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悲歌（专栏·左迁录）

宗城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岳飞《满江红·写怀》

在今天海南三亚市的崖城镇水南村，有一处荒废的古迹——“盛德堂”，此宅原为唐代宰相裴度后人的私宅，1156年，南宋抗金名将胡铨在遇赦离开前为其题写了“盛德堂”匾额。宋朝自靖康之耻后，宗室南迁，官员寓居岭南者大大增加，经过这“盛德堂”的名人不在少数。其中最著名的两人，一个是抗金主帅胡铨，一个就是南宋抗金名相赵鼎。

绍兴十四年（1144年），赵鼎被贬至海南吉阳军（今三亚）后，在此谪居三年，直至1147年绝食身亡。胡铨听闻后悲愤不已，写了一首《哭赵鼎》，诗曰：

“以身去国故求死，抗议犯颜今独难。阁下大书三姓在，海南惟见两翁还。一丘孤冢寄穷岛，千古高名屹泰山。天地只因悭一老，中原何日复三关？”

这首诗表达了胡铨对赵鼎的敬仰，也体现出赵鼎之死的悲剧所在。如今，英雄东去，赵鼎的知名度不如南宋同时期的岳飞、李纲、韩世忠等名将，但在南宋初期，他和岳飞一样是不可忽略的国家重臣。《宋史》对他的评价是：“论中兴贤相，以鼎为称首云。”南宋诗人陆游在听闻赵鼎的遭遇后，慨叹道：“呜呼！不可谓伟人乎？”由此可见赵鼎在世人心中的分量。因此，回顾南宋历史，赵鼎是绕不开的人物，通过他，后人能够看到南宋颓废悲剧之根源。

大思想家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时曾说：“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梁启超感慨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段文字，也是笔者在读赵鼎生平时的感触。

单说朝中地位，赵鼎之于南宋，就如李鸿章之于晚清，他们都文武兼备，见识过人，论能力、才学、在士大夫心中的地位，他们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人物。但赵鼎和李鸿章不同的是：李鸿章是晚清第一裱糊匠，受制于时势，他所做的更多是妥协、遮掩、谈判之事，尤其是自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这件皇帝的新衣被捅破之后，李鸿章不得不消耗他半辈子攒下的声望，在谈判桌前对日本人苦苦相求。而赵鼎虽然也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但彼时宋朝气数未尽，民心仍盼望着王师收复河山，宋朝南渡长江后，在岳飞、赵鼎、张浚等人的协作下，也曾重整旗鼓，一路杀伐到开封城下，奈何奸人作祟，风波亭变，致使一代人北伐梦想破碎，对赵鼎最好的评价，倒是前人评判诸葛亮时用过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赵鼎的一生要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说起。这一年，宋神宗去世，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北宋暂时废除新法，王安石还有一年就要死去。

这一年，北宋的政治危机已经显现，但汴京仍是一片繁华气象。

整个宋朝的危机，实际上从那时起就已种下。1085年4月16日，宋神宗驾崩，幼主宋哲宗即位，司马光还相京师，所到之处，百姓蜂拥，以至于马不得行。时人说：“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彼时，王安石变法导致底层百姓怨声载道，新党人士多不得人心，史载：“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光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如果说王安石的做法总结起来是“富国弱民”，用百姓减收为代价，扩充国家财政，那么司马光就是王安石的反面，他不惜减少国库收入，让利于民，致力于恢复宋仁宗时期的政治气象。

王安石主张任用擅于理财之人，让“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司马光反驳说，这样的政治蓝图看似美好，落到实处，只会加剧盘剥、民不聊生。王安石没有想出更好的理财办法，使得“国富民强”，他最终还是走到“弱民强国”的老路，但实事求是地说，司马光的做法虽然能取信于民，但也无法解决北宋的深层政治问题，面对边患、冗官、冗员、地方土地兼并，司马光没有创新的办法，他尽可能减轻百姓负担，“藏富于民”，然而，如果不改革冗余的官僚集团，不通过巩固边疆换取边境的长治久安，北宋社会仍旧会看似繁华实则如水中浮萍，当北方游牧民族形成强大帝国，这支中原王国就将走向崩溃的边缘。

