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心源入闽藏书事迹考述

林翠霞 陈旭东

摘 要 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福建为数众多的私家藏书快速流落市场。清同治十一年至十三年，浙江著名藏书家陆心源在福建为官期间，开展了一系列访书、购书、借书活动，对闽中故家所藏宋元旧刻、精抄秘本搜访不遗余力，收获颇丰。论文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梳理陆氏藏书目、书志、题跋及其他相关史料，对陆心源在闽期间的藏书事迹一一加以稽考，既是对陆心源生平研究的有益补充，也可藉此考察近代福建私家藏书聚散的历史事实。

关键词 陆心源 藏书 福建

分类号 G256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1.02.012

A Study of the Lu Xinyuans Collection of Books in Fujian

Lin Cuixia， Chen Xudong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social unrest， a large number of private books in Fujian quickly fell into the market.From the 11th year of Tongzhi to the 13th year of Tongzhi， Lu Xinyuan， a famous bibliographer from Zhejiang provinc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activities such as looking for books， purchasing books and borrowing books during his official period in Fujian. He spared no effort in searching and looking for the old carve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the secret copies of books collected by the ancient families in Fujian， and gained a lot. By combing Lus bibliography， records， annotations and other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examines Lu Xinyuans collection of books in Fujian one by one， which is a useful supplement to the study of Lu Xinyuans life and can also b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colle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ivate collections in modern Fujian.

KeywordsLu Xinyuan. Collection of books. FuJian.

0 引言

陸心源（1834—1894）是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一生积书近二十万卷。他曾据自家藏书，为之编撰目录，撰写书志、题跋。现存藏书目录多种，又有《仪顾堂题跋》 十六卷、《续跋》 十六卷，《皕宋楼藏书志》一百二十卷、《续志》四卷，等等。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陆氏藏书卖给日本岩崎氏，存于日本静嘉堂文库。日人河田羆曾编有《静嘉堂秘籍志》五十卷。笔者在调查历代书目载录建阳刻本情况时，翻检《仪顾堂题跋》  《皕宋楼藏书志》 《静嘉堂秘籍志》等书，发现书中所载，多关闽人名家故物。王绍仁先生曾将陆心源聚书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二阶段“粤闽为官，俸金购书”一节，稍显简略。对此，我们在陆氏藏书目、书志、题跋等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多方征引，考察他在福建期间的藏书事迹，撰成此文，可补陆氏生平之一二。

1 访书

陆心源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入闽，至十三年（1874年）离任，前后三年间，利用政务之暇，与本省藏书家多有往来，对闽中故家所藏宋元旧刻、精抄秘本搜访不遗余力。他在《带经堂陈氏书目书后》一文中写到：

予粤东归田，本无出山之志。后闻陈氏藏书散出，多世间未有之本，遂奉檄 一行。昔小山堂主人闻陈一斋藏书散出，有闽中之行，余亦同此意也。及至闽，遍访陈氏后人，仅得张清子《周易纂注》、金仁山《尚书注》、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三书，余皆不可得。[1]445

陆心源自广东归里，时清同治六年（1867年）。他回乡丁艰，原本打算隐居乡里。后来听说福州陈徵芝①带经堂藏书散出，其中“多世间未有之本”，如“明以后所久佚者”二十七种，“世所罕见者”九种[1]445，遂应闽浙总督李鹤年（？—1890）之请，出仕闽中。对此，潘祖荫（1830—1890）也曾说，其是“复因带经之藏，一游闽峤”[1]193。

陆心源自谓此举乃效仿乾隆年间著名藏书家小山堂主人赵昱（1689—1747）入闽访求明代著名藏书家连江陈第（1541—1617）世善堂遗书之故事。然而，早在同治初年，陈徵芝的带经堂藏书已逐渐散出，在福建为官的周星诒（1833—1904）已捷足先登。陆心源应人问询闽中藏书掌故时，不无艳羡地说：“周季贶有书壹百箱，时刻居半，旧抄最多，宋元刻寥寥，大抵皆得之兰邻陈明府后人。”①根据吴欣根先生考证，周星诒所得系同治三年至四年（1864—1865年）由寓居福州的谭献（1832—1901）所代购，凡117种;周氏后来调任福州，陆续购进或获赠，谓自家藏书得自陈氏者居半[2]。数年后，“季贶赴汀州丞任，广东孔氏得之为多”[3]。周星诒于同治八年（1869年）赴汀州府同知任，此后广东孔氏岳雪楼成了带经堂的最大主顾。故而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入闽时，陆心源仅访得心仪者三种。根据该文前后语境，这三种书似乎得自陈氏后人。然而陆心源在《影元抄张清子周易本义附录集注跋》中却说，张清子《周易纂注》“余得之周季贶太守，太守得之陈兰邻后人，盖兰邻于嘉庆中官浙江，得之松霭后人者也”[1]224。同一事实，自家却有两种说法，似以后说为是（详下文）。

