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与游离资源功能化：基于社区合作金融的考察

□吕程平 许文盛

[内容提要]如果将农村资金互助视为社区内分散资金集中化、功能化运用，那么这样的资源功能化过程，有赖于社区内游离态信息与社会关系网络的激活、汇聚与利用。本文提出的社区势能指标，考虑了社区内部评价维度和基于人际关系的可用社会资源维度，是社区合作金融制度对借款人个体风险程度考量的重要标准，其表征了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体互为的信任评价和行为意愿，即其总和形成了一个互为评价和互惠性行为空间。社区合作金融组织的基本功能就是对非正式社会势能进行可操作化改造，使之效能增强，适应正式化制度建构，并实际构建了一种环状、扁平的交互监督和责任机制。这样一种去中心的、互为主体的机制，是通过强化和再生产社会势能，在微观层面上重建社会。

社会资本是由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科尔曼(James S.Coleman)和林南(Nan Lin)等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社会科学，随后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科研究。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认为，社会资本至少包含四方面属性：A.一种产生凝聚力、认知力和共同意志的共识；B.一种关系网的集合；C.声誉的聚集；D.有关管理的组织资本[1]。本研究运用本土经验对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主要涉及前两个属性。

针对第一个属性，社会资本常被认为是共享的信息体系与价值规范，俾使社会再生产得以进行，因此可称之为信息性要素。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套为某一群体成员共享并能使其形成合作的非正式的价值和规范[2]。对于第二个属性，帕特南等学者把社会资本看作对社区生产能力有影响力的人们之间所构成的一系列“横向联系”。这些包括“公民约束网”和社会准则的“横向联系”对区域经济绩效发挥重大影响，并促进了协会成员相互利益的协调和合作[3]。可以说，社会资本的第二个属性体现了关系性要素。

在社会资本的研究传统中，合作行为一直是经典学者们不惜着墨的领域。本研究通过对本土社区合作金融制度特别是其信用风险防控机制的考察，深入讨论社会资本的信息性要素和关系性要素在机制设计及集体选择中的体现，并由此推动社会资本理论基于中国本土实践的创新。

一、游离态资源的功能化：社会资本与风险防控机制

农村合作金融制度，作为“合作社社员在信贷服务领域的合作和互助组织”[4]， 具有信息成本优势和监督成本优势[5]。在本研究中，将其机制内核概括为对社区内部游离态信息要素和关系要素功能化。通过对中国当代社区合作金融案例的考察，发现本土实践一定程度跳出单纯经济学、金融学的解释语境，而将合作金融纳入社区发展、社会资本[6]建设、乡村组织重建等逻辑脉络。

二、濮阳社区合作金融的概况

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简称“助贷社”)，成立于2004年，是中国社科院扶贫研究部门与濮阳政府的合作项目，为在濮阳民政局登记注册的社团法人，其宗旨在于通过合作互助的形式，向城乡低收入群体、中小企业提供小额信贷服务。助贷社的运作模式运作为总社筹措启动股金(来自政府投资、国际援助等)，也被称为种子基金。工作人员在村落、社区发起培训相关民众后，推动成立资金互助社。社员入股，组建互助基金，贷款权和监管权为社员基本权利。有借款意向的社员需向社长提出申请，社长召集评议会，其他社员根据该社员的信用水平、经营能力、风险补偿等状况进行民主评议，并给出是否贷款的决定。在十几年的实际运行中，互助社保持了贷款近乎不用催收，极少出现死滞现象两项记录。世界银行专家组评价该社：“面向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支持的农民，开展社区金融教育培训，组织动员他们以居住村落为单位，建立自己当家做主的新型金融合作社。体现公民平等获得金融资源的权利。社员作为银行的主人，不仅有话语权，而且有监督权，促进了农村金融规范有序发展。”[7]

三、游离态信息资源的功能化

从信息学角度讲，信息可以被界定为对于系统改变的潜在可能性[8];也即是说，信息本身的意义取决于系统属性，无法被系统识别、利用，对系统产生改变的符号，不能视为信息。因此系统及作为系统化的具象存在的组织、制度，是信息本身得以确立，并形成资源化转化的前提条件。而组织、制度将特定游离态符号信息化、资源化乃至功能化的过程，也是系统自身功能发挥的过程。作为本研究对象的社区互助金融组织，其核心功能之一正是对社区内部信息进行界定、评估、结构化于自身认知-决策体系，并使之发挥功用。

