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
——基于全国甘薯农户微观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江艳军 陆建珍 王 凯

[内容提要]利用2019年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固定观察点数据实证研究合作社、科研单位、农资供应商和技术推广部门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科研单位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有显著正向影响，合作社、农资供应商和技术推广部门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均不显著，且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2)就中低收入的甘薯种植户而言，加入合作社更能有效提高甘薯种植经济效益，而对于中高收入者来说，应该加强与科研单位合作。(3)各类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会因种植规模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

一、引言

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甘薯生产国，2018年中国甘薯种植面积236.95万公顷，占世界种植面积的29.39%，产量5300.9345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57.65%。近年来中国农村“空心化”和耕地细碎化问题日益突出，农业劳动力问题和社会多样化需求均不断促使甘薯生产逐渐实现专业化和规模化。加之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一定要保障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而目前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的重要时期，提高全国甘薯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迫在眉睫，而农业技术服务对提高甘薯的生产效率尤为关键。

有关甘薯种植经济效益和技术服务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已有一定文献。首先，甘薯产量是影响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Wang等(2020)研究了在干旱胁迫情况下不同时期喷施植物激素对甘薯产量的影响。Li等(2019)探索了油菜和甘薯两种不同作物施肥量对产量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钾肥和磷肥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甘薯增加产量(Wang，2020；Li，2020；宁运旺等，2018)。Othman等(2017)研究发现非生物胁迫因子对甘薯等农作物生长和产量有抑制作用。段文学等(2019)认为有机多肽酶活性促进剂对鲜食型甘薯产量和品质的调控效应。其次，部分学者对甘薯的经济效益及其影响因素也有研究。Nedunche等(2010)研究了旱作甘薯条带间作系统的生产潜力、生态性和经济效益。甘薯可能作为有效的燃料制作原料，已有研究证实了甘薯淀粉可以用来生产乙醇的经济可行性，进而提高农户的经济效益(Taborda，2015；王明新等，2017；岳瑞雪等，2016)。Centeno等(2020)运用DEA方法对12家甘薯生产企业进行技术效率评价，以期找到提高甘薯种植经济效益新的途径。为了提高甘薯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综合效益，部分学者探索了不同类型甘薯化学成分的多样性和品种特异性，以及各种网箱技术和病毒对甘薯选种和生产的影响(Wang等，2018；Ogero等，2019)。第三，农业技术服务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积累。有学者建议加强农业技术服务供给并推广农业技术服务创新模式，农业技术服务供给与需求相结合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王洋等，2019；FEDER等，1999；ANDERSON等，2004)。胡祎等(2018)认为农机服务提高农业效率的动力源于科技引入效应与劳动替代效应。孙生阳等(2018)主张深化农业技术服务制度改革，推进农技部门意外事件预测和处理能力建设。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大部分学者研究了影响甘薯产量及经济效益的各种影响因素，探讨了甘薯的用途及其经济、社会和生态等综合效益，同时对农业技术服务与农业生产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少有学者聚焦农户微观视角，实证研究各类农业技术服务组织与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关系。各类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机制、方向和强度如何？不同甘薯种植规模和农户收入水平下，各类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差异化影响如何？这些均是本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以期为相关农业技术服务部门和甘薯种植农户提供相关借鉴与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各类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在帮扶农业生产和实施精准扶贫策略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且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方面，技术服务机构能够给甘薯种植户提供信贷等资金支持和相关生产资料，从而直接降低甘薯生产的边际成本。科研单位等进行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直接与甘薯种植农户进行交流和学习，将大量先进技术直接推荐给农户，进而提高甘薯的种植效率和产量。合作社投资建立相关的甘薯研究试验基地，与其他技术服务组织合作并在甘薯种植基地进行病虫、育种、农药、施肥等最新研究成果试验(Ma，et al 2018)，最终与甘薯农户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同时各类技术服务组织还能够为甘薯种植农户推荐更好的甘薯销售渠道和加工方式，保证各甘薯农户的经济效益。间接影响方面，甘薯种植经验的获取与运用增加了农户的信心，提高了甘薯种植户和技术服务组织的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打造具有特色的品牌效应。同时也有利于开创新的甘薯种植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进而间接增加甘薯农户收益。但各类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促进作用会受地区差异的影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地势条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甘薯生产(刘同山等，2020)，南方薯区地形以山地或丘陵为主，耕地细碎化问题严重，北方薯区由于天气寒冷增加了甘薯储存和保鲜难度，相关存储、运输和加工成本也会增加，从而导致南方和北方薯区农户甘薯净收益会因获得技术支持而有较大提升。对此，提出假设1。