对于专程而来，期待有所斩获的陆心源来说，所得区区三种，犹如望梅止渴。尤其是陈瓘《陈了翁全集》、尤袤《梁溪遗稿》、曾巩《元丰类稿》、李丙《丁未录》等“明以后未见之书，源遍访未见，许以重值，亦不出”[3]，這是如何的懊恼！故而不惜追根寻底：“其孙字星村者，亦略知书，询以各种秘册，则云最秘之本，其先人别储一楼，为虫蚀尽，或者当在其中。其信然耶？”[1]446“及见星孙面询，则云据兰邻笔记录入，书则未见，亦未售与他人。”[3]以为这乃是陈氏搪塞之词。甚至怀疑同行相忌，“初疑季贶秘而不宣”，直到“后星村检其祖笔记手稿见示，恐无其书也”[3]，乃作罢。经过一番辛苦淘检，陆心源后来给友人的信中则言：“及源到闽，亦购得数十种。”[3]较之此前不满一手指之数，或略感欣慰吧。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陆心源在陈氏带经堂的“挫折”，未能阻挡他搜寻的脚步，以致后来介绍闽中藏书源流，如数家珍：

谢在杭、徐幔亭兄弟所藏，后归郑贡生（杰）。郑氏有书二十大柜，以东壁图书府二十字分目，每书即以一字为记。郑氏之书，咸丰间散为杨雪沧中翰、郭蒹秋比部、刘齐昂观察、沈幼丹之婿李氏、甥董某。所得谢氏抄本，板心有“小草斋抄本”五字。徐氏多有印记。

聊聊数语，即勾勒出明万历（1573—1620年）至清咸丰（1851—1861年）间福建几大藏书家藏书聚散之梗概。显然，“谢氏抄本板心有‘小草斋抄本五字”“徐氏多有印记”等藏本特征，当均为其所目验者。至于说到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小草斋，徐熥（1561—1599，字惟和，号幔亭）、徐     （1570—1645，字惟起，一字兴公）兄弟绿玉斋、红雨楼藏书，“后归郑贡生（杰）”，似乎谢、徐二家旧藏尽归郑氏，则不准确。明朝灭亡后，在动荡的社会巨变下，徐、谢后人无力固守，藏书已逐渐散出。如清康熙间（1662—1722年），林佶（1660—？）朴学斋曾得徐氏旧藏数千册，辑录徐氏题跋二百余则。郑杰（？—1800）曾辑刊《红雨楼题跋》，录文仅八十七则。其中林辑未见者仅三十则，且多为林所不选者[4]。陆心源或因未见林辑，而以郑辑一书而误以为徐氏藏书尽归郑氏注韩居。

至于说到郑氏藏书规模“有书二十大柜”、排架特点“以东壁图书府二十字分目，每书即以一字为记”、散落年代及其流传情况等等，因距其入闽时未远，均为其所亲自耳闻目睹，倍觉可信。郑氏此等藏书情形，陆心源在《元椠晏子跋》也曾提到：“注韩居藏书数万卷，分十二橱贮之，以‘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为识。”[5]他处未曾记载，弥足珍贵。

信中所及“杨雪沧中翰、郭蒹秋比部、刘齐昂观察、沈幼丹之婿李氏、甥董某”，均是富有藏书之家。杨雪沧中翰即杨浚（1830—1890），藏书至十余万卷② ，有《冠悔堂书目》。郭蒹秋比部即郭柏苍（1815—1890），积书六万卷。刘氏自刘家镇（1789—1844）、刘家谋（1814—1853）、刘永松（？—1856）兄弟起即多藏书，至刘齐昂则有四万余卷，有《三山刘氏书目》。沈幼丹即沈葆桢（1820—1879）。沈葆桢长婿李端，字聿蕃，号康侯，又号小嘉，监生。李端系著名藏书家李作梅（字长亨，号子嘉，又号用之，监生）长子，商务印书馆四大元老之一李宣龚（1876—1953）祖父。董某，当即闽县董敬箴，字成榘，号子方。其母沈氏，系沈葆桢嫡堂姊，董敬箴即沈葆桢的外甥[6]。

