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痒”共存

姚雨萌 黄剑波

摘 要：毒品的流通与滥用在世界范围内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特别是西南边境地区也未能幸免。因毒品所引发的成瘾与戒毒的问题，也受到社会各界长期的关注、讨论乃至干预。从戒毒者的主体视角出发，基于对云南边境地区一家福音戒毒中心的民族志调查，记录报道人从吸毒到戒毒的日常生活与身体叙事。他们在不同语境下反复使用“痒”这个词，至少可以辨识出这个关键词具有“身体之痒”和“社会之痒”两个层面的含义。在第一个层面上，可见毒品作用于他们的肉体之上所引发的身体创伤以及生活秩序的打乱;在第二个层面上则通过隐喻意味的“痒”，展现身体如何承载社会转型和时代的记忆。在对戒毒者生命经历的探讨中，引入欲望这一角度，从主位视角分析个体的经历如何通过身体感、欲望与社会相连接，探究来到福音戒毒中心的个体如何通过文化和信仰的力量处理自身的欲望，以期能为毒品问题带来新的观察视角。

关键词：身体感;欲望;福音戒毒

中图法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1）01 - 0050 - 14

引 言

吸毒成瘾长期以来受到法律、医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被视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并相应产生了一系列应对之策。然而吸毒成瘾者在经过国家或社区强制戒毒之后，依然存在较高的复吸率。医学上使用美沙酮替代海洛因，并逐渐减少剂量的治疗方法，这需要戒毒者长期配合前往门诊参加治疗，同时受到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始终也非万全之策[1]。似乎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无法单单从药物与健康的角度出发，更应视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对这一社会问题的理性分析中，人们习惯于将毒品的使用乃至成瘾归结为个人选择，但根据我们西南边境田野调查期间所观察及记录的资料可以发现，边境地带吸毒人员众多，并不仅仅是个人选择造成的结果，而是与当地毒品流通紧密相关的地区性问题，或者说是在个人选择与社会结构共同作用下的一种地方性“疾病”。为了了解这种“病症”，我们通过戒毒者的身体感受，将个人身体与社会相连接，并关注他们的个人叙事与生命体验，将个人放置于历史背景之中，尝试从主位视角去理解所谓个人选择背后的非理性因素以及为了寻求改变所经历的尝试与挣扎。我们接触的这些自愿戒毒者，都是在经历了多次强制戒毒失败后，开始尝试主流之外的戒毒方式。于是，他们来到了一个据说不用药物，只靠信仰戒毒的机构——“重生园”，也就是我们这项研究的田野点所在。

我们于2016年8月第一次来到“重生园”进行预调研。这所位于滇西边境的福音自愿戒毒中心，于2007年由本地基督教会主办，当地人称之为“重生园”。成瘾者来到这里，不依靠任何药物辅助，只借助宗教信仰的力量进行戒毒。园中可容纳30人左右，在我们调研期间有23人居住其中，均为男性，主要分为3类人群：戒毒者、戒酒者以及精神病人。除精神病人长住于此以外，其他人员都要在这里呆满一年半的时间方算“毕业”，我们所接触到的人员均是来戒除海洛因4号1的毒瘾。与强制戒毒所（强戒所）不同，这里强调“自愿”，也就是说戒毒者有中途退出的自由。不过也有一些经济措施意图让人们能够尽量住到“毕业”，比如入园需先缴纳5000元的押金，期满之后方可全数领回，相反，如果中途放弃，则按天数扣除伙食费。学员“毕业”之后可以申请继续在教会的圣经学校学习或是在“中途之家”（主要为种植基地和养殖场）工作。来到“重生园”的每位学员，都要求信奉基督，并参与到日常的仪式中来。

第一次来到戒毒中心时，我（第一作者）住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并遇见了报道人小孙。正式调查则始于2017年3月，一直到7月。2017年9月是“重生园”成立10周年纪念，我们也回去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并进行回访，此时小孙已经期满毕业。在调研期间，我们经历了戒毒中心的两次搬家，第一次是从山岭之中的戒毒中心搬至村子里的一所老屋中转，由于空间有限，我们搬至离戒毒中心1公里左右的种植基地居住，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中途之家”——为期满毕业但还没有准备好回归社会的学员提供一个工作与中转的地方，并在那里认识了另一位重要的报道人伍哥。第二次搬家则是从中转的老屋搬至远离市区新戒毒中心，因此我们的调查地点包括几度搬迁的“重生园”以及园外的环境。参与观察的对象包括正在戒毒的学员以及经历整个流程之后期满毕业的学员，当然还有早已毕业，但选择“中途之家”进行“缓冲”的学员，他们都曾是海洛因成瘾者。

