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形成

唐圣电 秦江明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逐步形成了科学准确的中华民族观，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以及历史上各民族的总称，是生死相依、利害一致的共同体。通过革命的洗礼和广泛的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这种观念转变为中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中华民族观。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念;认识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6.010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1）06-0063-05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的观念确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正值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党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开启了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随着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1]，成为理论界广泛关注和探讨的热点。近年来，理论界对此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成果丰硕，但基于党史的研究还有一定空间。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华民族的认识过程，进一步廓清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历史脉络，以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逻辑和学理支撑。

一、对中华民族的初步认识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写道：“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2]这是“中华民族”概念首次提出，并很快为时人所接受和使用，对推动中华民族从几千年的自在状态走向自觉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共产党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是在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目前的奋斗目标之一，就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3]18。

事实上，在1921年宣告成立前，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就有比较准确的认识。1917年2月19日，李大钊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中指出，“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认为中华民族通过几千年的交往早已熔铸成为一个整体，并提出“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4]，即中华民族是指当时的全体中国人，这是目前所知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中华民族最早的定义。1919年8月4日，毛泽东也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断言：“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5]278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滥觞。

建党伊始，党的理论旗帜上就镌刻着“民族革命”几个大字。中共二大提出新的民族革命纲领，即对外主张推翻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对内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平等团结。这一崭新的民族革命纲领一开始就跳出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旧民族理论窠臼。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恽代英曾对党的民族革命纲领进行过生动阐述：“我们不是仅为汉族的利益而革命，是为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而革命。所以革命亦不仅是汉族所应做的，是全体中华民族所应做的。”[6]新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纲领对中华民族具有广泛的动员力和强大的凝聚力，也成为新三民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深厚基础。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一体性有着深刻洞察，对多元性也有所研究。1916年1月7日恽代英在《光华学报》发表《苗族之文明》[7]，开始阐释他对苗族文化的认识。建党初期，李大钊十分关注内蒙古的民族问题，一面在北京蒙藏学校培养了荣耀先、多松年、乌兰夫等一批蒙古族党员干部，一面根据内蒙古的民族和地区特点创建了多个党组织。1925年3月，李大钊深入内蒙古农村牧区、工厂车间中访贫问苦，动员各族民众联合起来，与军阀、王公、地主作斗争，并在北京《民国日报》发表《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8]，阐明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政策，为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1925年10月，中國共产党在《关于蒙古问题议决案》中认为“中国边境农工群众中的工作，对于我们党，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的党应当使蒙古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全中国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3]38。1926年11月9日，针对西北回族权益的保护问题，党中央在给刘伯坚的信中要求“冯（玉祥）军在甘肃，对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害这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3]46。在同年12月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解放苗瑶议决案》中，提出“设法使苗瑶等民族加入当地农民协会”“使其与汉人政治经济一律平等”[3]52。

由上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着比较科学准确的认识。但实事求是地说，对于中华民族多元和差异性的认识还是限于一域一族的了解，对于全国范围内各民族的人口数量、地域分布、社会形态、文化特点、经济水平、相互关系等，受时代和活动区域的限制，并没有系统翔实的认知。这就决定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如何处理好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关系、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等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受苏联（苏俄）“民族自决”“建立联邦国家”主张的影响。

二、“民族自决”理论的接纳与质疑

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要求“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3]8，1924年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国民党一大《宣言》提出“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3]28。“民族自决”“建立联邦国家”这类带有苏联解决民族问题鲜明烙印的主张为国共两党所接纳。

“民族自决”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扩张时期形成的民族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自决”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一度流行。

考诸史实发现，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对“民族自决”理论的接纳极为审慎。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撰文对比“一战”后波兰、捷克和朝鲜截然不同的命运后指出：“好个民族自决，我以为直是不要脸。”[5]219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并没有任何“民族自决”和“建立联邦国家”的土壤，如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搞所谓的“民族自决”，只会成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把“最锋利的刀”。中共二大《宣言》也指出：“帝国主义者们还口口声声唱什么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人类平等等好听的名词，想把资产阶级掠夺无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强国压迫弱小民族的行为，轻轻隐瞒过去。”[3]15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主导下的“民族自决”虚伪嘴脸。但党对于苏联（苏俄）的“民族自决”和“建立联邦国家”主张研究之后还是有所接纳，究其原因，其一是“俄国为现时世界上唯一抛弃帝国主义的国家”[3]24，并提供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功”示范;其二是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的多元和差异性还缺乏全面深刻的认知，“还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正确地恰当地结合起来”[3]4。

大革命失败后，党认识到对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了解还不够充分，于是着手开展调研。1928年党的六大专门通过《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大会之前，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大会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3]87。此后，党多次要求“各地党部应特别注意调查他们的生活状况及风俗习惯，以供给党关于少数民族策略决定的材料”[3]109。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央苏区成立时并未定名“联邦共和国”，但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重要文本中开始出现“自决”与“自治区域”、“联邦”和“共和国”[3]165—166并列描述的情况，并通过《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议决案》，出台了系列关于维护少数民族权益、巩固中华民族团结、促进革命发展的民族政策。因为通过深入调研发现“受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地主、资本家压迫，剥削与屠杀的不只是少数民族的劳苦群众，而且也是汉族的劳苦群众”，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都面对外来侵略和内部压迫，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苏联“民族自决”“建立联邦国家”的主张并不符合中国实际，少数民族的劳苦群众与中国的工农群众应该“共同联合起来，打倒他们共同的剥削与压迫者——帝国主义与一切民族的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府”[3]169—171。