数人中，陆心源与杨浚交往最为密切。陆心源尝从杨浚处购得六百册谢肇淛、徐氏兄弟旧藏，又曾委托杨氏从晋江黄宗汉（1803—1864） 家借书数种以录副（详下文）。同治十三年（1874年），杨浚为作《陆存斋廉访（心源）台江送别图》诗。光绪十五年（1889年），杨氏在《岁暮忆旧》 中，怀念“陆存斋观察心源”有：“藏书过十万，此癖同嗜痂。”[7]

郭柏苍与陆心源尝同座唱和，陆氏还乡，郭氏与杨浚等送别，作《台江送陆盐道心源归湖州》[8]二首，自注云：“存斋观察藏书之富甲于两浙。”诗中盛赞陆氏“积书能济世，奉母不羁官”，也表达了“一杯秋后酒，相忆各沾巾”的惜别之情。据书札所说，郭柏苍家藏书，陆心源无由得观，或因郭氏藏书楼不许外姓入内故也①。而李氏是福州著名盐商，家中多藏善本，且多金，陆心源不得往观，也不足奇。

至于刘氏，因刘齐昂署杭嘉湖道时杭州城陷于太平军，虽已被革职，至同治四年（1865年）又遭清算，发配新疆，家道遂中落。故至同治末年，陆心源或因此得以登楼观访。

此外，陆心源又曾访陈寿祺（1771—1834）家。陈寿祺去世后，藏书为其子陈乔枞（1809—1869）所继承。陈乔枞编有《陈朴园藏书目录》。陆心源入闽，陈乔枞亦已过世多年，所以陆心源当从陈乔枞子侄辈访书。至于书札中所言，陈氏家藏“无宋元刻，惟闽人著述其存者皆抄”，陆心源所见则非全貌，或所言略有偏颇，如陈寿祺曾刻明代先贤黄道周《漳浦集》，家中当有藏本。而离福州数百里远的晋江黄宗汉家藏书情况，陆心源亦了如指掌：“黄寿臣制府有书，大抵得自厂肆，四库底本最多”“宋元刻则绝无仅有矣”[3]。其时黄宗汉也已过世，陆心源当从其后人处了解，甚或径从杨浚得知黄氏藏书情况。杨浚原籍晋江，且常年往返于闽南，以致陆心源“亦曾托杨中翰借抄数种”[3]。

2 购书

陆心源不惜改变归隐田园的初衷，再次出山，远仕闽中，是为搜罗陈氏带经堂稀见秘籍。待访三十六种，仅得其三，最终共得陈氏旧藏数十种。这数十种珍本，细目已难查考。《皕宋楼藏书志》著录“《艾轩先生文集》九卷附录一卷”，并在条下注“陈兰邻旧藏”② ，即其一。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数十种陈氏旧藏并非全部直接购自陈氏后人。如上文所举张清子《周易纂注》，陆心源自言得自周星诒。《皕宋楼藏书志》著录宋金履祥《尚书注》十二卷（旧抄本，秦文恭旧藏） ③，实际也是由周星诒得之陈氏，同治十三年（1874年）让予陆心源者。国家图书馆藏陆心源十万卷楼抄本《书经金氏注》[9]，后有周星诒跋，详述原委。其中有“原本归陆氏”云云，“原本”即指秦蕙田、陈徵芝旧藏本，“陆氏”即陆心源。

陆心源从陈氏购买书籍的详情，虽难考知，但周星诒于所购得的陈氏书后多撰有题跋，间及购书款目、议价详情，可为参照。如：清抄本《云烟过眼录》一卷，“以白金十两购之福州带经堂陈氏”[10];又如明抄本《北堂书钞》 一百六十卷，“初索价白金千五百两，录复本亦须费二百四十两”“以兼金七百成议”[10]。依照此等比例，仅在陈氏带经堂一家，陆心源即所费不赀。

此外，陆心源在福建其他购书情实，与人书札中有言：

源以六百两与杨中翰，易书六百册，皆谢、徐二家旧藏。宋刻则蜀大字《左传》 而已。郭、李所藏，未获寓目。董乃寒士，亦购其十余种。刘则登楼一观，宋元刻亦有数种。记有影宋精抄《蔡忠惠集》，远胜《四库》所收，惜未借抄耳。陈左海先生家，书亦曾往观，无宋元刻，惟闽人著述其存者皆抄，今亦曾购其十余种也。[3]