一、殖民记忆与“中国通道”

纵观西南边境地区的历史，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毒品一直以不同的名目出现其中。而不同种类毒品的流动历史，呈现的是社会格局的转变。其中，鸦片与海洛因分别展现了作为边疆的殖民记忆以及作为“中国通道”所卷入的世界。

西南是中国版图的边疆，外人来到此地后，把对此地环境的不适与恐惧归因于“瘴气”。自清朝以来，统治者就一直試图寻找治疗瘴疠的方法，将当时称作“阿魏”的鸦片视为良方，以此稳定军心[2]。对瘴气的恐惧，也使得欧洲殖民者人心惶惶，或许是遭遇疟疾时畏寒的身体，在鸦片的作用下开始发热，使得鸦片成为预防、医治瘴疠的首选药物。于是，伴随着对边疆的统治与殖民，鸦片开始以药品的身份进入西南边陲，以助人们驱逐恐惧。

但随着时间的变化，鸦片走私也愈发昌盛，尤其是沿海的走私商人，将昂贵的印度鸦片传入云南，再逐渐传至内地，成为一种新的经济作物。此时鸦片的社会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初作为预防瘴气的药物，日渐普及成为缓解病痛、甚至是疲劳与饥饿的灵药。到了19世纪，鸦片逐渐变成沿海社会里的奢侈消费品，出现于日常社交生活中。此外，鸦片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但随着种植规模扩大，鸦片逐渐从有钱人才能消费的高级物品变成了一般人也唾手可得的东西。到民国时期，对于生活在边境地区的人们而言，罂粟已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使得鸦片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一方面，罂粟种植所带来的利润刺激边境的消费以及跨境贸易;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垄断鸦片贸易，鸦片的税收成为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简言之，鸦片的流动以及功能的变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变化，使得西南边境乃至中国被镌刻上殖民记忆。

到20世纪50年代，政府努力打击罂粟种植与鸦片买卖，但在这一过程中，毒品的种类也悄然改变。放眼全球，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毒品市场也进一步扩大，西方国家毒品需求量增大，毒品提纯技术也得到提高，从鸦片中提纯的新毒品1海洛因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一时风头无两。到了20世纪80年代，庞大的国际毒品市场催生出“金三角”“银三角”以及“金新月”三大毒源地，我国一方面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对外开放的政策，使得刚刚打开的国门撞上毒品泛滥的狂潮，带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毒品回潮。不同于当初罂粟种子由印度传入云南的路线，我国海洛因的主要源头是 “金三角”，即位于泰国、缅甸以及老挝三国交界的三角地带，早在20世纪70年代，与云南接壤的缅甸便被称为“世界白粉”中心。云南不仅地理位置上相近，边境之间又缺少天然屏障相隔，而且因为对外开放的政策，边民们原本保留的互市传统进一步发展，边境贸易往来更加频繁，既有物品的流通也有人员的流动，而海洛因和毒贩也混杂其中。毒贩们假借西南边境过境贩毒，“中国通道”便由此形成[3]。待到毒品入境之后，又被辗转运往内地以及港澳地区。云南是这一通道的最大入口，其中最主要是通过中缅边境流入云南，大致有以下3条路线：

1.缅甸：勐古、棒赛、木姐、南坎——云南：畹町、瑞丽经过保山、下关等地运往昆明;

2.从缅甸边境的果敢、清水河、红岩、磨傣经镇康、耿马、水德、施甸、巍山、下关等地到昆明;

3.从缅甸东部靠近老挝边界的地区，经过景洪到昆明[4]。

此外，也有部分通过中老边境和中越边境流入中国再转至内地。

虽说云南是过境通道，但仍有相当部分的海洛因就地销售。20世纪80年代，云南的地下毒品消费市场逐渐形成。虽经历了1983年的“严打”，但云南边境地区的毒品问题依然严峻。据统计，1982年底至1991年的10年间，云南省的吸毒人员猛增，且大多从传统的鸦片转向海洛因，到1990年，全省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总数达到5.7万余人[4]。直至2016年，也就是我们进行田野调查时，“80后”的本地报道人小孙，忽然有一天问起我们今天几号，原来是在计算他表弟从“强戒所”放出来的日子。小孙的表弟和小孙一样，都曾长期吸食海洛因。小孙见我愣了一下，又补充道：“我家这一辈的几个男的都吸这个（海洛因），我们村子上好多家都这样。”他耸耸肩，歪了下头，说得很是轻松随意，我们却难掩惊讶。如果说只看统计数据，即便吸毒人众多，也难免预设他们明知海洛因有害却义无反顾地去尝试，似乎也可以叹一声咎由自取。但小孙却说的稀松平常，仿佛只是村里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或许他们低估了海洛因的威力，或许他们所谓的选择，其实根本没有回还的余地，因此我们决定坐下来听他们讲述往事。

