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国化视角下《春香传》对《西厢记》的接受与改编

汤可

内容摘要：《春香传》是朝鲜古典小说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作品，是韩国三大古典名著之一;《西厢记》是元杂剧的“压卷”之作，代表了同类题材作品的最高水平。作为才子佳人文学作品的典范，二者在主题思想、人物语言和叙事手法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本文以文学他国化理论为基础，拟通过《春香传》和《西厢记》间的对比，分析《春香传》对《西厢记》的接受与发展，及其在接受和发展过程中过程中所突显的创新性。

关键词：西厢记 春香传 文学他国化 改编

《西厢记》是王实甫①代表作，同时也是才子佳人文学作品的典范。其故事原型最早见于唐代作家元稹所作传奇小说《会真记》，后经董解元改编为《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同题材作品中流传最广、最受欢迎的作品，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全书5本21折，每本之前还有楔子，结局由《会真记》中莺莺惨遭抛弃的悲剧结局改为终归眷属的圆满结局。

韓国的古典小说《春香传》是一部别具特色的“盘索里”（pan-so-ri）作品，是朝鲜文学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世代累积型作品。它由民间趣闻流传而来，历经几个朝代，被改编为多种版本，加之融合了一些口头流传的传说，最终在今天形成了《春香传》这一文学作品。小说歌颂春香和李梦龙之间可歌可泣的爱情，同时表达了对于昏暗官场与封建等级制度的控诉与反抗，展现了朝鲜民族鲜明的民族特性。与《西厢记》不同的是，《春香传》没有确定的作者，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春香传》是在融合了一些口头流传的传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不同版本的文本内容之间存在出入。

由于古代传播方式及传播媒介的局限性，最初的《西厢记》首先是以文本形式传入古代朝鲜的。文本作为古代文学传播的最重要、最基本的途径，在现代媒介（如广播、电视、互联网等）还未出现之前，具有其他形式不可比拟的影响力。因此文本的流传和保存对于扩大作品影响力、文本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西厢记》是韩国已有记载的杂剧作品中数量最多的一部，传入时间较早，其研究具有代表性。

1.《西厢记》在朝鲜的传播概况

由于地理环境的邻近，中韩两国向来往来密切，在文学方面的交流更是极为频繁。几个世纪以来，大量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涌入朝鲜半岛，并受到朝鲜文人的推崇与喜爱，长期以来都拥有大量的读者。朝鲜文人也一直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同时由于处于东亚汉字文化圈之中，朝鲜文化与中国文化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对于跨文化传播来说十分有利。因此可以说——古代韩国的文学一直受到中国文学的滋养。

目前可考的《西厢记》传入朝鲜的最早时期约为16世纪，期间朝鲜对于《西厢记》的接受情况可在朝鲜的文集、笔记、日记和史籍中窥见一二。其传播的阶级顺序总体上为由上到下——即先为朝鲜的上层统治者所接受，后为朝鲜文人所知，并逐渐传播到平民阶层。《朝鲜王朝实录》燕山君12年（1505年）中：

“传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集》、《娇红记》、《西厢记》等，令谢恩使贸来。[1]”

李圭景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中亦提到：

“我英庙乙未，永城副尉申使首译李谌贸来一册直银一两，凡二十册版刻精巧《西厢记》、《吴郡都穆》、《南濠诗话》、《近訔北词》、以《西厢记》为首……[2]”

这表明，《西厢记》在1505年左右已由出使中国的外交使节购得并传入韩国;到18世纪、英祖51年（1775），《西厢记》等作品已在朝鲜的统治阶层受到广泛欢迎，同时许多文人也接触到了《西厢记》，并对其文体及写作手法给予了较高评价;19世纪初期，《西厢记》在朝鲜的平民阶层广泛传播，成为许多有情男女寄托情感的载体。