H1：各类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具有正向影响，而科研单位更加显著。同时具有明显地区差异，南方和北方薯区促进作用更大，长江中游薯区效果甚微。

各类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还具有显著异质性。甘薯种植方式、生产结构及销售模式都会因甘薯农户收入水平和种植规模而异，对于较低收入者而言，甘薯种植户的生产设备较为落后，通过加入合作社能够得到相关技术与经验，容易获得优质署苗和甘薯加工渠道，从而降低相关成本。就收入较高农户而言，甘薯种植具有一定规模且相关甘薯生产设备齐全，特别是符合科研单位的技术试验条件，对相关最新技术的宣传和体验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和影响力。小规模甘薯农户缺乏相关技术和经验且抵御甘薯市场风险能力较弱，技术推广部门可以将最新先进经验直接传授给甘薯农户，全面提升农户机械化操作技能。大规模甘薯种植户有稳定的供应商和销售渠道，在原材料进购、甘薯加工销售和生产技术交流方面等与农资供应商合作密切，农资供应商的技术支持极大的减少了甘薯生产的交易成本，同时积累大量的经营管理经验，有效提升甘薯种植经济效益。对此，提出如下假设：

H2：收入较低的甘薯农户加入合作社更能有效提升甘薯种植经济效益；而对收入较高的甘薯农户而言，科研单位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

H3：技术推广部门对小规模甘薯农户经济效益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而大规模甘薯种植户更应该加强与农资供应商合作。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9年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固定观察点数据，该调研覆盖中国19个省(市或自治区)主要甘薯种植区，具体包括：安徽、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新疆、云南、浙江和重庆，具体包括88个市(含县级市)、143个县及417个村，总调研甘薯种植面积达30130亩，总产量达56772.87吨。本次调研除去异常值及有误问卷最终确定461份有效问卷。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用甘薯样本总收益除去总成本表示甘薯种植经济效益，总收益=总产量*甘薯单价，总成本为土地租金、贮藏成本、购买种苗成本、自育苗成本、肥料成本、农膜成本、农药成本、农机社会化服务成本、自有农机作业成本、灌溉成本、运输成本、家庭人工成本、雇工费与技术服务成本之和。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有四个，分别为合作社、科研单位、农资供应商和技术推广部门。单个甘薯种植农户技术服务来源于以上任何一个技术服务组织则取为1，否则取为0。

3.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王洋等(2019)、刘同山等(2020)的选取方法，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最终选取农户个体特征(农户性别、年龄、从事农业年限、文化程度等)、社会特征(是否有公职等)、甘薯种植生产特征(整地作垄方式、种植年数、地膜覆盖面积、甘薯留种数量等)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二)模型构建

为实证研究不同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梳理大量文献后发现，各类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产量的影响大多呈线性关系，而且更多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本文认为甘薯种植农户得到相关技术支持后不仅可以提高甘薯产量而且可以减少病虫的损害、提高甘薯质量，进而提高甘薯种植经济效益，且两者之间依然呈线性关系。对此，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GJXit表示甘薯种植经济效益，HZSit、KTDit、NGSit、JTGit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表示合作社、科研单位、农资供应商和技术推广部门，KZBit为控制变量，α0、βj、βk均为常数，εit为扰动项。

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部分定性指标进行合理量化，详见表1。考虑到文化水平与甘薯种植技术获取及其应用难易程度密切相关，文化水平越高更容易应用最新的甘薯生产技术并与技术服务组织建立良好的关系，因此甘薯种植农户户主学历为小学及以下取1、初中取2、高中或者中专取3，大专取4，本科及以上取5。同时样本中有近40%农户采用人工耕种和机械化结合的方式，完全人工和完全机械化生产占比相对较少，因此完全人工生产取值为1，采用机械化和人工结合方式取值为2，完全采用机械化生产方式则取值为3。

