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神记》的叙事模式及其美学意义

摘 要：六朝时期是我国文言小说发展的关键时期，而《搜神记》作为当时文学领域中产出的一朵奇葩，展现出了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本文从叙事学视角对《搜神记》所具有的叙事模式进行分析，对《搜神记》叙事主体、叙事视角以及叙事结构进行了解读，并对《搜神记》叙事模式所具有的美学意义进行了研究与探讨，以期能够深化对《搜神记》叙事特征的理解。

关键词：《搜神记》 叙事模式 美学意义

一、《搜神记》的叙事模式

（一）叙事主体

《搜神记》的作者干宝是东晋史学家，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搜神记》呈现出了实录的史书性质，其对真实材料的收集以及对正史的补充等，都促使《搜神记》的这一特点得到了彰显。与此同时，《搜神記》是我国第一部神话小说集，这决定了作者在叙事过程中兼具历史文学叙事者的身份以及志怪小说叙事者的角色，这对《搜神记》所具有的叙事特征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总体而言，史臣在历史发展进程的记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许多史臣所创作的史书都得以流传千古，如司马迁所创作的《史记》以及陈寿所创作的《三国志》等。史书叙事具有实录性的特点，要求撰写者能够具备“博闻强识，疏通知远”的素养，同时需要对“寓义于事、借事明义”等史学精神进行贯彻。史书与小说之间具有着紧密的关系，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加入了合理虚构的成分，促使史书中的人物、事迹呈现出了栩栩如生的特点。随着史臣地位的下降，史学家对自身个人意志的行使空间以及叙事话语权受到挤压，这导致了史臣与一般文人之间的差异被持续消除。《搜神记》的作者干宝具有东晋史学家的身份，这一身份对《搜神记》的叙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与此同时，《搜神记》在内容上并非“只求实录”，在叙事视角上并非完全是“全知全能”，在撰写目的上也并非是完全为了贯彻“寓义于事、借事明义”精神，而是呈现出了“游心寓目”的特点，由此可见，《搜神记》所遵循的叙事原则与传统史书写作需要遵循的叙事原则明显不同。另外，虽然干宝表明自身的创作动机为证明神鬼之说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明神道之不诬），但是非实录以及虚构是小说特别是神话小说、志怪小说所具有的重要特质，这一特质在《搜神记》中的体现很多见，如在《陈仓篇》中所提到的““童子化为雉，又化为石”很明显并非实录，而是呈现出了虚构性以及浪漫主义特征，由此也可以看出《搜神记》叙事主体在叙事角色层面所具有的多样性。

（二）叙事视角

在文学创作中，作者所选取的叙事视角，决定着作品内容所具有的呈现角度与呈现方式，同时对受众接受作品内容的体验产生着重要影响。由于干宝兼具历史文学叙事者的身份以及志怪小说叙事者的角色，因此，《搜神记》所具有的叙事视角既有史书贯用的“全知全能”视角，也具有“全知全能”视角之外的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另外，干宝在叙事视角的选择方面还做出了许多新的尝试，如流动视角在《搜神记》中的应用，促使《搜神记》叙事视角的多样性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而了解这些叙事视角，则是对《搜神记》叙事模式做出全面把握，对《搜神记》艺术特色做出深入认知的必要路径。

从《搜神记》对“全知全能”叙事视角的使用来看，大部分史书所使用的叙事视角都为“全知全能”视角，这种视角下的作品内容一般会使用第三人称来进行呈现，在这种叙事视角下，作者可以对作品内容中的人物、事物等进行评论。显然，这种叙事视角能够帮助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发展、历史人物的经历以及关系等进行全面的呈现，并从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身上总结关乎兴衰存亡的道理。在《搜神记》中，许多故事的呈现都使用了“全知全能”视角，并以第三人称对故事情节的发展做出了呈现，如《人化鼋篇》以及《窦氏生蛇篇》等，都对这种视角进行了应用。在前者中，作者对“江夏黄氏之母浴盘水中，久而不起，变为鼋矣”的故事进行了呈现，同时通过“黄氏累世不敢食鼋肉”来进一步强化这一故事所具有的真实性。由于“人化鼋”在《搜神记》中被多次引用并多次出现这种现象，因此，作者干宝并没有对这一现象、事件进行评论，而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对这种现象与事件进行了“如实”的记录，这种叙事方式在《搜神记》中并不鲜见。

从《搜神记》对“限制视角”的使用来看，当作者以故事当中某个人物的身份、视角对故事进行呈现时，叙事视角必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只能通过论述这一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感来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相对于“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而言，这种具有限制性特征的叙事视角虽然无法从宏观上对故事情节进行事无巨细的阐述，但是却能够制造一定的悬念，促使故事受众能够沿着人物所具有的视角来发现故事的真相。由于《搜神记》属于志怪小说，作者经常会通过设置悬念来得出意想不到的结局以及结论，因此，在《搜神记》中，“限制视角”也是作者经常使用的叙事视角之一。如在《黄审篇》中，作者以黄审的视角对“妇化为狸”的真相做出了探索与呈现，如果作者在这一故事的阐述中使用了“全知全能”叙事视角，则故事也将失去本有的悬念，进而导致其吸引力弱化。另外，由于《搜神记》中所提到的各类鬼怪奇人、荒诞离奇之事并非人人都可亲历，因此，通过使用“限制视角”对其进行呈现，能够有效强化故事所具有的可信度，从而实现“明神道之不诬”的目的。