二、痒、瘦与身体

每当回忆起自己的经历，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痒”，这种感觉从成瘾初期延续到戒断时期，且逐级加重。记录戒毒者的故事无法脱离他们的身体，正如梅洛·庞蒂（Meleau·Ponty）将身体看作生活实践中具身化的主体（embodied subject），我们借由戒毒者的身体去感知他们生活的世界，“痒”便是他们的身体与周遭世界互动而产生的结果。然而说起“痒”，或许只有经历过吸毒的人方能完全理解那种感受，他们可以仅凭语言就还原那时那刻的情境，却很难被外在观察者理解。相反，他们的身体特征“瘦”却往往瞬间抓住外来者的眼球。这两种特征均体现在戒毒者身体之上，反映出他们身体的不适。由此看来，“瘦”与“痒”可以说是互为表里，只是前者作为被观察到的身体状态，后者则偏向于更主观、更个人化的感知，但“瘦”与“痒”叠加出现，恰好记录了戒毒者的身体在世界中碰撞出的伤痕。

伍哥向我描述起吸毒的体验，认为并不像影视剧里那样如同腾云驾雾一般，但确实感觉有一点“飘”。而且一开始吸毒也感受不到自己是否成瘾，因为过几天不吸了也不会有异样感觉。只是后来某一天，觉得鼻子痒痒的，以为着凉了，于是吃了几天感冒药，但症状却一直没有消失。这其实就是轻微的戒断反应了，如果当时能坚持熬过去也就没事了。可是一旦吸毒的伙伴前来“关心”，让人明白自己有了轻微的毒瘾之后，便会从心底认为自己已经染上毒瘾，就算有一天真的只是得了感冒，也会下意识认为是毒瘾犯了，需要去找海洛因而不是感冒药。说着，伍哥伸出小拇指戳了戳胳膊，他每次都用这样的动作代替“注射”一词。伍哥是我的报道人之一，在回忆最初吸毒时的感受时便是如此表述。似乎从最初吸毒时，这种“痒”的感受便随之而来，并且越发严重。戒断期的“痒”，比成瘾初期鼻子痒痒的感受难忍数倍，并且与“痛”一同洶涌袭来，作用于个体肉身之上。“我就是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身上难过啊，发冷汗，又疼又痒，像有蚂蚁在你骨头里又爬又咬的。实在受不了了我就用头撞墙，撞门，我也不是要出去，就是好像这样能分散一些注意力，稍微好过一些。”我在戒毒所调查期间，某天夜里听见“哐—哐—哐”的几声异响，第二天起来便听见小刚如此解释昨晚的行为，小刚是刚来一周不到的新人，正经历身体上脱瘾的煎熬，戒断反应所带来的强烈不适感使得他夜不能寐。

说完这一番话后，他便沉默了，小刚现在暂时摆脱了难忍的痛痒，但乍看之下还是“不正常”。只见他一双眼深陷眼窝，愣愣地盯着什么。宽大的运动短裤下露出细得可怜的一双腿，像钟摆一样在床边摇来摇去，数着这沉默的几秒。我不知道 “小刚不正常”的判断怎样在我脑中形成的，是他聚不了焦的眼神？还是他过于不健康的羸弱身形？相比于昨晚强烈的戒断反应导致的病态，此刻他镇定了下来，也没有展示出任何或痛或痒的不适，但我仍然认为他并不在“正常”的范畴之内，认为他需要别人陪同。我正疑惑着，阿邓进来打破这短暂的安静。

