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准 张 凡 王炳富
当前,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逆全球化之风泛起,其中尤以美国宣扬的“脱钩论”以及其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为代表。面对国际国内新形势,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作为实体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应从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谋求互利共赢,以开放包容化解外部逆全球化势力逐渐拉开的“技术铁幕”。近年来,代表性的集群理论“全球管道-本地蜂鸣”模型(Global pipeline-Local buzz Model)[1]强调产业集群应通过构建“全球管道”融入跨国创新网络,获取和整合异质性知识以实现“全球-本地”知识互动,从而促使产业集群实现更高层次的战略升级。Bathelt 等学者(2018)[2]更是特别强调在数字化和研究日益复杂的时代,研究、开发和创新的国际合作极其重要,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将国际商务和经济地理两个学科领域更紧密地联系到一起,本地组织和区域的能力建设及知识创造过程将变得更加国际化,这是地方经济发展和竞争优势构建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3]。从实践来看,集群计划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政策工具,如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近年来更是出台了多项与集群有关的产业、科技和区域发展政策,而其中越来越多的集群计划已经开始超越其传统的地理界限[4],这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如何从战略高度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全球管道-本地蜂鸣”有机互动和“国内知识-国际知识”双向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