陆心源以六百两白银从杨浚处所购得六百册的谢肇淛、徐熥、徐    兄弟旧藏，书札仅列举宋蜀刻本《左传》一种，其余细目不详。根据陆氏藏书目录、题跋、藏书志所载，确凿出自杨氏者。另有明小草斋影宋抄本《演山先生文集》六十卷，“此书本谢在杭所抄，入本朝归周亮工，后又歸李鹿山，余则得之杨雪沧中翰”[11]。粗略翻检《皕宋楼藏书志》 《仪顾堂题跋》 《静嘉堂秘籍志》，结合相关史料稽考，确属谢、徐二家旧藏，有：

“《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宋刊蜀大字本）”，《皕宋楼藏书志》卷八著录。按，据书札可知，是书购自杨浚。《仪顾堂集》卷十六有《北宋蜀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跋》，不及藏本递藏情况。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宋刊本，谢在杭旧藏）”，《皕宋楼藏书志》卷十六著录。据书札言，得自杨浚之徐、谢二家宋刻，仅蜀本《左传》，此本或从其他藏书处得来？

“《晏子》八卷（元刊本，明徐幔亭旧藏）”，《皕宋楼藏书志》卷二十六著录，《仪顾堂续跋》卷十有跋。按，有徐熥跋，徐熥、徐     、郑杰藏印。

“《重刻革象新书》二卷（明初刊本，徐兴公旧藏）”，《皕宋楼藏书志》卷四十八著录。按，有徐    跋，徐     藏印。

“《品茶要录》 一卷（明刊本）”，《皕宋楼藏书志》卷五十三著录。按，有徐     跋。

“《宣和北苑贡茶录》一卷（明刊本）”，《皕宋楼藏书志》卷五十三著录。按，有徐     跋。

“《北苑别录》一卷（明刊本）”，《皕宋楼藏书志》卷五十三著录。按，有徐    跋。

“《考古图》十卷（元刊本）”，《皕宋楼藏书志》卷五十三著录。按，有徐熥跋。《仪顾堂续跋》卷十《原椠考古图跋》，未及递藏情况。

“《鬼谷子》三卷（明抄本，谢在杭旧藏）”，《皕宋楼藏书志》卷五十五著录。

“《寓简》 十卷（旧钞本 ） ”，《皕宋楼藏书志》卷五十七著录，言“板心有‘小草斋钞本五字”，有谢肇淛藏印。《静嘉堂秘籍志》卷二十八按语则言“此板无‘小草斋云云”。