首先看互助社的信息搜集制度，在贷款前，村(社区)互助中心要对借款人的人品、信誉、经济实力等信息从多方面考核。这就要求工作人员对所在社区有充分了解，能够迅速获取、定位相关讯息，或准确找到能够提供讯息的人物。很多时候，工作人员本身即是对社区居民有着丰富了解的人士，在最优情况下，工作人员可以迅速对贷款的可行性作出基本判断。在工作人员信息尚不足以确认贷款可行性的情况下，他就要求助于社区内对借款人有充分了解，又能够如实向工作人员提供信息的人物。这看似是一个单向的搜集信息过程，实则为双向乃至多向的社会网络运行。仅就最简化的分析看，这里涉及几个层面的信息。1.方向性信息：谁能提供信息；2.信任性信息：对方是否愿意提供信息及其提供的信息是否可信；3.内容性信息：对于借款人状况的信息。前两类信息表征了工作人员社会关系网络的广度和深度。互助社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动用的社会关系网络的集合是互助社运作能力的重要构成。

所谓风险，其实质是一种关于资源损耗的不确定性。任何旨在资源投资中获利的机构都希望最大程度降低这样的不确定性。这也就需要在特定方向上，最大程度地增加确定性，即最大程度上获取有用信息。

可以这样认为，贷款社的运作能力是扎根于社区信息网络，互助贷款社事实上提供了对社区内相关信息的选择、甄别、提炼、判读机制。这样的信息原本是散布于社区内部，是处于高度无组织化、低质和杂糅状态的信息。而贷款社的作用是按照特定的方向搜寻、梳理、利用信息，使低质信息成为组织化的、功能化的高质信息。互助社将这样的特性称之为“社区化、群众化”，实质上更精确的说法是，对社区内部“睡眠状态”信息的激活和有序化利用。如果将农村资金互助视为将社区内处于睡眠状态的分散化资金集中化、功能化的话，那么资源功能化过程，是基于社区内游离态信息的激活、汇聚与利用。

四、社会势能：游离态关系要素的功能化

作为社区合作金融主要风险防控机制的担保人制度，实质是将社区内部社会关系网络功能化。一般来说，在长期群居的社区内部，个体之间会形成强度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值得重视的组成部分是个体之间交互的、基于信息掌控的行为模式预期及行动意愿。其中，行为模式预期是对象化的，而行动意愿则是本体的。在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社会关系势能μ。假设一个包含两个体的简单社区，个体A之间B的社会关系势能可以用如下公式表述：

μa→b=εa→b+νa→b

μb→a=εb→a+νb→a

即A对B的社会关系势能μa→b为，A对B的行为模式预期εa→b(εab)与A对B的行动意愿νa→b(νab)之和。εab指a对b的信任水平，或者说a对b行为预期水平。νab 指在b有特定需求的情况下，a为b提供行动的水平。

社区在本质上可以认为是一个社会势能μ的动态网络。在有n个个体的社区内部个体a的社区成员社会势能总和记做：

Ea是个体a在社区中可动用的社会资源总和，可以作为其在社区内部信用变量的表征。事实上，这个指标由信任水平变量和行动水平变量构成，也可以说是由“信”和“用”两个部分构成，两个部分都包含正向的和逆向的取值。也就是说，在特定情形下，a对b的行为预期以及a对b特定需求的行动意愿可能都是正向的或负向的。个体社区势能指标，考虑了社区内部评价维度和基于人际关系的可用社会资源维度，是社区合作金融制度对借款人个体风险程度考量的重要标准。在对外宣传中，社区合作金融组织强调对贷款人“人品”、“经济状况”、“道德水平”的考核，根本上是对个体社区势能指标的考核。