红军长征途经的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甘肃等地都是少数民族分布广泛、各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收集了大量一手民族工作资料，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工作经验，留下了“彝海结盟”“牦牛革命”等众多民族团结故事，与民族地区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此过程中，党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也是各民族之间彼此交融的历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频繁迁徙，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一个有机整体。总体而言，这个有机整体与苏联和世界其他国家不同，主要表现在其共同性要多于差异性，一体要重于多元。因此，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为基础，建立不同类型和不同行政级别的民族自治地方，更有利于民族关系和谐稳定和各民族共同发展。长征胜利后，1936年10月，党在宁夏同心建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改变原来使用“苏维埃政府”的惯例，第一次在民族地区红色政权中使用“自治政府”概念，开始立足中华民族实际实践民族区域自治，脱离苏联“民族自决”“建立联邦国家”的理论羁绊。

三、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在民族理论和政策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一是团结中华各民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图存;二是允许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三是在共同对日原则下，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9]，并最终确立起准确科学的中华民族观念。

1935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中国共产党把国家和民族联系起来，并呼吁“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在党的各类文件中“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普遍混用，这里“中国民族”实质应为“中华民族”。宣言还号召“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大家起来！……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3]301—304为了应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关键时刻，党顺应历史潮流喊出了时代最强音，加速了中华民族整体上从历史自在走向自觉的步伐。

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在陕北安定（今子长）县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新的抗日救亡战略策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之下”，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要“把我们营垒同第三营垒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营垒”[3]328，准备对日作战。《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该决议还提出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10]。决议中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对于党团结全體中华儿女抗日，团结国内外一切力量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6月，中国共产党致电共产国际，重申党的民族革命纲领，即对外“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之侵略，取得中华民族之独立解放”，对内承认国内各民族平等权，“援助国内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之发展”[3]466—467。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1]，蒋介石也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光辉典范，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认识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1938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杨松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开设系列讲座，他在《论民族》讲稿中针对日寇所说“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中国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而是一个地理概念”，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予以驳斥：理论上，“中国人是一个近代的民族。它具有近代民族的一切特征”，拥有共同的民族语言、领土、历史、经济生活和自己特有的民族性、民族文化、民族风俗习惯等。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虽然晚于西方国家，但还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定律并向前进的，“近代的中华民族向（像）法兰西、北美利加、德意志、意大利、英国等等近代民族之形成一样”;实践上，“中国人是一个近代的民族。不用说别的，只就一年来英勇民族抗战来说，已在实际行动上证明着中国人是一个近代的民族。当着日寇侵入我国，民族处在危急存亡的时候，中国人能够不分阶级、党派、信仰、年龄、籍贯、性别等等之不同，民族内部团结一致，去抵抗异民族日寇之侵入。这种民族团结是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最主要条件之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对外来说，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因而它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核心，它团结中国境内各民族为一个近代的国家”[3]763—768。杨松关于中华民族的观点非常成熟，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认识非常透彻。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领导干部第一次就一系列重大的民族理论问题进行理论阐述”[12]，说明此时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的认识已走在时代前列。

杨松的系列讲稿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第3卷第47至54期（1938年8月1日至10月15日）上连载，对党的中华民族观念确立有着重要意义。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重要报告，报告中不仅多次使用“中华各族”这一概念，而且认为“中华各族”是由汉族和蒙、回、藏、苗、瑶、夷、番等各少数民族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除民族叛徒外的所有阶级、民族、军队、政府，“我们要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3]595。1939年12月，毛泽东又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其中第一章第一节专门论“中华民族”[13]621—623。该文与同时期八路军政治部为宣传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编写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高度一致。《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上册内容中指出“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苦耐劳，最爱和平的民族”;中册内容中指出“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政府”;下册内容中指出“在这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为汉人;此外还有回人、蒙人、藏人、满人、苗人、夷人、黎人等许多少数民族，组成近代的中华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3]807—808。这一系列论述，表明此时党经过长期革命洗礼，对中华民族的内涵、对象、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等都有十分科学准确的认识，形成了科学准确的中华民族观念。通过《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也可清楚看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起点。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华民族的未来作出畅想，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13]663，指明新中国是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整个中华民族大團结的国家，绘就了中华民族未来的美好蓝图。194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我国第一个省级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国家统一为前提，把国家统一领导与民族区域自治有机结合，既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和国情需要，又妥善解决了中华民族共同性和差异性的问题，走出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世界提供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毛泽东在致辞中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从此以后“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14]指出中国人都属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发展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揭开了崭新的一页。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念也转变为中国人民普遍认同的观念，即中华民族是一个通过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9：21.

[3]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02—303.

[5]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6]但一.论三民主义[J].新建设，1923（1）.

[7]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0—12.

[8]李守常.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J].北京党史，1989（5）.

[9]青觉.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形成和发展[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4：35.

[10]张闻天.张闻天文集：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50—61.

[11]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6—78.

[12]郑大华.论杨松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历史贡献[J].民族研究，2015（3）.

[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91.

责任编辑：何文钜

收稿日期：2021-11-18

基金项目：2021年重庆社会主义学院院内委托课题（cqsy2021-02-04）。

作者简介：唐圣电，男，重庆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民族宗教;秦江明，男，重庆社会主义学院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民族宗教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