在当时，司马光的德行被人敬重，很多人敬重他，是因为他高尚的品格。纵观当时人对司马光的评价，对他的德行都是予以肯定的。可以说，司马光是一位帝制社会的儒家模范官僚。但高尚的道德，无助于他弥合北宋政坛的分裂，虽然他上台后所做的事还利于民，但从国家整体发展而言，却也因急切而埋下党争加剧的后果。

或许，在司马光看来，急迫废除新法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已身染疾病，自知不久于人世，经验告诉他，如果不能在他任期内废除新法，他所做的事很可能人亡政息。但历史的经验也表明，那些在晚年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无论出发点多么高尚、理想，最后都会导致反复与国家动荡。

司马光担任宰相不到一年后去世，朝廷处在新旧两党明争暗斗之中，童年时期的赵鼎则远离是非，游走于故乡山西闻喜的自然山水中。赵鼎家族并非世家大族，但也是一个书香门第，他七岁入地方官学，十二岁从邵伯温游学，十八岁从尹天民讲学，赵鼎的成长之路是一条规范的士人晋升之路，他在距离故乡不到两百里的洛阳结识了不少同代士人，不久后的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赵鼎连过会试、殿试，高中进士，随后辗转多地任职，积累了从政经验。

赵鼎生命中的第一个高光时刻是在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当时金人南下，北宋节节败退，金国骑兵一路杀到太原，朝臣建议割让北方三镇，换取苟合，赵鼎反对说：“祖宗之地不可以与人，何庸议？”他坚决反对割地求和，上马阻击金军，可他的努力无法阻止历史大势，靖康之耻后，赵鼎不得不接受国都开封沦陷的耻辱。

北宋是中国王朝里一个特殊的朝代，它不是气数已尽而终，也不是内部危机积重难返久病无药医，北宋亡于军事，从建国初失去燕云十六州就种下祸根。古代战争，地形和产马地很重要，有崇山峻岭做依托，外族骑兵不易入侵，有足够的产马地，国家才有源源不断的骑兵、马队，才能在对抗游牧民族时不落下风。但北宋二者皆处劣势，失去燕云十六州，北方屏障破碎，朝廷不得不在北境大量种树、开河，延缓骑兵速度，但终究抵不了燕云十六州的作用。北宋中期，西夏壮大，北宋又失去了西北的产马地，军中马匹多有老弱病残充数，一遇到强大骑兵就原形毕露。所以，北宋的军队虽然有百万之众，战力却不如东北女真人的彪悍骑兵，靖康年间，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发兵南下，北宋軍队就兵败如山倒，一路退到长江以南了。

赵鼎少年时见证了北宋的繁华，又目睹了靖康之耻后中原的破败凋零，再加上宋朝是一个厚待士大夫的朝代，所以他对宋朝很有认同感，一生以收复中原为夙愿，这样的心态在他早年的诗词中可以窥见：

惨结秋阴，西风送、霏霏雨湿。凄望眼、征鸿几字，暮投沙碛。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但一抹、寒青有无中，遥山色。

天涯路，江上客。肠欲断，头应白。空搔首兴叹，暮年离拆。须信道消忧除是酒，奈酒行有尽情无极。便挽取、长江入尊罍，浇胸臆。

——《满江红·丁未九月南渡泊舟仪真江口作》

这首诗词写于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九、十月间，当时，赵鼎渡江至建康，为宋高宗赵构定都江南做准备。游牧民族铁蹄下，北宋正式作古，宋朝正在生死存亡之间，生民离散，宗室危殆，赵鼎北望长江，心中自是离愁别绪，又蕴含着满腔热血，渴望有朝一日能重渡长江。

绍兴四年（1134年），他迎来了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这一年，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主持枢密院，权力相当于宰相。赵鼎上任后做的一件事就是力荐岳飞，这才有了宋军收复襄阳，把金人打退到长江以北的壮举。

在任上，他以知人善用著称。绍兴五年（1135年），宗高宗赵构回到临安，命赵鼎为左仆射，梳理国事。赵鼎把政事打理得井井有条，举荐人才也不遗余力，他先后推荐或重用了岳飞、张浚、范冲、朱震、常同、胡寅、张致远、张九成、潘良贵、吕本中、魏矼等人。岳飞被朝廷重用后一举收复了襄阳六郡。与此同时，张浚升任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与岳飞一道发动了第二和第三次北伐，基本收复了长江以南金人所占土地。