阿邓也是“重生园”里的戒毒者，在这呆了月余，总是一刻也闲不下来。他路过屋子时向里面瞥了一眼，看见小刚一个人呆坐在床上，便走进去拉他胳膊，要他一起出去晒太阳。尚未走进院中，阿邓瞥见餐厅门口有个绿色的地秤，就拉着小刚来称体重。这个称本在“重生园”里用来称粮食，却常常被“借用”为健康秤。其他戒毒者看见新人也很好奇的，便纷纷凑过来，阿邓看见这么多人围过来，更起劲了，把小刚推上秤，拨了拨砝码，皱起眉毛又摇了摇头，对小刚说：“这可不得，你怎么这么瘦，连100斤都没有。”想了想又安慰小刚说：“不过也不用担心，过一阵就会好的，刚来这里的时候，我也特别瘦，你看看现在，” 说着挺起肚子，一只手还来回摸了几下，夸耀自己的成果。说着又让小刚下来，自己站在地秤上，说道：“我都130（斤）了，你看我现在多好。”周围的人纷纷点头，议论起自己戒毒后体重的变化。在他们的语境下，胖是脱瘾之后，身体渐渐好转的标志。小刚来这里戒毒时，瘦骨嶙峋的身体则暗示着不健康甚至病态，这也回答了我先前心存的疑惑。

伍哥与小孙前后毕业，故而彼此间比较了解。“我跟他不一样，他是老大，我跟着他混。”说着小孙指了指伍哥，“我家里就是种地的，那时候也是差不多九几年吧，村子里一个和我玩得好的朋友跟我说，想要赚钱就要往外走。”小孙发现家乡的牛肉干很受欢迎，便与家人朋友合起伙来做点小生意，于是开着一辆小面包车来往家乡与城市之间运输货物。“后来有一天我开车开到一半，有几个小伙子想搭我车，我们这边就这样嘛，一问顺路就让他们上车了。听他们聊天才知道是去拿货（海洛因）的，我后来就是给他们开开车，再后来跟他们熟了，知道他们在哪拿，怎么拿。我就想，这个很来钱啊，出手一次抵得上卖好几回牛肉干了，然后就干了嘛。”于是小孙的野心渐渐膨胀，他放弃了原先的小本生意，这辆小车转而用于承载他日益膨胀的野心与欲望。“我一开始很坚定的，我说我就是赚钱，肯定不吸的，后来嘛……唉，经不住朋友劝……”他本以为能控制自己只做一个“商人”，但却最终变为“以贩养吸”的状态。“今天几号了？”小孙忽然问我。我按亮手机屏幕给他看了日期，他说道：“哦，那再有两天我表弟就要从强戒所回来了。”他看我没有控制住的惊讶表情，又补充道：“我家这一辈的几个男的都吸这个，我们村子上好多家都这样。”我拿着手机的手臂默默垂下，屏幕暗了，我也不禁黯然。

“其实一开始没想那么多的，我如果不出来村里，估计一辈子就那样，现在估计娃都有了。但是出来做活的人，赚的钱多，也不像种地那么苦。而且有点出息的年轻人都会去外面的。”小孙继续说道。在离开村子之前，小孙也有过犹豫，但最终还是决定走出去，似乎出去意味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欲望，引发了“社会之痒”。说起欲望，人们往往立即联想到过分的、贪婪的需求，需要克制。对于吸毒者而言，似乎正是个人欲望的膨胀才让他们落到这样的下场。然而，欲望本身并非全然是负面的，正如德勒兹认为的那样，具有生产性和建设性，需要并处于机器和集合体中[8]。如果没有欲望，西南边境也不会收获改革开放的红利，也不会遭遇随后的发展与转变。不能否认，改革开放为西南边境带来诸多益处，使经济得到发展，对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个人而言，则获得了许多赚钱的机会，从而得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但同时他们也经历了时代转型时的躁动与不安，也就是社会的“痒”，这或许是欲望的暗面。

诚然，社会转型离不开制度的变化以及理性的控制，但欲望作为非理性因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这种非理性的欲望意味着不可计算，无法像商品那样衡量。“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那些欲望，尤其是与好胜心有关的欲望，有些是由于一时的情感冲动;有许多是由于习惯的力量;有些是病态的，而且只会引起危害，还有许多是基本永远不会实现的期望” [9]。欲望一方面是市场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方面也带来冲动的危害。如斯宾诺莎所说：“欲望是意识的冲动，而冲动是人的本质自身。”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诸多爆发性的“热”，比如股票热、债券热、房地产热等等。而对于我们的报道人来说，他们将这种欲望裹挟下的冲动表述为“痒”，他们说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氛围都撩得人心痒痒的，只要肯借着这股冲动努力，就有利益可图，甚至通过经济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与身份。但是，看似自主的选择与改变，实则似乎被更大的外力所裹挟，所谓的“痒”与“热”，终究难免逐渐陷入失控。