还需要看到，社会势能指标是基于人际关系的、相对性的指标，而非绝对性指标，其表征的是处于相关关系中的个体互为的信任评价和行为意愿，也就是说其总和形成了一个互为评价和互惠性行为空间。特定社区内部个体社会势能的总和表征着社区内部整体信任水平和互惠性行为的发生水平，是社区合作金融机构先期考量是否进入特定社区开展业务的重要衡量。显而易见，一个互信水平低、并极少发生互惠性行为的区域，已经很难满足社区合作金融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与“沉睡”信息功能化利用一样，社区合作金融机构事实上将社区内部长久存在的、并在日常社区生活中每时每刻产生、应用、变化的社会势能功能化激活，并赋之以经济功用。以担保人制度来看，其实质为行动意愿νa→b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即以其自有资产承诺借贷人爽约情形下的贷款偿还。担保人制度是利用借款人社区内部可动用社会势能网络为贷款活动提供确定性。

五、社会势能的强化与再生产

事实上，利用社会势能构建风险方防控机制往往在资金互助机构开展业务的初期就开始了。这不仅体现在新成立村级资金互助中心，要求对申请参与中心的准社员进行评估，更体现在一种对群体内部社会势能的加强与再生产机制。如前所述，在乡土社区，社会势能为社会日常生活的必需，是一种未被言明却时刻发挥作用的非正式制度存在。这样的非正式制度存在是松散的、不精确的和难以操纵的。社区合作金融组织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对这样的非正式社会势能进行可操作化改造，使之效能增强，适应正式化制度建构，这样的强化过程也伴随着社会势能的再生产。

以濮阳贷款互助社来看，自社员入社之初，如下理念就被反复明确地宣教与强化：“村中心是大家的，每个社员都是东家。不管谁贷款，不论穷富，都要按规矩办，有借有还，接受大家监督，不然，一个人到期不还款，就会影响别人使用，也就破坏了互助合作、诚实守信的氛围。”这实际上是在构建一种环状、扁平的交互监督和责任机制，这是一种去中心的、互为主体的机制，是通过强化和再生产社会势能，在微观层面上重建社会。

被建构的微型社会之所以能够运行，社会势能之所以得以强化和再生产，在于一种基于“股金认购”的社员制度。村社成员通过资源认购一定数量的股金成为互助社基层组织成员后，一种对互助社贷款资金的认识也随之形成，“大家借款时都很清楚，所用资金是乡亲们的血汗钱，不是依靠权力取得的。在人们心中，公家的钱等于是无主的。欠公家的钱，不会在乡亲中产生道德压力，甚至认为拖欠公家钱的人有本事、受人羡慕。然而，乡亲们的血汗钱到期不还，从心理上就说不过去。”这也就将借贷关系纳入到一种社区原本就有的，内在的道德评判和社会监督机制里，并通过入股制度强化了特定小群体内的社会势能。

根据“制度通路”理论[9]，制度内部配置的资源是多元的，能够利用社区内部既有权威性、认同性资源的制度，相比于另起炉灶的建构方式，将节省大量的运行成本。特别是在农村社区，城市银行等正式组织以时间的和任务的精确规划与公文化管理为代表的正式制度作为一种资源、信息配置体系，往往忽视其它形态资源、信息配置体系的存在，制度介入的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

上述引文中，暗含的关于“公家钱”的对比，有助于理解为何外来的信贷机构(商业或扶贫性质)在乡村社会面临巨大挑战的根源。以社会关系势能理论观察农户对外在信贷机构的社会关系势能水平。首先从农户对外在机构的行为预期水平看，农户将其资金视为“公家的钱”即无主之财。这样认识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特别是对于具有政府扶贫性质的贷款，农户根据既往经验认为，“只要把钱拿到手，不偿还也没法把自己怎么样”。请注意这样一种对外在机构所能采取的规制违约措施的预期，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农户对于一类事务的一般性认知，即一种群体性认知，或者说是一个村社内部共享的“知识”，并在社区内部通过口口相传的信息流动强化并扭曲化。再看农户对外在机构的行动意愿，在“不还钱被认为是有本事，谁还谁傻”的普遍性认识中，主动还款意愿几乎无从谈起。也就是说，正常信贷关系所依赖的关系势能水平，处于相当低甚至为负的状态。这造成的结果是，大型商业金融机构，因缺乏在地可执行的抵押物等原因拒绝进入基层，而商业性村镇信贷机构，则常动员在地的具有可称为“黑色社会势能”的黑恶势力来督促还款。