从《搜神记》对“流动视角”的使用来看，多种视角的混合应用，在我国文学史中较为常见，如在《搜神记》之前，乐府民歌《陌上桑》就分别使用了观察者的视角与围观者的视角。其中，对观察者视角的应用较为客观地呈现出了罗敷所具有的美貌，而通过对围观者见到罗敷所具有的反应进行描述，则进一步展现出了罗敷之美。在《搜神记》当中，“流动视角”同样广泛存在，叙事视角的变化有助于从多个层面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也能够反复强化作者所呈现出的某一观点。如在《搜神记》名篇《三王墓》中，叙事视角呈现出了多元化且频繁转换的特征，参与叙事的主体包括干将、莫邪、楚王等，这种叙事方式可以有效强化故事的紧凑性，同时也能够有效解决叙事角度单一而引发的故事欠缺吸引力的问题。另外，在卷十七《彦思篇》中，作者干宝同样使用了“流动视角”对故事进行了呈现，彦思与典农是主要的叙事主体，故事的最后则以“全知全能”的视角作为结束。

（三）叙事结构

在20世纪中后期，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开创了原型批评流派，并提出了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对文学作品所含有的叙事结构规律进行了揭示。他认为一种叙事模式为塑造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充满冒险与挑战且正义最终战胜非正义的理想世界，这种叙事结构被称作“夏日”叙事结构，经常被适用于传奇小说或者浪漫剧的写作当中，而充满苦难与不确定性的叙事则与这种“夏日”叙事结构相反，并被称为“冬日”叙事结构，许多具有反讽意蕴的文学作品都会使用这种叙事结构，如在乔治·奥威尔所创作的《动物农场》中，动物在不同阶段经历着来自不同主体所带来的压迫，一些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动物也没有能够成功拯救整个动物农场，这是较为典型的“冬日”叙事结构。“夏日”叙事结构与“冬日”叙事结构相互之间的过渡，将会产生“秋日”叙事结构与“春日”叙事结构，其中，“秋日”叙事结构会以悲剧结尾，而“春日”叙事结构则往往与之相反。《搜神记》作为神话小说、志怪小说，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并且多以正义最终战胜非正义的结局来收尾，为此，从诺思洛普·弗莱所提出的叙事结构理论来看，《搜神记》中的叙事结构主要以“夏日”叙事结构与“春日”叙事结构为主。当然，《搜神记》中的少部分故事也使用了“冬日”叙事结构与“秋日”叙事结构，如以帝王感应为主题的第八卷、以家族命运为主体的第九卷等，不乏一些以悲剧结尾的故事。

从《搜神记》对“夏日”叙事结构的应用来看，应用这种叙事结构所讲述的故事一般具有英雄式的主人公，这种故事人物不仅具有较强的正义感，而且他所具有的愿望、理想等也往往都会在故事结局得以实现。通过这种叙事结构，作者呈现出了惩恶扬善的叙事逻辑。如在《河伯招婿》当中，主人公在醉酒之后被河伯带走并与河伯女儿成婚，成婚后第四日，河伯云：“礼既有限，发遣去。”在与妻子分别之后，主人公并没有在凡世娶妻，“辞亲出家作道人”，直到亲人过世以后才得以与妻子团聚。这一故事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并且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作为结尾。另外，在《搜神记》卷一二二中，作者对于吉这一广得人心的道士形象进行了塑造与呈现，在孙策对其产生杀心并要求其求雨时，“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在于吉被杀后，“将士哀惜，藏其尸”，而杀害于吉的孙策则“疮皆崩裂，须臾而死”。显然，于吉在这个故事中扮演着英雄角色，并且具有精通道术的特征，故事所呈现的价值观也是善恶有报，因此，这是较为典型的“夏日”叙事结构。从《搜神记》将“夏日”叙事结构作为主要叙事结构的原因来看，由于《搜神记》中的许多故事都具有因果主题，并且呈现出了扬善抑恶的价值观，因此，通过“夏日”叙事结构对故事内容进行呈现，能够对这种主题进行进一步的强化，在此背景下，“夏日”叙事结构在《搜神记》的各篇中都广泛存在。

