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询疗愈心灵之法

赵嘉竑

赵嘉，1990年出生，浙江湖州人，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英美文学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阿奇博德·麦克利什在哈佛大学为一批年轻人授课。这位前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普利策奖获得者，在他的课上朗诵了好友埃兹拉·庞德的诗歌，却被底下的学生嘲讽。开了三次课以后，其中一个学生被他请去谈话：“要么你改变你在课堂上的行为，要么我就得跳窗啦！”“好吧，那就跳吧。”学生答道。这个气得老师要跳窗的年轻人正是罗伯特·勃莱。也许逆反的种子在彼时就已埋下，但勃莱并没有马上找到对抗庞德传统的诗歌形式。结束哈佛的学习后，他在纽约蜗居三年，进行每天十二小时、每周六天的写作，靠剩下的一天打工维生，拮据时只能偷偷睡在别人的工作室或车站里。但这一时期，他仅发表了两首作品。回顾这段岁月，勃莱说他把精力都花在学写英诗的那种抑扬格律上，但这些诗虽有音乐性，却没有什么“我”的分量。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勃莱婚后回到老家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农场上，并开始接触中国古典诗。他说中国古典诗“别有天地非人间”，这“别有天地”正是自然意识世界。后来，他又接受了富布莱特奖金前往挪威翻译挪威诗歌，正是在那里他惊奇地发现了聂鲁达的诗——这是他所接受的学院教育从未向他展示过的作品。新的道路正铺展在勃莱眼前，他感到美国诗歌的出路就在于向那些异质文化的优秀诗歌学习。于是他与人合办了一份叫作《五十年代》（后依次改名《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等）的诗刊，刊登年轻的美国诗人的作品，并译介聂鲁达、洛尔迦、马查多这些现代西班牙语诗人的作品，还有德国的格奥尔格·克拉特尔、戈特弗里德·贝恩，以及俄罗斯的帕斯捷尔纳克等的作品。

在中国古典诗、拉美诗歌、欧陆诗歌以及他較晚接触到的伊斯兰古诗的共同影响下，勃莱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诗歌理论。许多评论家把勃莱诗歌中的意象称为“深度意象”，以区别于意象派的“意象”。但在勃莱看来，庞德等人的意象根本不成立，他们的“意象”太过物质，仅仅是图片，那样的诗歌趣味同清教传统对无意识的恐惧以及这一传统所衍生出来的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不无关系。对勃莱而言，意象该是深入无意识之中的，“当一位诗人创造了真正的意象，他就是在获得真知;就是在将一种联系带入意识之中，这种联系可能已被遗忘了好几个世纪”“意象是想象力的自然话语，是无法从现实世界里取出或嵌回现实世界之中的”。为了获得与深度意识的接触，勃莱格外重视个人的独处以及睡眠与梦境。这种独处可以是对自然的静观：“整个早晨我坐在草丛里，/草没过我的双眼，在树下，/仰头倾听，叶片间的风”（《反对英国人之诗》）;也可以是有关自身的冥想：“坐在黑暗中歌唱，/我没法分辨这快乐/是来自身体，还是灵魂，抑或是另一个地方！”（《小屋里的冬日独居诗》）。

勃莱接受了荣格学派的观点，又将道家的“无为”“逍遥”思想融合其中。在荣格学说里，“阴影”原型代表了人们在社会规约过程中被逐渐压抑的天性，通过与“阴影”的和解，人才可能获得自性的圆满;而道家学说同样对社会道德及准则抱有怀疑，推崇顺应“道”的自然的生活方式。因此，阴影与其他有关植物、动物的形象常常成为诗人“另一个我”在诗歌中的化身，通过观察这些“自然化”的“我”，诗人能够获得对自我的完整感知。在《独处几小时》里，与诗人亲近的阴影从湖边的草地来到诗人的写字桌底，雪地里的田鼠也向诗人奔来，由外至内的空间运动以及这些景象所勾起的快乐感受，都在昭示意识世界与无意识世界的重聚，人对自然原始力量的回归。在《一首无为的诗》里，诗人最终变成了一条透明的、活了一万八千岁的海参。显然，是因为被压抑的自我的敞开，诗人才变得透明，而一万八千岁的高龄正是一种与自然联通齐一的感受。《庄子·逍遥游》开篇的鲲鹏传说契合于勃莱所谓“跳跃的诗”之想象，他直接以此故事为底本写出了《另一首无为的诗》。他以“鸟”代“鹏”，取其小，以“鲸”代“鲲”，既取其大，又更易使西方读者联想到《圣经》中吞下约拿的大鱼。“床下的一粒微尘”取自“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一句，暗示了道家无为顺势的思想。于是，短短四行诗既包含了跳跃变形的浪漫意象又回荡着庄子的齐物之说与无为之思，此对《逍遥游》的精准概括，颇具四两拨千斤的笔力。