宋军气势如虹，大有挺进淮西、直取开封的可能。以至于南宋思想家朱熹说：“绍兴初年，赵忠简公为相，一时收用人材之盛，后来莫及。然细考其间，亦岂无不满人意者，但其多寡之势，此强彼弱，故虽少杂，而不能害治。当时有‘小元祐之号。”

赵鼎不但知人善用，也存有身为君子的气度。他和秦桧这样的政客不同，他不搞党同伐异，愿意为了大局割舍个人利益，即便一个人与他有矛盾，倘若那人有利于社稷，他也会劝谏皇上重用此人。因此，当小人吕祉从中作梗，使张浚迁怒于赵鼎时，赵鼎主动向高宗请辞，他说：“臣当初与张浚亲如兄弟，因为吕祉离间，遂不和。现在张浚立功，应当让他施展全部才能，张浚应当留任，臣应当去职。”赵鼎就此罢相。

绍兴七年（1137年），淮西兵变，张浚引咎辞职，赵鼎重新担任宰相。此时，高宗有意把张浚发配到岭南，赵鼎却不计前嫌，为张浚说话。他提醒高宗张浚有“勤王”之功，又指出张浚还有八十岁的老母要照顾，于私情、于孝道，都不应该重责张浚。他不惜触犯龙颜道：“张浚罪在失策而已。凡人计虑，无不欲万全，如果因为有一次失误，便置之死地，后来者有奇谋秘计，谁还敢说出来。此事关乎朝廷，并非只是私爱张浚。”赵鼎这一席话改变了宋高宗的主意，他下诏张浚以散官身份分守衙门，安置永州，而不是去到遥远的岭南。

在赵鼎和岳飞等人的努力下，处于生死边缘的宋朝转危为安。一度有中兴气象。宋高宗对赵鼎赞不绝口，他曾说：“赵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兴，可谓宗社之幸也。”“赵鼎两为相，于国有大功，再赞亲征皆能决胜，又镇抚建康，回銮无患，他人所不及也。”后来，南宋诗人杨万里曾写过一首《初入淮河四绝句》组诗，其中第二句道：

刘岳张韩宣国威，赵张二相筑皇基。

长淮咫尺分南北，泪湿秋风欲怨谁？

这个“刘岳张韩”指的是抗金名将刘锜、岳飞、张浚和韩世忠，“赵张二相”就是赵鼎和张浚。他们通力合作的几年是高宗朝政治最好的时期。然而，赵鼎慧眼识珠，却独独识错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秦桧。

今天，当人们说起秦桧，会说他陷害岳飞，是个大奸臣，但身处在历史的迷雾中，当局者很难对一个人迅速盖棺定论。

秦桧是湖北黄州人，出身落魄士族，原本是个小小的私塾教师，后来高中进士，进入朝廷的教育系统，先后担任密州教授、太学学正，官居九品，虽然身份卑微，写起文章来却很有骨气。靖康元年，当金军南下，汴京城内的官员们慌慌张张时，秦桧写下著名的《上钦宗论边机三事》。这是一篇典型的主战奏疏，秦桧在文中力主“金人狙诈，守御不可缓”，且“金人要请无厌”，不可轻易割地，若是金国使臣来访，“不可令入门及引上殿”。当时的秦桧一言一行都像极了一个主战派。

然而，秦桧的本性既非主战也不是主和，他是那类渴望晋升、懂得察言观色，为此不惜改变自己原则的官员。靖康之变时，秦桧尚存公义，等到南渡金陵，与高宗赵构朝夕相处后，秦桧日益察觉到这个主子骨子里不想收复开封，不想迎回二圣，只愿在江南苟且偷安做一个小皇帝，能不打仗就不打仗，所以南宋诗人林升才写诗讥讽道：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秦桧摸透了高宗的心思，他宁愿得罪士大夫，也要讨好皇上，因此整个高宗朝，秦桧的权位是最稳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皇帝最忠实的奴仆，他为了满足皇帝私欲，连自己年轻时的原则都可以不要。后人回顾高宗朝，说起岳飞冤死、南宋苟合，对秦桧最为憎恨，但其实最应该指责的，是那个坐在龙椅上的宋高宗赵构。所谓“主圣臣直”，如果坐在君位上的是唐太宗这样有大胸襟、大志向的皇帝，即便是秦桧也能成为一代贤臣，但如果是胆小、苟且的宋高宗赵构，即便是百战百胜的岳飞也无力回天。