无论是发生在伍哥身上的故事，还是小孙自身的经历，似乎都反映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个人的选择与命运的操控。在他们的叙述中，都提到了“九几年”，国内正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放光彩之时，而放眼世界，全球化也同样来势汹汹。于是在这样一个边境之地，当对外开放的国门遭遇全球化的浪潮之后，海洛因也于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出现回潮，到了他们记忆中的“九几年”，毒品更加滥。但是那时候，即便全球化声势浩大，跨国公司、奢侈品牌也不会青睐这座偏远小城，相反海洛因却是近水楼台，率先向这个小城涌来。于是人们被市场激发出的欲望在此野蛮生长，在经济发展的集体狂热中扑向使人飘飘欲仙的海洛因中。

看起来，他们这些意外或是所谓的自我选择，似乎都是几个关键词排列组合的结果， “毒品回潮”“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全球化”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谓自我的选择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结构性暴力带来的冲击？伍哥和小孙的经历并非个案，而更像是那时那地诸多人物的缩影。他们经历过时代转型的不安，各种机遇纷涌而出，同时各种各样的诱惑也不断撩拨人心的欲望，让人“心痒痒的”。期待更好生活的欲望本没有错，但是欲望不断生长混杂着冲动，在低端全球化以及结构性暴力的共同编织的网中，变成了一种无法戒除的病态的“痒”。

四、身体感与破碎的生活

“痒”这一感觉的产生实际也是他们的身体逐渐失去控制、生活逐渐失去秩序的过程。余舜德指出身体感是：“身体作为经验的主体以感知体内与体外的知觉项目……这些项目于人们的生长过程中，于身体长期与文化环境的互动中养成……身体感的项目来自于文化与历史的过程……更经由长期于文化的物质环境中生活、成长而养成，充分内化入我们的身體。” [10]这种病态的痒并非只体现在个人的身体之上，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记载，这也就是医学人类学所说的“具身化”（embodiment）的一个方面，即身体再现社会。图姆斯在《病患的意义》中认为病患是对生存状态的改变，“是一个活体对现实生活中的整体感、确定性、控制感和行动的自由及熟悉世界的丧失”[11]。对于戒毒者而言，身体的痒是戒断反应时的痛苦体验;撩人心痒的社会氛围是时代背景的缩影;而真正与自己的生活相关的，则是漫长的痒的体验。这种“痒”同样也是欲望的一种，但不同于向前追逐的欲望，如今是想回却回不去的痛苦挣扎。在经济发展的狂潮中，社会的“痒”撩拨心中的欲望，催促他们追逐前进，而到在“重生园”中，戒断时期的“痒”于身体而言，是多巴胺分泌不足的痛苦，于他们个人而言，是无法回归原来的身体与生活时的失控，曾经对世界的整体感以及控制感都在此刻崩塌。

伍哥是本地人，毕业之后，便在戒毒所附属的种植基地工作。相比园中的生活，这里时间自由一些，可以在放假的时候回家。我也借着他回家的契机，搭着他的摩托去城里，路上他跟我说自己其实并不经常回家，之所以留下来种植农作物，并不是因为需要一份工作，而是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回归社会，怕回去没多久又复吸了。难得回家一趟，他说想带儿子一起去城里玩，我也跟着他过来。一路上，他细细和我说起对这座城市的记忆，指着眼前一栋不起眼的矮楼说：“你看，那里，最顶头一间。”我抬头，只见一座普通的三层小楼，伍哥告诉我他有一次在这里吸毒被警察当场抓获。他骑着摩托离开了这栋楼，也给我指了指以前风光过的地方，但并没有过多停留，他说一切都不是以前的样子了，吸毒之前风光的日子回不来了。不一会儿，他拐进一条巷子，在一家娱乐场所门前缓缓停下，他往前探了探身子，看了看门牌号，跟我说这就是他以前赚钱之后来玩的地方，他那时候每日都跟朋友在一起混，什么都玩，抽烟、喝酒、叫小姐，挥金如土。大概是曾经的光辉岁月一去不返，今日旧地重游，伍哥心中也是五味杂陈。他深深吸了口烟，慢慢吐掉，就不再说话了。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他家附近的镇上，恰逢赶街的日子，街上人头攒动，于是我们绕路去街背面。一路上，伍哥指着路边的屋子跟我说哪里哪里有吸毒的，接连点了过去，又叹了口气说：“你说，这个样子我怎么敢回来。上次回家，我在路上碰见以前认识的人，他们也跟我打招呼，我就把摩托停下了，脚刚撑在地上，他们就问我要不要去吸。说不心动是假的，哎，你不知道那个感觉。后来再回家，我就不走这条街了，老远看见他们也当没看见开过去，我不敢停。”对伍哥而言，戒毒出来后，花花世界依然诱惑着他。太多的欲望叫人心痒痒的，而这感觉一出现，就需要理智前来抗衡。于是他刻意与以前的朋友保持距离，以便远离复吸的欲望。没过多久，他带着我来到他家门口，一间云南农村常见的小院就在眼前，我等着他开门，他却没有上前，反倒站在门口四处望了望，说：“等一下哈。我儿子要放学了，就快到了。”伍哥没有家里的钥匙，倒不是家人嫌弃他，而是他主动放弃的，他说只要看着钥匙就会经常想着回来，这样一来在种植基地就呆不住了。