表1 部分变量定义及量化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由表可知，我国大部分地区甘薯种植经济效益为正，但也有少部分地区农户出现亏损现象，样本整体经济效益不高，平均净收益仅为594.83元/亩。从表中也可以获知，甘薯种植农户大多数从技术推广部门和科研单位获取技术服务，从合作社和农资供应商获得的技术支持相对较少，但大部分农户同时从多个技术服务组织获取技术支持。同时各指标数据除了甘薯种植经济效益和种植面积外其余指标数据标准差均较小，数据相对平稳。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分析

(一)回归分析

为了考察不同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区域差异性，本文根据甘薯种植气候、土地质量、生产方式、销售环境等将所有甘薯样本种植区分为北方薯区(具体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新疆)、南方薯区(具体包括：福建、广东、贵州、四川、广西、云南、重庆)和长江中下游薯区(具体包括：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运用stata15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就全样本而言，科研单位显著提高了甘薯种植经济效益，技术推广部门、合作社和农资供应商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原因在于目前很多甘薯科研机构及高校与部分甘薯种植大户均有合作，科研机构经常将技术研发最新成果选择甘薯种植大户进行有效试验，直接减少甘薯生产病害、提高甘薯生产效率和产量，进而提升甘薯种植经济效益。就各地区而言，北方薯区和长江中下游薯区科研机构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有正向影响且在5%水平上显著，南方薯区科研单位与甘薯种植经济效益之间的系数为-0.0372，促进效果不佳。而其他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影响不显著。究其缘由，北方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甘薯科研单位与农户合作数量相比南方薯区较多，而且该地区地势较为平坦，且甘薯种植规模相对较大，大面积的甘薯规模生产有利于降低甘薯育苗和运输成本，同时也有利于使用机械化生产，促使大量科研机构愿意在该地区进行甘薯种植新技术试验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保障甘薯产量的前提下又能提供甘薯育苗脱毒技术和防虫技术，进而提高甘薯质量和市场竞争力。而南方薯区大多甘薯种植户受土壤、地势和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等条件的影响甘薯种植面积较小，且很多农户以自食和赠送亲友为主，较少有甘薯种植地区成为科研机构的试验基地，根据自身经验进行甘薯生产占比相对较大，从各类农业技术服务组织获取经验有限，且难以发挥甘薯种植规模优势。

表3 不同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地区差异化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下各类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借鉴世界银行对收入水平的划分标准(折算成人民币)，人均家庭收入低于5314.148元/年为低收入水平家庭；5314.148-21186.67元/年为中低收入水平家庭；21186.67-65629.73元/年为中高收入家庭；65629.73元/年以上为高收入水平家庭。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就低收入农户而言，科研单位与甘薯种植经济效益之间的系数为-1.596且在10%水平上显著，其他各类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甚微。原因在于该类型农户家庭总收入较低导致甘薯种植相关投资占比较小，从科研机构获取种植技术会增加相关服务成本，大部分甘薯种植规模较小，甘薯产量提升空间受限，整体经济效益低下，导致最终促进效果不佳。对于中低收入种植户而言，加入合作社能有效提高甘薯种植经济效益，因为该类型甘薯农户加入合作社能够获得一定贷款用来购买收割机等生产资料和租用更多土地，同时也能够获得甘薯生产相关环节的技术支持，进而提高甘薯产量，也可以借助合作社扩大甘薯销售渠道，学习相关管理经验，全面提高甘薯综合经济效益。对于中高收入者而言，各类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均有正向影响，但只有科研单位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系数为0.514，表明科研机构提供的技术服务增加1%，甘薯种植经济效益将会增加0.514%，原因在于该类型甘薯农户种植规模相对较大，并且甘薯收入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甘薯种植相关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很多农户获取最新技术也较为容易，其中跟科研单位合作较多且得到了最新甘薯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打破了传统甘薯经营模式，无论从育种、除虫、培育、加工和销售都能够依靠最新技术和管理经验，极大的减少了各项综合成本，进而提高甘薯种植净收益。而对于高收入甘薯种植户而言，该类型农户大多具有多年甘薯种植经验，大量甘薯生产经验基本成熟且农户资金雄厚，甘薯生产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较多且机械化程度较高，而且大多农户拥有自己稳定的销售合作商，甚至在部分地区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各类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短期促进效果并不显著。