明清时代的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在小说、戏剧文学的评论方面具有卓越的影响力，其评点之作自然也在朝鲜半岛得到广泛传播。《弘斋全书（第163卷）》中，就出现了金圣叹文学评点：“近日嗜杂书者，以水浒传似史记，西厢记似毛诗。[3]”这是朝鲜王朝第22代国王正祖所言，说明当时朝鲜的统治阶层已经接触到金圣叹的文学评论，可见金圣叹文学评点传入韩国之早;《西厢记》的韩文译本多以金圣叹的批本为底本，都采用汉语部分原文，如《注解西厢记》、彝叙堂刻本《西厢记》和《第六才子书》都选择直接照搬汉语原本的科白，直译曲牌和唱曲;《待月西厢记》的序文亦沿用了汉语原文。

韩文译本的《西厢记》共有10种，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是《阮堂金正喜谚解本》选译本②（1811），随后是《后叹先生订正注解西厢记》③、《注解西厢记》④（1904）、《批注西厢记》⑤（1906）、木版本《西厢记》（1909）、《待月西厢记》⑥（1913），《西厢记谚解》⑦（1914）、《悬吐注解西厢记》⑧（1916）以及《悬吐注解西厢记》⑨（1919），此外还有彝叙堂刻本《西厢记》、《西厢记》写本、《西厢记双文传》写本、《第六才子书》写本和《西厢记》刻本皆未注作者姓名。值得一提的是，韩文译本的大量出现，对于《西厢记》在朝鲜平民阶层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现存于韩国的中文版的《西厢记》的数量也较可观，主要有《满汉西厢记》（1710）、《合订西厢记文机活趣全解》（1887）等30余种版本。汉、韩两种译本的大量存在说明其流传之广泛，已真正地进入民间，并以其非凡的魅力折服了朝鲜各阶层受众，亦说明历代朝鲜文人对其喜爱的程度之深。

2.《西厢记》对朝鲜文学的整体影响

《西厢记》对韩国文学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文学批评方面。《西厢记》传入朝鲜之后，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方面，受到朝鲜上层统治阶层、大部分文人乃至普通民众的喜爱，称赞其写作手法奇特、文辞优美、寓意深刻，持有积极的评价;另一方面，一些文人也持否定态度，认为《西厢记》词藻浮夸、淫词艳语、毁人心智。尽管褒贬不一，我们仍旧不能否定《西厢记》的艺术价值，其高超的写作手法、情节构造以及人物刻画艺术引起了朝鲜半岛文人的广泛推崇。尽管当时朝鲜本土有面具舞剧、木偶舞剧等戏剧形式，但其传承方式皆为口头传承，尚未用剧本进行记录，不利于文学作品的传承，有可能在流传过程中出现遗失或改变。

其次，受《西厢记》影响，朝鲜文人开始积极尝试创新文体与形式。《东厢记》作为古代朝鲜文坛出现的第一部剧本作品，就是很好的例证：从题目就可看出《西厢记》对其影响之深。在序言之中也提到：“不要追问文之为何体裁”，这说明作者已意识到该体裁与朝鲜当时已有体裁有所区别;此外，该作品用汉字作成，全文共四折，且在唱曲前出现“赏花时”、“点绛唇”等曲牌名，还有“叹科”等动作描写，各方面皆具备戏剧形式，开创了朝鲜戏剧作品的先河。但《东厢记》也存在不同之处，如：《东厢记》每一折的曲牌都不标注宫调名，曲牌数量也少于《西厢记》，且曲牌名不完全相同于《西厢记》，仅在第一折中有少量的相似，与格式严谨的元杂剧有所不同。

以此为开端，朝鲜陆续出现了《满江红》、《汉文演本春香传》、《春梦缘》等作品，尽管其间仍存在一些不同之处，但这些作品几乎都沿用了《东厢记》中的戏剧形式，表现出朝鲜文人发展本国戏剧作品的强烈愿望。然而，古朝鲜文人对于戏剧与《西厢记》的了解是不全面的，由于传播媒介的局限性，人们只能通过阅读文本后形成理解和印象，几乎没有机会观赏剧本的演出，对于唱曲、动作等没有切身的体验与感知，没有意识到科白和唱曲在作品中的作用，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西厢记》的韩文译本大多为选译本，且常常照搬汉语科白或略去唱曲了。