“《艺文类聚》一百卷（元宗文堂刊本，徐兴公旧藏）”，《皕宋楼藏书志》卷五十九著录，《仪顾堂续跋》卷十有跋。按，有徐      、李馥、郑杰、刘永松诸家藏印。

“《蔡中郎文集》十卷《外传》一卷（明覆兰雪堂活字本，徐兴公旧藏）”，《皕宋楼藏书志》六十七著录。

“《陈思王集》十卷（明刊本，徐兴公旧藏）”，《皕宋楼藏书志》六十七著录。

“《谢宣城集》五卷（明仿宋本）”，《皕宋楼藏书志》卷六十七著录。按，根据《静嘉堂秘籍志》卷三十一著录，此系徐氏红雨楼旧藏。

“《岑嘉州诗集》七卷（明正德刊本，谢在杭旧藏）”，《皕宋楼藏书志》六十八著录。按，《仪顾堂题跋》卷十作徐氏家藏。有徐氏藏书印。

“《陈子昂文集》十卷（明嘉靖刊本，徐兴公旧藏）”，《皕宋楼藏书志》六十八著录。 按，有徐      藏印。

“《甫里先生集》二十卷（明刊本，徐兴公旧藏）”，《皕宋楼藏书志》七十一著录。按，有徐     跋，徐      藏印。

“《东莱吕太史外集》四卷（宋刊本，杨文敏公旧藏）”，《皕宋楼藏书志》八十五著录。按，有杨荣、徐     、蒋玢藏印。

“《桧亭稿》九卷（元刊本，明徐兴公旧藏）”，《皕宋楼藏书志》一百一著录，《仪顾堂续跋》卷十三有跋。按，有徐      题署，徐     、萨宏藏印。

“《鹤年诗集》三卷（元刊本，徐兴公旧藏）”，《皕宋楼藏书志》一百六著录，《仪顾堂续跋》卷十三有跋。按，有徐跋，高惟一、徐      藏印。

“《九灵山房集》三十卷（明刊本，徐兴公旧藏）”，《皕宋楼藏书志》卷一百八著录，《仪顾堂续跋》卷十三有跋。按，有徐      、郑杰藏印。

以上所辑谢、徐二家旧藏本共22种① ，但没有证据显示均出自杨浚冠悔堂。其中《陈思王集》有周星诒跋，内言“癸酉子月廿五日，借仪顾夫子藏本，校所蓄天启椠本讫”云云，可能是周氏得之陈氏带经堂，而后归陆心源者。又如：元宗文堂刊本《艺文类聚》，有刘永松藏印“侯官刘筠川艺文金石记”;明仿宋刻本《谢宣城集》，有“臣刘永松”“闽山刘氏珍藏”诸印。陆心源曾观访刘齐昂家藏书，不及购书事实。但陆氏藏书中，这两种的旧藏主刘永松即是刘齐昂叔父，不能不怀疑二书即购自刘家，而非杨浚处。即使这十几种均出自杨浚旧藏，似乎也远远不及六百册之数。如能一一目验原始，或许有更多的线索可供参考判断。

陆心源从董敬箴家及陈寿祺后人处各购得十余种，目录则不详。郭柏苍、李端家藏，不曾寓目，购买亦无从说起。

此外，陆心源曾于《重刊注陆宣公奏议序》言：“余管鹾闽中，从故家得先《宣公奏议注》十五卷，乃至正甲午翠岩精舍刊本。”[12]73故家为谁，则不得而知。

3 借书

藏书有几大难处，如标的不可遇，尽管上下求索，而终是茫然无得;又如可遇而不可得，因旧藏主人不肯出让，或索价过高而望洋兴叹。这种情况下，藏书家们往往退而求其次，想尽办法借阅，或借抄，以寓目或录副保存来满足自己的嗜好。古今中外藏书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陆心源在闽中访书过程中，曾有几次借书经历。如上所述，曾经通过杨浚从黄宗汉后人借抄数种，其中有元释大圭《梦观集》一种。《仪顾堂题跋》卷十三载：

《梦观集》五卷，元释大圭撰，抄本。是书本二十四卷，首语录三卷，次诗六卷，次杂文十五卷。四库馆臣惟取其诗，以卷四为卷一，卷五為卷二，卷六为卷三，卷七为卷四，卷八、卷九为卷五，编为五卷著于录，余皆斥而不收。同治十二年，奉旨赴闽，从晋江黄制军处借得翰林院底本，命小胥影写副本，卷第则改从阁本焉。

释大圭《梦观集》初刻于元末明初，已佚。明崇祯间，法嗣释道昉等重刻，凡二十四卷：《梦法》一卷，《梦偈》一卷，《梦事》一卷，诗六卷，文十五卷。乾隆间四库馆臣因“所谓《梦法》 《梦偈》《梦事》者，皆宗门语录，不当列之集中。其杂文亦多青词、疏引，不出释氏之本色，皆无可取”，因而“删除其《梦法》等卷，并删除其杂文，惟录古今体诗，编为五卷”[13]。从此之后，二十四卷本不复可见，世人唯知五卷本《梦观集》而已。故而陆心源一知黄氏有翰林院底本，遂托杨浚辗转借来抄存，但囿于《四库全书》本五卷之数，卷第则从改。其余几种虽不知具体为何书，但以陆心源的见闻之广与收藏之富，必定也是稀见之本。

陆心源从杨浚处购买六百册之外，又曾多次从杨氏借书。如《仪顾堂集》卷十七《旧钞三山志跋》载：“此书从宋本传钞，尚存四十卷旧式。近从闽中杨雪沧侍读借得明万历刊四十二卷本，对校一过。”又如《仪顾堂题跋》卷六《宋刊明补本贾子新书跋》言：“正德十年吉藩又据陆本重刊于江西，余官闽时从杨雪沧中翰借校典此本。”陆心源两次从杨浚处借书，都是为了校对自己所藏旧本。于此可见，陆心源苦心孤诣搜罗众本，并不是单纯为了满足收藏的嗜好，而是在这基础上，开展精深的校书活动。

4 结语

笔者从访书、购书、借书三个方面，介绍了同治十一年至十三年间（1872—1874年）陆心源在闽期间藏书事迹的大致情况。这一段时间在陆心源数十年的藏书生涯中是短暂的，却也是他一生的缩影。事后他在给施补华的信中说到：“在闽两年，却值内外多事，几于衡石量书，不遑暇食。自问上不负国，下不负民，中不负所学”[12]57，主要是对自己官吏身份的自我评价。通过勾稽史料，铺陈大略，我们还原出陆心源在闽期间，于日不暇食的繁忙政务之余，如何坚守藏书家、学者身份，比“自问上不负国，下不负民，中不负所学”的自我肯定来说，尤显得血肉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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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翠霞 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福建福州，350000。

陈旭东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副教授。 福建福州，350007。

（收稿日期：2020-07-09 编校：曹晓文，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