尽管推崇“无为”，但勃莱并非一个不负责的逃避主义者。他虽长期居于美国乡间，又拒绝到大学教书，但依然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地投入到美国社会之中。他与心理学家合作在美国各地向普通人开设神话、童话研讨班，并写下了若干有关美国心灵问题的著作，帮助人们应对现代生活中的种种困惑，发现完整的自我。在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期间，他号召诗人们写反战诗歌，并将自己获得国家图书奖的奖金捐给反征兵组织，又举行巡回朗诵会，邀请诗人们朗诵反战诗。《清点小骨头的身体》是勃莱在这一阶段创作的一首短小却有力度的反战名作。诗的叙述者如二战战犯艾希曼那样冷漠，他把身体视为物体，无视身体所表征的生命，他的思维纯粹是从怎样更高效地杀人、处理尸体出发的。这首诗没有正面描写战争的残酷、人员的伤亡或直接发出不要战争的呼号，相反它着眼的是在战争中丧失的人性。这正是勃莱思考战争、反对战争的出发点。在他看来，人们的心灵之外已经有一层厚厚的壳，使他们无法向内观照;而诗人的主要工作就是穿透这层包裹在美国心灵外的壳，并且这种心灵也存在于诗人自己的内在世界中。因此，写作政治诗歌也就是在写作个人化的诗歌。在庞德因倾向法西斯而被捕入狱的事件之后，美国文坛便有作家不问政治的风气;但勃莱认为“真正的政治诗”“不会命令我们采取特定的行动，像个人化诗歌一样，它转化为深化的意识”。因此，在勃莱的那些著名的政治诗歌中，他致力于揭露政治家们通过文化机构所传播的谎言，暴露战争鼓吹者在精神与心灵上的缺陷。

勃莱惊异于中国诗人们从身边的微小事物中发现美的能力，出门时的天气、路边的一朵小花皆能成为赋诗的理由。于是，在他早期的诗歌之中，我们能频繁地阅读到他笔下明尼苏达州的乡村风光，无论是开车时路过的电线杆还是收割后留在田地里的残茬都构造着一重诗意的世界。而在形式上，勃莱也尝试使用中国古典诗那种写景与发论交错的书写章法，诗人的声音就成了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意象派诗人躲在貌似客观的物象背后，勃莱频频介入自己的诗歌之中，发表有关美与快乐的感受。在他的第一部诗集《雪野中的宁静》里，我们的确能捕捉到许多中国古典诗的影子，一种宁静的喜悦。但在《跳出床外》等勃莱自己宣称受中国古诗影响的诗集里，我们虽能察觉那些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拣选出来的元素，但很难在整体诗意上发现中国古典诗的悠远意境。他的首部诗集甚至因过多地使用惊叹号，而遭到一些批评家的攻击。惊叹号是一个充满爆发力的标符，勃莱的许多作品其实都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表现出一种能量的流动与转换。因此，尽管他写仿古诗，这些诗也并非是静虚的，而是活泼甚至激烈的。这种动态性与力量也许更多地来源于现代拉美诗歌对勃莱的影响。《舌头旋转》一诗，是受启发于《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说法，但勃莱在“生万物”的过程之中混入了强烈的情欲，这就使诗歌一改说玄道妙的面目，而变成一股将意象吹荡纷扬的劲风。

在那些表现创作过程的诗歌里，勃莱也明显地展示了诗性或者灵感本身的强大能量。如《诗》的第一节：

离共鸣腔越来越近/诗开始激烈地将自己/丢向四方/雪安静地延伸/草波动几百英里。

“丢”“延伸”“波动”等词语的使用强化了诗出现时的动态效果——挤过声带的语音符号的震动裹挟着有关外围环境的意象。而在《词语涌现》中，勃莱写道：

激情进入我，星辰/开始旋转，捡起/海底短吻鳄皮般的土块。/写元音，我感到大熊星座/浓密的尾巴/从高处垂下扫动海底。

作诗时诗人的每一个举动都和宇宙天地的变化联系在了一起，仿佛成为了用语言创造世界的上帝。当然，在勃莱的笔下，诗包含着一种看似异己的力量，它或是从诗人身体内产生，或是从外部进入诗人的身体，有时甚至会脱离诗人的掌控，就如《开始写诗》里带着一群“亲戚”上门的词语，让诗人不禁抱怨“你绝不只是接受/你的妻子，还得接受/她家庭的疯狂”。勃莱将这种异己的力量命名为“迷狂”，它实则是诞生于无意识之中的强烈的直觉。显然，仅有直觉还不足以写出好诗。勃莱对法国超现实主义的不满，就在于这一流派推崇的自动写作只关乎心理，却无关诗艺。“意图”是一种“人性之物”，包含着理性的因素，它驱动着“诗歌”“改变它，/以清醒的重量使它严密复杂”（《诗》）。因此，真正的诗歌既蕴含着无意识冲动的力量，又有人类理性为它指明方向，“如小提琴回响着思想”“是艰深之物，一种人类的迷狂”（《诗》）。凭借这些有关作诗的诗歌，勃莱传达出他自己的创作理念，这种理念既反对美国学院派诗歌对技法的过度仰赖，又不赞同传统超现实主义对无意识力量的滥用。

无疑，从异质文化中吸收养分的罗伯特·勃莱在美国诗坛中开辟了一条迥异于以庞德、艾略特为代表的英诗传统的道路，这一道路又和与他时代相近的自白派诗歌迥然不同。当诗人们纷纷在诗歌中展露种种挫败、疯狂的现代性体验时，勃莱却在探询疗愈美国心灵的可能方法。他呼唤人们回归自然，呼唤人们将目光从物质世界转向自己的内心，尤其是被压抑的无意识。于是，诗歌的一种古老但被遗忘许久的力量又被提起，它能带来心灵和谐与诗意的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