表4 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下各类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

根据调研数据分析可知，甘薯种植农户家庭收入高低并不完全与种植规模一致。鉴于此，本文继续考察不同种植规模下各类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根据甘薯农户种植规模情况和借鉴已有甘薯相关研究成果，将甘薯种植规模划分为10亩以下、10-100亩、100-300亩和300亩以上四种经营规模，实证结果如表5所示。甘薯种植规模处于100亩以下时，技术推广部门提供的技术支持能够有效提高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种植规模处于300亩以上时，农资供应商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正向影响显著；而种植规模处于100-300亩时，各类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甚微。究其缘由，当农户种植100亩以下时，技术推广部门能够对中小规模农户进行全方面技术指导，相互的技术交流和信息分享可以有效降低小规模种植户的生产成本，而且短期经济效益见效快，特别是对于部分缺乏甘薯种植经验的小规模农户而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甘薯产量。对于300亩以上的大规模甘薯种植户而言，甘薯生产相关基础设施和机械化设备均较为完善，科研机构、合作社和技术推广部门提供新的技术对甘薯生产和销售的促进效果有限，而大规模种植户与农资供应商的关系较为密切且影响较大，农资供应商不仅给甘薯种植户提供资金支持、机器设备等，而且提供相关配套的技术和经验，通过提高甘薯种植、收获和销售技术操作熟练程度，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甘薯储存成本。但对于100-300亩种植规模而言，各类型技术服务组织均无显著提升甘薯种植经济效益，该类型农户虽然获得国家的农业补贴，同时也加入合作社及其他技术服务组织获取技术与经验，但相关种植结构和种植技术相对稳定，凭借自身积累的经验足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高质量甘薯生产，因此短期内最新的技术支持很难发挥巨大作用。

表5 不同种植规模下各类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用甘薯单产代替甘薯种植经济效益进行回归检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由回归结果可知，替换变量后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虽然有微小变化，但是影响方向和显著性与前文实证结果基本一致，北方薯区、长江中下游薯区科研单位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南方薯区该影响并不突出，技术推广部门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与之前的实证结果稍有偏差。整体而言，本文实证结果比较稳健。

表6 替换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对因变量位于0.25、0.5和0.75分位点时，让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进行分位数回归，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虽然相关系数的大小稍微有差异但变化不大，且在0.25和0.5两个分位点上科研单位与甘薯种植经济效益成正向关系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与上文实证结果基本一致，本文实证结果比较稳健。

表7 分位数回归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探讨了合作社、科研单位、农资供应商和技术推广部门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机理，并借助2019年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固定观察点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结论：(1)科研单位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有显著正向影响，合作社、农资供应商和技术推广部门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均不显著，且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2)对中低收入的甘薯种植户而言，加入合作社并获取相关生产技术和经验更能有效提高甘薯种植经济效益，而对于中高收入者来说，应该加强与科研单位合作。(3)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会因种植规模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种植规模处于0-100亩内时，加强甘薯种植户与技术推广部门合作能显著提高甘薯种植经济效益，当种植规模处于300亩以上时，农资供应商对提高甘薯种植经济效益的作用更强。对此，得到如下启示：

(1)提高技术服务支持力度，完善相关技术反馈机制。根据不同地区甘薯销售情况、自然资源禀赋和生产方式提高各类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对甘薯种植户的技术支持力度，根据社会多样化需求开拓新的甘薯加工市场，继续研发新的甘薯种苗脱毒技术并给与一定的政府补贴，利用大数据平台对甘薯种植、生产、存储、加工、销售等全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和反馈，努力实

现甘薯生产的精准技术支持。(2)加强农业技术服务组织管理与建设，引导甘薯种植户与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合作。积极发挥政府的管理与协调功能，引导不同收入和不同种植规模甘薯农户与各类农业技术服务组织交流与合作，完善技术服务组织相关管理制度，建立农业技术服务组织考评等级制度并定期进行考核。(3)加强各类农业技术服务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努力向甘薯种植户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加强技术服务组织之间的合作有助于实现技术和经验上的优势互补，不断引导高校或者农业研究所相关科研人员到合作社深入学习和调研，熟悉和掌握甘薯生产相关最新重大技术并及时对甘薯种植户进行指导与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