本来，由于北伐形势大好，朝野间还没有激发大的矛盾。绍兴五年二月，高宗命赵鼎为左相，张浚为右相，当时秦桧还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本，撼动不了二人的地位。在成功镇压杨幺起义后，张浚挥师北上，命韩世忠出淮东进攻京东东路，岳飞出襄阳直取中原，岳飞一路气势如虹，一度直导伊洛，逼近西京洛阳，但因为淮西之战的决策分歧，赵鼎和张浚产生矛盾，随后赵鼎罢相，北伐草草收场。

张浚是一个很得宋高宗喜爱的人，因为他猜准了高宗的心思，帮助高宗削夺武将兵权，加强君主权威。史学家虞云国在《细说南宋》里写道：“南宋政权一诞生，为对付金军、流寇与农民起义，朝廷不得不默许南渡诸大将在镇压流寇集团与农民起义时将溃兵与农民整编入伍。这样，南宋初年的兵权经历了一个由分到专的过程，日渐集中到少数将帅的麾下。这些将帅把官军变为私兵，众军相称必曰某姓某家之兵，例如张家军（张浚）、刘家军（刘光世）、杨家军（杨沂中，后来高宗为其改名存中）、韩家军（韩世忠）、吴家军（吴莭、吴璘）等，凡此无不表明军队国家化的性质正在淡化，私家武装的性质却日趋强化。随着军事势力的膨胀，武将的政治地位也急剧上升，诸大将如张、刘、杨、韩、吴、岳都官拜两镇节度使，张、刘、韩还加到三镇。在经济上，他们以充实军费为名，军队经商，侵夺国家财利。武将势力的坐大是建炎绍兴之际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与太祖以来抑制武将的祖宗家法是格格不入的。大约从建炎末年以来，不同派别的文臣就以祖宗家法捍卫者的身份提出形形色色削兵权的方案，其中虽有主和派的韩肖胄，也有主守派的廖刚、李弥逊、张守和张戒，却还有主战派的王庶、陈规、陈公辅和胡寅，甚至还包括抗戰派的代表人物李纲，当然还有这位张都督（张浚）。”

一言以蔽之：宋高宗对收复开封不感兴趣，他真正筹划已久的是削夺兵权，重塑皇权。这是后来岳飞悲剧的根源，也是南宋初期北伐草草收场的原因。主上猜忌，权臣如何幸免，只是张浚操之过急，打压武将闹出了“淮西兵变”，几万军队背叛南宋，降了伪齐。朝廷人事变动，正是秦桧上位的良机，他虽然没有一举当上宰相（赵鼎二度拜相），但凭借对皇帝和重臣的谄媚，他在朝中地位稳步上升。可叹赵鼎一世英名，在辨识秦桧上却有误信之实。他以为秦桧是能臣，对高宗举荐说“秦桧不可令去”，当高宗征询他秦桧任相问题时，他回答道：“用之在陛下，况自有阙。”秦桧见赵鼎重视自己，懂得世故之道，他见到赵鼎时，毕恭毕敬地说：“桧得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史书记载，秦桧当时颇有人望，“一时仁贤荐桧尤力”。可以说，秦桧的上位已是水到渠成，以他担任右相为标志，宋高宗打击武将、收拢权力的布局准备就绪，而赵鼎不知道，接下來等待他和岳飞的，只能无情的杀戮和流放。

秦桧的背后是宋高宗，宋高宗打击赵鼎、岳飞的真实意图是君主集权。高宗时期的人事任免（重用秦桧，罢赵鼎，杀岳飞）体现了君主集权的意志。从更长的时间线来看，这种集权意志发端自北宋中后期。

王安石变法后，党争加剧，士大夫与君主共治的局面被打破。主政者更倾向于和自己信任的宰相合作，推行一些急切的政策，哪怕为此造成朝野分裂。如果说在宋仁宗时期，皇帝在决策前更依赖于士大夫群体的意见，那么在神宗、哲宗朝，皇帝与士大夫群体对抗的痕迹已经显现，皇帝更愿意扶持忠于自己意志的党派，把持整个朝政。

北宋晚期的政治结构变动，是君权与士大夫权力的妥协与斗争。在宋哲宗年幼、高太后主政时期，高太后秉持“与士大夫共治”，由于皇帝年幼，这一时期士大夫群体权力达到顶峰。但哲宗亲政以后，君权反扑，君主利用新旧党争打击了士大夫阶层，君权从此压制士大夫权力，到徽宗一朝更是如此，君主不再追求“与士大夫共治”，而渴望通过权力结构调整达成实质上的“一人独治”，这一时期，新旧之争也早就变味，政争的诉求，不再是何种路径能让国家富强，而是成为打击异己的幌子。