不一会，孩子们叽叽喳喳说话传来，其中一个小男孩远远看见伍哥，叫了一声便飞快地跑过来开门。伍哥让我进去坐一坐再出发，他家是两层的木制房子，楼上的房间没什么使用的痕迹，楼梯角落满了灰尘。一楼则有三个房间，正中央那一间是客厅，大门敞开，我们走进去坐着;最里面的是他父母的房间，伍哥说平时是他的爸爸妈妈帮忙照顾他儿子，但今天正好出门了。靠近大门那间房则被儿子占了，伍哥常年不在，而孩子的妈妈也很少回来。伍哥初中的时候就认识了他老婆，几年后，初中同学终成眷侣。但这一切在伍哥被抓去强戒所后便开始了另一种走向。他老婆受不了伍哥吸毒而且屡教不改，就要求和他离婚，伍哥与她纠缠了一阵后，终于放手了，她老婆便选择离开了这个村子，离开了云南外出打工，孩子归伍哥。伍哥摆了摆手，说早就不在意了，老婆走就走吧，不要回来。说话间却转身走进儿子的房间，拿出一家三口的合照给我看，问我他老婆好不好看。我接过相片，连连点头，却摸到照片卷曲的一個角，已是泛黄的模样，只是不知道将照片摩挲出一个卷角的人是伍哥还是他年幼的儿子。我从一堆相片中抬起头时，看到伍哥坐在一张小马扎上，默默地看向远方，我环顾四周，想起他人生的风光与落寞，沉闷得说不出话。似乎一切都不再完整了，屋子破败，家庭成员也不齐整，伍哥曾经自由而熟悉的世界也已丧失，生活于他而言，也不再具有整体感。

伍哥早已不再具有戒断期的病态，“痒”作为一种症状已经消失了，但他的身体似乎也并没有完全适应周遭的社会，他不敢回家，怕遇上以前吸毒的朋友，又再度让他 “心痒痒”，这种感受是破碎的生命与失控的过往在身体上留下的反应，是被感知的看似琐碎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与其说不知如何克服作用于心的“痒”，毋宁说是不知如何适应已经改变的生存状态，以及如何与已经改变的自我相处。

五、文化和信仰之维：非强制性戒毒的尝试

从吸毒者自身的描述以及现有的研究记录中，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各界都为探索有效的戒毒方式做出了许多尝试。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戒毒整合了社会各界的力量。自2018年5月司法部部署推进全国统一戒毒工作基本模式以来，不少地区开始探索并完善当地的戒毒工作，试图找到一种统一的戒毒模式[12]。除了政府强制的隔离戒毒措施外，不少地方也引入了社工的工作模式，对戒毒者的身体状况、态度以及表现等进行评估与干预[13]。具体而言，有将吸毒者分组进行对照实验，探索护理干预对戒毒的影响[14];或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究内观认知疗法对戒毒的作用[15];还有用运动疗法进行戒毒干预的尝试[16]。从医学治疗的角度看，用“小毒”代“大毒”的替代疗法一直是主流的治疗手段。美沙酮作为替代药物治疗毒瘾，在国内外已有30多年的历史，成为主流的戒毒药物之一，对美沙酮维持治疗效果的研究也一直在进行[17];同样作为替代疗法药物的丁丙诺啡，曾一度有望取代美沙酮并改变治疗的空间模式，国内外也不乏探索其疗效的临床试验，并时常与美沙酮进行对比[18]。但是在这些试验中，吸毒者都被当作一个有待研究的客观对象，从管理者或是治疗者的角度去提供认为能让他们脱瘾的方法，其逻辑基本上可以这样表述：个人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社会提供矫正与治疗的策略。