从《搜神记》对“春日”叙事结构的应用来看，在《搜神记》中，描写了许多人鬼或者人仙之间的恋情，而在一些恋情中，人的一方往往具有穷困潦倒的经历或者在人生当中遭遇着种种其他的苦难，而在与鬼仙产生恋情之后，则也往往会在鬼仙的帮助下扭转自身处境，在物质或者精神等层面得到明显改善，当然，这类故事一般会有美好的结尾，能够体现出现实向理想的过渡。如在《卢冲》当中，主人公需要靠打猎为生，偶然进入少府府院并娶少府女儿为妻，二人成亲之后就依依惜别，若干年之后，妻子将诞下的儿子送还主人公，并赠得金碗。在主人公变卖金碗的过程中，被妻子姨娘认出并得到妻子姨娘接济，从而在物质生活方面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种叙事为典型的“春日”叙事结构，即在经历苦难之后获得更好的生活或者得到更好的际遇。与此相似的故事还有名篇《董永》，相对于卢冲早期的遭遇而言，董永所具有的身世则更为凄惨，在遇到仙女之前，董永为了葬父而卖身为奴，而在娶妻之后，妻子帮其度过种种难关，并以团圆结局告终。由此可见，“春日”叙事结构在《搜神记》中广泛存在，而这种叙事结构不仅体现出了作者干宝及其《搜神记》所具有的浪漫主义色彩与英雄主义色彩，而且也反映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众对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审美倾向。

二、《搜神记》的美学意义

《搜神记》所具有的叙事模式呈现出了不容忽视的美学意义。具体而言，《搜神记》叙事模式所具有的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搜神记》叙事主体所具有的特点促使《搜神记》在呈现出较强吸引力可读性的基础上，展现出了较高的真实性与可信度。由于叙事主体兼具历史文学叙事者的身份以及志怪小说叙事者的角色，因此，《搜神记》所使用的叙事模式，不仅具有一般文学作品所具备的美学价值，而且也具有史书纪实性和文学所具有的美学价值。这让促使《搜神记》的叙事与作者“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创作动机有了较高的契合性。当然，从《搜神记》受众所获得的阅读体验来看，吸引力的提升与可信度的提升有紧密的关系，即只有作者所创作的作品具备较高的可信度，才能够展现出更强的带入感，进而吸引受众阅读与接受，并获得良好的阅读与接受体验。另外，由于《搜神记》在叙事层面展现出了“实录”意识与“补史”意识，因此，《搜神记》中的一些内容也的确得到了史学家的关注，并应用到了史学观点的验证与论证当中。如在对周幽王的年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学术界就使用了《搜神记》中的观点，即“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省，是岁有马化为狐”。程平山以此为依据，对两周之际“二王并立”现象进行了解读，这就体现出了《搜神记》叙事模式在推进史诗研究中的价值。其次，《搜神记》叙事视角的多元化有利于提升故事所具有的吸引力。不同的叙事视角具有不同的优势，通过提升叙事视角与故事内容、创作动机的适配性，能够更好地表现出故事所承载的内涵以及作者希望所传达的价值取向。其中，“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能够对人物以及事件进行全方位的呈现，促使叙事从整体上呈现出清晰朴素的特征，这对于展现具有复杂矛盾或者复杂人物关系、复杂情节的故事而言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限制视角”的优势则是能够提升故事受众所具有的代入感、强化故事所具有的悬念，在提升故事吸引力的基础上促使故事展现出更强的可读性。而“流动视角”对创作者的创作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尤其是在节奏感的把握、代入感的把握方面较其他叙事视角呈现出了更大的难度，但是对“流动视角”的巧妙应用，却能够促使“全知全能”视角与“限制视角”所具有的优势在故事中得到共同呈现。最后，《搜神记》的叙事结构不仅能够呈现出人格美与人性美，而且也能够对作者个人倾向以及社会审美进行体现。在人格美与人性美的展现当中，不管是“夏日”叙事还是“春日”叙事都能够更好地塑造英雄人物与美好事物，如《董永》感动天地而令仙女下凡“助君偿债”，这体现出了作者对董永优秀品质的肯定与赞美，表现出了对孝道的提倡。而通过对积极价值观的宣扬，《搜神记》所具有的美学意义也呈现出了不容忽视的时代价值。从个人倾向与社会审美的体现来看，作者干宝对东晋持有肯定态度，同时对道教十分推崇，而为了能够体现出这种倾向，干宝使用英雄叙事与浪漫叙事的形式促使故事所具有的感染力得到了强化，同时确保叙事结构与叙事目的呈现出较高的适配性。在干宝所处的历史时期，文学呈现出了非功利的倾向，并且强调对自身个性、情感的表达，而无论是“夏日”叙事还是“春日”叙事，都能够体现出这种倾向，因此，《搜神记》的叙事结构也是当时社会审美倾向影响下的必然选择。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搜神记》中，叙事主体呈现出了兼具历史文学叙事者身份以及志怪小说叙事者角色的特征。“全知全能”叙事视角、“限制视角”以及“流动视角”的应用，则促使作品在敘事视角方面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并强化了作品所具有的吸引力与可读性。而对“夏日”叙事结构以及“春日”叙事结构的应用，使作品呈现出了人格美与人性美，而且也对作者个人倾向以及社会审美进行了体现。由此可见，《搜神记》所具有的叙事模式具有鲜明的特点与不容忽视的美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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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何秀瑜，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