到了南宋朝，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求宋廷提高自己的中枢效率，中央集权成为必然。建炎年间到绍兴初年，由于时局危难、根基未稳等原因，宋高宗放宽了对相权的节制，并任用赵鼎等有军事经验的士大夫来应对大局。但战局稍微缓和后，宋高宗就着手限制相权。他频繁利用左右宰相互相牵制的方法来防止权相专横，绍兴初年，他就起用黄潜善、汪伯彦来制衡李纲，利用赵鼎和张浚平衡，也是同样的道理。但随着北伐出现利好，迎回二圣的呼声高涨，宋高宗惶恐于二圣归来影响自己的皇位，而他自己骨子里又畏惧金人，于是一边主张议和，一边重用更听自己话的秦桧，只可惜了赵鼎、岳飞这样的忠臣良将，成了他为满足私欲而丢弃的棋子。

秦桧上位后不念旧恩，对赵鼎除之而后快。恰在此时，高宗渴望提高皇权，削弱士大夫的权力，所以比起在士人中富有威望的文官，他更乐于用像秦桧这样“担君父之忧”，凡事想着皇帝私欲的奴才。况且，秦桧是主和派的领袖，彼时金国已经释放出议和信号，高宗重用秦桧，打击主战派，正好宣示了自己妥协苟安的决心。

绍兴八年（1138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秦桧以宰相身份跪在金国使臣脚下，南宋在北伐形势大好的情况下纳贡称臣，达成了第一次宋金议和。

自此，秦桧与赵鼎、岳飞等人的矛盾激化，先是赵鼎被贬，移漳州、潮州安置，而后岳飞遭到诬告，一代爱国名将冤死于自己国家的牢狱，小人得志，忠臣蒙难，一批能臣在高宗、秦桧二人的打压下非贬即死。南宋从此进入耻辱的苟合岁月。

据说，赵鼎被贬离京时，秦桧曾假惺惺地率领主和派为他置酒饯行，可赵鼎生性刚直，一点也不领秦桧的情，他挥挥衣袖，把秦桧冷落在宫门之外，秦桧忌恨于心，决定把赵鼎一路放逐，短短几年，昔日的宰相就从国都一路被贬到泉州、漳州、潮州等地，一直到海南才罢休。

在海南，赵鼎寓居的地方叫吉阳军，这是三亚在南宋初期的叫法。被贬吉阳军后，赵鼎在上给朝廷的谢表中写道：“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就连秦桧看后也感慨：“此老倔强犹昔。”

贬官岁月，赵鼎写诗聊以自慰。从他的诗文中，可以读到一个人受挫后宠辱不惊的人格。他在《山中书事》中写道：“心远身闲眼界清，潇然回首万缘轻。更将满耳是非语，换作松风溪水声。” 又在《梦觉》中触景生情：“虚窗午夜月朦胧，推枕萧然百念空。更问幽人洗心法，二年魂梦水声中。”

他孑然一人，独居陋室，可即便如此，秦桧仍不放过他。为了防止赵鼎卷土重来，秦桧暗派手下监视赵鼎的一言一行，赵鼎在三亚如同被软禁，他在三亚待了三年，这三年里他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打交道，只有两个人主动来看他，一个是广西官员张宗元，一个是唐朝著名宰相裴度的十四世孙裴闻义。

张宗元是赵鼎的老部下，曾随赵鼎南征北战多年，赵鼎被贬岭南时，他正在广西担任帅将，听说老领导落难至此，他不顾政治迫害的风险，亲自给赵鼎赠送药石、酒和醪米。秦桧知道后，迅速把他调离了广西。

张宗元走后，赵鼎在吉阳军（即崖州）举目无亲，危难关头，裴闻义向他伸出援手，把自己在崖州水南村的三间房屋空出来给赵鼎居住。彼时，裴闻义荫袭其父裴瑑，为昌化知军，他知道赵鼎被秦桧所迫害才沦落至此，也知道帮助赵鼎，自己恐惹来杀身之祸。但裴闻义是个有骨气的人，他敬佩赵鼎、爱重赵鼎，又听闻赵鼎与祖上裴度一样，也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于是倍感亲切，对赵鼎礼遇有加。