然而，毒品问题依然屡禁不止，海洛因成瘾的高复吸率也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许不妨略为转换一下视角，从吸毒者个人的视角去分析他们的“选择”背后的其他因素，例如欲望。从调查对象的个人叙事与生命体验来看，这其实是一个如何处理欲望的问题，吸毒是欲望驱使下的“选择”，而戒毒是探索如何处理欲望。于是他们历经挣扎，来到“重生园”寻求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戒毒问题不是一个社会治理或是医学治疗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欲望的问题。这种欲望不仅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因此，当我们回顾他们个人的叙事时，发现海洛因成瘾并不单单只是身体上的依赖，更是每一个脆弱的个体在时代的洪流中的身体遭遇。个体在欲望的满足与不满足之间挣扎，但却最终陷入失序，当太多相似的个体故事不断叠加，所展现的则是一个时代的切面，那些个人的欲望，也是社会的欲望;而个体的失序也是整体的失序。由此可见，吸毒成瘾本身涵盖了太多复杂的问题，只以戒毒本身为目标的强制戒毒和美沙酮替代疗法，不难预料最终还是难以取得预期成效。

当戒毒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时，人们也开始进行科学理性之外的努力。例如庄孔韶教授拍摄的人类学电影《虎日》，展示了小凉山彝族用民间仪式，即习惯法、家支、道德力量等来戒毒的过程。位于滇西地区的凉山彝族也饱受海洛因之害。“头人”痛心自己的家支将被海洛因所毁，于是乎借助家支的力量，选了“虎日”这一天举行仪式。所谓“虎日”，也就是打仗的日子，旨在说明将海洛因视为家族的敌人来与之战斗，展示了文化力量战胜生物性的疾病的可能性，由此产生的“虎日模式”也被认为是亚洲地区成功的戒毒实践之一[19]。而我们所研究的福音自愿戒毒中心，同样是在主导性的强制戒毒方式之外的一种尝试，主要借助宗教的力量，依靠信仰戒毒，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不靠药物，不靠己力，完全依靠上帝”。如前文所述，社会中的个体在欲望中挣扎，最终走向失序，而当他们来到“重生园”寻求治疗时，“重生园”所提供的是一种处理欲望的方式，一种重建生活秩序的可能。

不同于我们一般认为戒毒是一种“治疗”，“重生园”则将其称作“转变”，更像是疗愈（healing）的过程。这其实是两套认知观念下不同的话语表述，在“治疗”的视角下，我们将毒瘾视为一种疾病，无论是身体上的也好、社会性的也罢，所关注的是其得以好转的可能;而“重生园”中的工作人员以及学员，却不谈“治疗”而只说“改变”，他们认为如果当初只是抱着戒除毒瘾的目的前来，必然只能失败，必须得有更进一步的目标——寻求生命的改变才能成功，而戒除毒瘾只是改变过程中的附带效果。所谓生命的转变，其实是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从疗愈的角度说，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他们不可能完全回到吸毒前的生活，而是需要寻找并接受一种新的秩序[20]。从个人的层面来说，改变的核心是从以人为中心转变到以神为中心。这是一种在认知观念上的转变，同时也是一种处理欲望的方式。因为信仰上帝，内心有了寄托，所以失序、不安、躁动的欲望便会因为心中有神，而安宁下来。这种转变的实践，主要是祷告以及日常生活秩序的恢复，而前者则更被看重，是能否真正实现“改变”的关键。

伍哥讲起自己关于祷告的回忆，他其实很早之前就跟着妈妈信了基督教，但仅限于周末去教会装装样子。后来吸了毒也就不去了。他来到重生园之后才真正学起了祷告，觉得心里有话想说，他认为在重生园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祷告，神学知识则是次要的。对伍哥来说，祷告的习得，是在接受一套话语的同时也接受了另一种认知观念。小孙对伍哥的说法也表示认同，他妹妹、妹夫信教，他以前不屑一顾。但来到这里之后，觉得里面老师每天上课讲的东西是“好”的，因为可以让他心里有寄托，坚持不住的时候就去祷告，实在不行还与其他弟兄一起祷告，这样就好受很多。其实很难讲重生园中的神学课程给他们留下了多少印象，但祷告这一行为方式，确确实实地在生活中体现出了影响与转变，使得他们开始不再只关注自身，以满足自我欲望为目标，而使欲望另外有得以诉诸的出口。