按照濮阳贷款互助社创始人许文盛的观点，社区内部游离状态的信息性要素与关系性要素之所以能实现功能化，在于互助社“回归群众路线”的特质，回归社区合作金融的社区性和民众性，也即对社区内部社会关系的利用与重建。而这又是基于以农民为主体的组织化过程。“只有农民自己的组织，农民才会关心其发展；只有农民自己的组织，才会考虑普通群众的现实需求”。农民内部组织化过程至少需要两个层面的投入，特定指向的资源与觉悟的民众。以资金互助组织来看，就是既需要外部先期撬动资金，也需要“丰富的民众教育、管理工作”。通过对综合性社区合作组织的考察会发现，从个体间相对孤立的、缺乏精神生活、公共文化和共同协作的状态，逐渐发展为个体间共享并循序一定行为模式和信任关系，并持续在内部和外部完成特定功能的组织运行过程中，价值性信息(具体表现为一定的价值观、认知和记忆模式)及能量(社会广义资源)的输入与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0]。以互助社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必要的外部资源(启动资金、世界银行贷款等)的投入下，具备“博爱、高尚、崇高的事业心”的领导班子和经过激发与教育、具有一定程度自觉意识的社员——较高的信息水平，成为组织得以有序运行的关键要素。这里的有序性表现为，信贷功能以特定的组织化方式运行，并在过程中实现资金、组织与组织成员发展水平的可续性增长，也可以说是后两者生命力的增长。

六、社会资本与社区自主选择能力

社区综合性资金合作组织不同于一般商业性农村信贷机构的一个根本要点在于前者的社区本体性，即利用乡土社会网络，实现社区内源导向的[11]、低成本的、不以营利最大化为目的的运行。事实上，在本文分析中可以看到，本土优秀的社区合作金融组织，不仅有意识地利用乡土社会网络，还通过植根于社区的多功能性业务塑造着、修复着、再生产着社会资本。这样一种立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模式，构成了社区合作金融组织在地化的相对不可替代性。基于这样的在地化优势地位以及在内源式发展中形成的社区理性[12]，使其有可能将社区主体性保持、社区发展持续性等作为考量之重要因素，进而对不同的社区发展策略予以选择，即赋予往往处于层级化资源与社会机会分布体系底层的农村社区以主体化的选择权利。

七、蒲韩综合性社区合作与资金互助部门

蒲韩农协合作金融是蒲韩农协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则代表着山西永济地区有着20年发展史的农民综合合作实践。山西永济蒲州镇农民协会(工商注册为“永济市蒲韩种植专业合作联合社”)是多个农民合作组织组成的联合体，目前协会共拥有3863户农会会员，占所在区域农户总数的62%。协会为其1635个骨干会员的近万亩耕地实行有机转化，从下种，施肥、耕地、技术指导、资金互助到产品统销一条龙服务；各合作社内部按照国家规定内设了为社员服务的资金服务部门并实行统一管理。目前，该协会已经形成了集供销、信用、生态农业、农机推广、社区商业、社区福利、村容环境、文化教育等经济、社会、文化功能于一体，服务内容涉及农业技术培训、土壤改良、农机耕作、日用品统购、农资统购、农产品统销、合作金融、老人互助养老、农耕乡土教育等9大项目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基本实现了用经济事业的盈余补充社会事业，通过社会文化事业来巩固经济合作事业，形成了经济事业与公共服务事业互助互补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的格局。

正是看中了蒲州农协扎实的农民组织工作，2005年北京一家商业金融机构提出希望和农协开展小额信贷合作。这项合作在三年内就扩展到了35个村子，并创造了无一笔坏账，还款率达到100%的惊人成绩。

然而，外来商业信贷公司对利润的追求造就了其偏离社区协会“为农民服务”宗旨的信贷策略。这家公司逐渐提出取消农协农民素质培训部门将之改造为信贷员培训班、提高利率、对提前还款农户施加违约金、迅速向外社区扩展等一系列举措。农协主要负责人越发感觉到，这与农协合作金融部门成立之初服务农民、增进社区福祉的想法愈行愈远。另一方面，本来对农协有很强归属感的社区农户，对信贷公司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从之前将之视为农协的机构，到将其看做“叛徒”。在社区活动中，一般社区成员与原本来自农协的信贷员分成了明显的两拨。这都显示出，不同的发展策略在社区里显现出越发明显的裂痕。2012年9月，农协终止了与信贷公司的合作，恢复了自主的信贷业务部，开始了农协内部资金互助。回归自主信贷后，农协迅速将贷款利息降回到月息1.5%(年息18%)，并对低收入小额贷款户实行阶梯式优惠利率。对2-3万元的贷款，执行月息1分5厘；1万-2万贷款的利率下调到月息1分3厘(年息15.6%)；5000元-10000元贷款的利率下调为月息8厘；2000-5000元贷款利率下调到月息5厘；对2000元以下的贷款免息，由农协贴息。农协还制定了信用合作利润计划，即从将利润的60%返还给入股的农协会员，30%提取为公益金，服务社区农民，只留下10%作为对业务人员团队的奖励。[13]

