有些不甘心，看着祖母说：“姐姐要不再翻翻，你家做药多少年，说不定哪里还有一点。”祖母在围裙上搓着手，为难地说：“天锡，要有我能不给你？我台（藏）着也没有用，是真的没有啊。”

文革中，造反派曾批判中医院是霍家的家族医院。大概就因为此，此后霍天锡与在医院工作的霍家亲戚来往较少。

虽然他很少来家里，但我经常见他，因为我会上他家去。小时候是跟着祖母，上街时路过霍家，折进去看看她的四舅舅。四舅舅去世后，也会去看看四妗子。再后来，是我去找霍涌波玩。

霍涌波是霍天锡的次女，我们从小一块上学一块玩耍，冰雪聪明用在她的身上是最贴切的，写一手好字，数理化一点即通，当年的中考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是家长们眼中别人家的好女儿。

那时候，我们经常在院长办公室聚会。等院长下班回家，医院里静悄悄的时候，四个从小一块长大的女孩，霍涌波、白海峰、王小兰，还有我，每个人都要从家里带一两个自家的私房特色菜。

我的祖母，很支持我们的小型聚餐，特意准备了我喜欢的素菜，盛在篮子里，再盖上笼布，叮嘱我不要跑，不要把汤汁撒了。我一路小心翼翼地提着，尽量把斯文挂在脸上，心里却欢欢喜喜地想要飞起来。

小城很小，不一会儿就都到齐了，在院长办公室的大炕上，几个女孩子铺上干净的布单，把自己带来的饭菜摆出来，霍涌波找到她父亲已经打开喝过一半的白酒，女孩们开始聚餐喝酒。

几年后，霍涌波也毕业分配到了这座医院。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都不能相信，曾经有过那么自在那么放诞的少年岁月。

1986年，霍天锡离开清涧，霍涌波随父调至延安市人民医院，在那里坐诊行医近三十年，近年调至延安市中医院，她的诊室每天都挤满了前来问诊的病人。

有一段时间，她因为家事请假待在西安，她的病人也纷纷追到西安找她。

偶尔身体不舒服，我会在电话里向她求诊，有时会约几个人一起专程去延安请她号脉。几百里路跑去她的医院，她忙着看诊，常常顾不上招呼，就等她下班后一起到家里。她家极整洁，号了脉开好药方就洗手做菜，仍然是那么利落能干，始终是我们的榜样。

我对于她医术的信任，不止因为她出身名门，又受过高等教育，还因为她极高的天分和悟性，这一切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多么难得。

我们俩经常互相鼓励，对于名利，她非常淡泊，但我希望她能在实践的同时，抽出时间整理祖父和父亲的医案，不仅继承祖先衣钵，还要把自己的经验总结出来，让霍氏中医在这一辈人手里继续发扬光大。

她的大哥霍永生（霍涌江），恢复高考当年即考入陕西中医学院五年制本科毕业，诊疗技术在延川县享有盛誉，后因病提前退休。二哥霍永滔（霍涌涛）是流行病学医学硕士，在陜西省疾病控制中心从事预防医学和流行病的研究工作，负责和从事全省疫情应急处置指导，参加过“非典”“禽流感”等二十多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工作，在医学核心期刊发表过多篇专业论文。三妹霍涌玮是医学博士，曾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分子生物科学院作博士后研究，2006年回国任教，发表过多篇论文，主持过多项国家级自然科学研究项目并获奖，现在西安交大医科大学医学部组织胚胎学教研室从事教学研究。

霍四先生的几位兄长的后人中，还有多人从事中西医诊疗及相关工作。

霍氏中医，后继有人。

今年春天，一向跟孙辈一样活跃一样贪玩的父亲，在常规体检时发现肺部有结节，于是全家人开始了奔波在医院的历程。

所有的医院都一样，复杂的检查，繁杂的手续，到处排队，到处拥挤，到处充斥着焦虑烦躁的情绪。一段难捱的日子，让我目睹并亲历了医生、护士、病人、家属无一不疲惫无一不承受巨大压力的现状。

在那一刻，老家门口那座医院突然明晰了起来，顷刻之间似乎穿越了时空重返故地。

还是那么熟悉，还是那么温暖。

一座四四方方干干净净的院落，一孔挨着一孔的石头窑洞，窑面的拱形方格木窗上糊着洁白的麻纸，印着红十字的白布门帘被轻轻挑起挂在对开的门扇上。

在挨着小街的窑洞药房里，再一次看到了祖父高大的背影，他穿着干净的白大褂，一手拿着镫子，一手正在拉开药柜的抽屉……

轻轻地唤一声，祖父慢慢转过身来，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的心，顿时和整座院子一样，洒满阳光，安静祥和。

责任编辑：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