除了祷告之外，重生园中的作息时间表规定了日常生活的秩序，以此使身体回归有序的状态。清晨6点，天刚朦朦亮，伴随着铃声我听见楼上学员宿舍传来脚步声，接着是祷告声：从对昨夜的感恩——“感谢主一夜的看顾与保守”到今日的期盼——“将今天一天的生活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引领”。而后传来的更杂乱的脚步声与洗漱的动静。从他们每日的作息时间表可以看出，除了星期天算作休息日外，其余一周六天，每周都重复着相同的作息，相同的内容，包括：读经，灵修，祷告等。而且他们在进来戒毒所的那一天起，就要上交手机，电脑等物品，所在的地方也没有网络，基本是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他们每日的实践都在改变原有的生活习惯，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规训，每日的生活行为完完全全遵守其中规定，身体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在场，这本身也是对身体规训的过程。小孙说：“在里面（重生园）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多想，日子过得明明白白，白天该干嘛、晚上该干嘛。哪像吸毒的时候，哪里分得清白天黑夜。”重生园中有序的作息重塑了学员们对时间的感知，这种时间秩序的恢复，不仅是作为管理的规定而存在，同时也是通过这样一种井然有序的感觉来安定他们的身体与心灵，使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脱离混乱与无序，处理好自己的欲望，适应新的生活秩序。

六、结 语

本文并非旨在讨论自愿性福音戒毒方式的成功与否。人们常说“一日吸毒，终生戒毒”，究竟离开戒毒中心多久后没有吸毒方能算得上成功，或许要追蹤他们的一生方能给出一个确定的结果。于自愿戒毒者而言，“重生园”中的经历也不过是他们漫长人生中的一个片段，我们好奇的是他们如何看待自己戒毒的经历。

本文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试图探讨个人身体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访谈中，“痒”一直是他们提及最多的词语，并且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就个人身体层面而言，戒断期间身体感受到的“痒”与视觉呈现出病态的“瘦”，二者呈现了身体的不适以及身体政治;从心理层面而言，“痒”也是欲望的彰显，是个人内心的蠢蠢欲动;此外，这种感受也作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家庭不复完整，生活的整体感与可控感尽皆丧失，“痒”作为一种漫长的疾痛体验一直伴随他们而存在，这里的“痒”是无路可回的挣扎也是过往生活整体感的破碎;然而，类似的个人经历并非个案，而是一个边境小城在时代转型的背景之下，群体性的“病症”，“痒””不仅作用于个人的身体与生活之上，也表现了社会转型期欲望的生长，他们与毒品似乎呈现出一种相互选择的状态，他们用“痒”来表述那个时期的感受与记忆，肉身的体验也是社会与时代的缩影，即具身化（embodiment）的一个方面：身体再现了社会[21]。而他们此前此后的生活，也都不得不与“痒”共存。

此外，我们将欲望这一非理性因素与身体结合起来，从“社会之痒”的角度重新看待毒瘾问题。以往研究的文章中，不乏从政策执行、管理方法方面的讨论吸毒与戒毒的问题，从管理者的视角，很容易将走上吸毒的道路归结于个人的错误选择，但却没能了解吸毒者自身的想法，这或许是措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一个原因。当我们尝试从吸（戒）毒者的主位视角出发，会发现毒品问题也是欲望问题，而欲望不是从个体之上直接生长出来的，而是社会整体的欲望在个体身体上的投射。结合滇西边境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地理环境，以及他们“成为吸毒者”的个人经历，可以发现，个人的选择无法脱离时代与社会环境背景而独立存在，就像个人的欲望的产生其实与当时的社会紧密相连。尤其是对外开放政策实行之后，其地理位置成为国际毒品贸易的通道，而生活在其中的个人则被卷入时代浪潮之中，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时间节点之下，欲望既是正面的，也是危险的，他们最终“成为吸毒者”，也是因为欲望不受控制，最终走向失序的结果。欲望为社会发展带来力量，但也轻易让个体与社会尽皆陷入失序状态，成为时代转型阵痛下的暗面。

他们在尝试了多种戒毒方式，又经历了多次失败后，来到了“重生园”，希望在主流方式之外，借助文化与信仰的力量，寻求可能的戒毒模式，追寻新的生活方式。园中的疗愈过程，让他们从切身的感受“痒”出发，直面自己的身体体验与欲望，在尽然有序的生活与日常祷告中，探寻建立新秩序的可能，帮助他们从个人角度，处理身体的“痒”与心理“痒”之感受。而我们也得已从他们与“痒”共存的经历中，重新理解吸毒者的生命经历以及成瘾模式，为进一步理解毒品问题带来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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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