在海南，赵鼎空有报国之心，却只能登高望远，魂断无限沧海。从海南到临安有一千八百公里路程，在今天，乘坐轮船、高铁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但对于赵鼎来说，那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路程，也是他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返回的路。他恪尽职守、忠心报国，晚年换来的却是关山阻隔、有国无家，一代人努力的事业，葬送在皇帝和奸臣手中。赵鼎郁结难消，在诗词中委婉道：

香冷金炉，梦回鸳帐余香嫩。更无人问。一枕江南恨。

消瘦休文，顿觉春衫褪。清明近。杏花吹尽。薄暮东风紧。

赵鼎盼望自己的东风，但他没能等来东风，反而听到了岳飞的死讯。一代将星，陨落大山，时人有诗慨叹：

战守京河不下鞍，臣图恢复不图官。

十年南渡客头白，万里北征戎瞻寒。

叛桧班师金诏急，留飞赤子泪嗥乾。

可怜身死莫须有，从此王墓未得宽。

忠臣身死，凶兆显露。赵鼎怕自己连累别人，他派人对儿子赵汾说：“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

赵鼎说完这番话不久，仆人就发现他在寓所绝食自尽了。死后，他被裴闻义安葬于昌化军旧县村，时为绍兴十七年（1147年）八月。

史载：赵鼎在绝食前就写好了自己的遗书和“铭旌”，“铭旌”是古人死后由当地官员、名人或族长来书写的东西，一般要写上死者的官衔、谥号和姓名，但赵鼎却在死前自己写好，且不写个人的官衔、谥号和姓名，只是写下两句话：“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

赵鼎的死讯传到京城，“天下闻公而悲之”。士大夫奔走相告，百姓为之哀悼，“中原望断因公死，北客犹能说旧愁”。宋高宗和秦桧本想压制此事，让赵鼎在海南草草下葬，但迫于舆论压力，高宗准许了赵鼎墓迁回故乡。当赵鼎葬棺路过琼州府时，民众自发集结、披麻戴孝，文人汪应辰作祭文曰：“惟公两登上宰，皆值危难之时：斥南荒，遂为生死之别，事已定于盖棺，恩特准备予归骨。”

本以为，赵鼎一死，他的家人可以保全，但他还是低估了秦桧的底线。据宋人岳珂的史料随笔《桯史》记载：赵鼎去世后，秦桧专擅朝政，南宋朝廷陷入一段乌烟瘴气的岁月，即便到晚年，秦桧依然琢磨着迫害朝野政敌。他策划了一起大案，打算将包括赵鼎儿子赵汾在内的一大批政敌一网打尽，赵汾被捕入狱，做好了必死的打算，于是嘱咐家人说：“我此去没有生还的道理，倘若还有救，你们在给我送的饭里加一个笑靥儿，千万不要忘记。”

《东京梦华录》称：笑靥儿是一种以油面糖蜜等制成的食品。赵汾在狱中一个多月，被拷打到体无完肤，奄奄一息等死之际，外面忽然来送饭，打开饭盒满满全是笑靥儿，赵汾哭道：“我说好送一个现在却送一盒来，这是在骗我。”继而狱吏都来向他道贺，才知道秦桧在最后审案的节骨眼上病死，赵汾才得以解脱出狱。

赵鼎死后，南宋在苟合中维持了一段安逸期，但终究是偏安东南的小朝廷，没有收复中原的气度。宋代百余年仁人志士的热血，就这么被庸弱的君主和贪婪的权相虚耗，百年之后，當川北义军在奋力杀敌，保卫自己的家园，宋廷的权相贾似道则懒坐于西湖边，醉倒在温柔乡，即便襄阳危急，国难将至，他们还封锁消息，制造出歌舞升平的假象。一江春水东流去，千万甲胄埋荒野，直到蒙古大军深入腹地，南宋君臣从迷梦中醒来，贾似道这个权相才终于倒台，并于1275年10月死于漳州城南五里外的一个厕所，死前高呼：“始终一节，为国任怨。”

南宋不缺忠臣良将，可惜为时晚矣，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初六，崖山海战失败，宋朝最后的皇帝赵昺随陆秀夫及赵宋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尽，宋朝十万军民集体殉国，至此，宋朝彻底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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