八、社区主体的信贷策略选择

蒲韩农协的合作金融策略，体现了社区理性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超越个体理性的、对社区发展生态、经济及社会可持续性的重视，以及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社区内初始资源不足的群体等。很大程度上，农协代表了社区整全的、长远发展的利益，并通过十几年的农民组织化实践，在社区内部形成了强烈而明确的社区主体性意识及其组织基础。对发展策略予以选择的意愿和能力，既是内化着社区理性的农民自组织的功能，也是内涵着主体性意识的社区文化表征。现利用进化策略理论，对上述不同信贷策略博弈加以分析。将两种不同的小额信贷策略分别记做A和B。在不考虑社区选择能力的情况下，A、B信贷策略的适合度(fi、gi)仅与A和B的期望支付(Fi、Gi)相关。引入社区选择参数W,则A、B信贷策略的适合度为：

fi=w+(1-w)Fi

gi=w+(1-w)GI

选择参数W介于0和1之间，体现着社区对发展策略的自主选择能力。当W=1时，社区对不同贷款策略有极强的掌控能力，不同信贷策略的适合度与各自的期望支付无关，为选择参数；当社区选择参数为0时，社区对不同的发展策略无任何影响力，不同策略的适合度直接为其期望支付。

社区自主选择能力是社区理性的功能化体现。在抽象的、理想型的“传统村社”内部，可以发现传统型社区理性的具化。这样的社区理性根植于共同体性质的村社传统，源于相对闭塞环境中基于血缘、家族的，抵御生态系统及外界风险，及传统农技对社区内部合作的需要。可以说，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自然形成的。另一方面，共同体理性也可以是被建构的，并在建构过程中完成人格化或机制化。这样的人格化或机制化，可以为保守社区内部公义的克里斯马型权力，或者为某种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永济农协的社区自主选择能力就是后者的代表。

虽然案例中，永济农协本身就是社区信贷产品的主要供给者或合作供给者[14]。但在更高的层面，农协又是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区理性的机构化存在，在其近20年农民组织化过程中，将“服务农民、服务社区”作为核心价值属性，也即是其社区理性内核的一般性表述。选择自己独立经营，或选择与外部机构合作经营，服从于如上价值定位。在本案例中，农协选择与外部机构合作，又在若干年后选择退出商业信贷公司独立经营，基本上是遵循服务社区、维护和发展农民利益的社区理性内涵的。

应该看到，随着几十年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基于宗法制传统社区已然少见，而由于集体资产瓦解和人口外流，我国传统农区相当一部分村社基层组织涣散、治理能力低下，社区选择能力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所依存的文化基础和组织基础，社区事实上失去了自我保护和选择发展策略的能力。外向趋利的城市资本长驱直入，社区民众在极化的机会主义与无所适从间摇摆。在此背景下，永济农协能够坚持“公益的、服务社区农民”的发展导向，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切实表现出有效的社区选择能力，对我国基层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九、结语

无论是濮阳贷款互助社还是永济农协的资金互助服务，皆尝试将以“社会的再生产”降低农村社区合作金融风险。所谓社会的再生产，无非是对人群内部的信任、组织化水平与共同精神纽带的重建。而这样的社会性要素随着几十年来农村社区熟人社会的日益解体而消耗殆尽。本文所涉案例并非是对传统村社关系的复建，而是以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组织化实践为载体，对社区内部游离态资源有序化利用，并使之发挥特定功能；是以基于社区理性的发展策略选择能力建设，探索更具普惠性和包容性的路径可能；是在特定指向上强化社会关系，并将经济活动纳入其中，以经济剩余回馈社会建设与农民个体精神觉悟的提升，从而朝向一种经济-社会更可持续的发展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