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思雨
直播带货发轫于2016年,兴起于2018年,发展于2019年,破圈于2020年①。但细细看来,直播带货并不是一种全新的产物,它更像是以往一些经济尝试的升级,例如在直播带货中我们经常能够找到传统电商和电视购物的影子,但相比以往的两种模式,直播带货依托5G、VR技术②和便捷可带的智能终端,在及时性、互动性、立体性、代入性、沉浸性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水平,极大地满足了受众的消费体验,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当前的经济形式,增加了经济发展的弹性和空间。但由于直播带货的发展尚未成熟,相关规制和管理还未完善,仍存在许多监管漏洞,不利于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和整个媒介场域的和谐。因而,对直播带货的正负效应进行理性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直播带货最初开始于淘宝平台,随后被其他平台纷纷效仿。2019年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为这种营销方式的出圈提供了社会条件。由于疫情原因,线下交易和人员流动无法正常进行,经济活动被迫停滞。而直播带货减少了线下接触,避免了病毒的传播,助力了复工复产,也满足了公众的消费和情感需求。
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下,直播带货这一单纯的经济新形式被赋予了极具正能量的民族使命。官方媒体、政务媒体纷纷与其联姻,为其正名和背书,涌现出了一批“头部主播”“网红县长”,为受疫情影响的产品找到销路。至此,直播带货成为一种现象级的媒介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