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禁食野生动物法制应当引入风险预防原则

□ 杨书雅

我国野生动物食用规制法律体系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逐渐成型，而禁食野生动物的现实需求一直到2020年初才达到巅峰，以至于立法必须采取行动推翻例行模式。以往的立法思路，忽视了普通野生动物利用过程中可能会导致的生物安全危险，也忽视了普通野生动物对于维持生态整体稳定的重要性，以至重视经济性利用胜过生态保护，给公共卫生与生物安全埋下隐患。在后疫情时代，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反思，真正把风险预防原则引入禁食野生动物法制体系并细化到具体制度。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颁布之前，我国的立法态度一直是，严格禁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条件地允许食用普通野生动物。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仅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下简称“三有”动物）构建了较为完善的保护制度，但对普通野生动物依旧以“利用”为导向，没有排除食用。实际上，还是把野生动物经济价值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是其生态价值。除了立法态度导致的目标对象未能全涵盖，我国目前的规制手段还存在不对称的现象。规制重心是供给的前端控制，主要通过核发各类行政许可来审核进入野生动物供应市场的主体，包括人工繁殖与猎捕，而对于需求侧的终端管制力度相对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