3.《春香传》对《西厢记》的接受与改造

所谓文学“他国化”是指 “一国文学在传播到他国过程中，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产生更为深层次的变异，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被他国所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4]113”

显然，《西厢记》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代表作品，不仅包含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也反映了元代社会的整体面貌。其文化底蕴及写作手法在传播过程中，经各国文学家的译介后为朝鲜人民所接受。《春香传》正是朝鲜文人在充分学习和接受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后，通过自身的理解、同时结合本国民族文化特点后形成的一部文学作品。

《春香传》不仅仅是对《西厢记》的简单接受与模仿，而是在接受的同时，有着自身的发展。在充分学习、借鉴后者的基础上，前者在叙事模式、人物塑造和表演形式方面均有创新，赋予作品鲜明的民族精神，展现出朝鲜民族特有的魅力与特色。

3.1故事模式

作为才子佳人体裁作品中的典范之作，《西厢记》在人物设置、情节及结局的铺设上处处体现出才子佳人模式的鲜明特征——即才子和佳人因机缘巧合相遇，相互倾慕，但因一些外部因素无法相爱，历经磨难与阻碍后最终如愿成婚。《西厢记》中家道中落的穷书生张生与相国之女崔莺莺在普救寺偶然撞见，随后互生情愫，但两人的恋情遭到崔母的反对，二人历经孙飞虎作乱、郑恒捣鬼与崔母的阻挠等磨难，最终张生状元及第，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春香传》也明显是依照了《西厢记》男女双方“相遇——相爱——分别——考验——团聚”的模式来进行编排的，只是《春香传》将原来是穷书和相国小姐之间的爱情故事进行了置换：相国小姐变成了教坊退妓之女春香，而穷书生也变为南原府使的少爷、两班贵族李梦龙，二人相遇后双雙坠入爱河并私定终身，李梦龙为早日加官进爵以迎娶春香，赴汉阳赶考;新府使卞学道昏庸无道，贪恋权欲，欲纳春香为妾，春香誓死抵抗，便被施以酷刑并打入死牢。后李梦龙状元及弟，官封暗行御史，设计将受尽折磨的春香从狱中解救出来，二人最终如愿团聚。

基于古代中朝两国间的密切往来以及汉文化的影响，朝鲜在文化领域不断地向中国学习，还长期派遣本国留学生到中国进行交流，因此两国的文学作品中常存在诸多关联。显然《西厢记》的故事模式对朝鲜文人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才导致朝鲜相似作品的出现，因而可以说《春香传》基于才子佳人题材对于《西厢记》有一定的接受。

但《春香传》在接受过程之中并非是对《西厢记》才子佳人模式的照搬，在对女主人公春香这一人物的塑造上，《春香传》一改《西厢记》中以崔莺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女性的纤弱、多愁善感形象，转而塑造了一个不畏强暴、坚贞不屈的女性形象，凸显了当时朝鲜社会时代进步女性的观念，是对中国古代才子佳人模式的突破与发展。

3.2文本语言

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西厢记》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没有直接描述，如第一折中，作者并未直接对莺莺的外观进行描述，仅为莺莺安排了两句话和一个动作，大部分从张生视角侧面烘托莺莺形象。张生在佛殿偶遇莺莺后连唱三曲，将莺莺的外貌、妆饰、动作、声音等进行绘声绘色的描述，将莺莺含羞带嗔、婀娜娇柔的形象描写得淋漓尽致。而《春香传》中当李梦龙初次见到春香时，亦发出这样的感叹：

“曾同范蠡驾着扁舟游五湖的西施，也不可能来这儿了;曾在垓下泣听着西楚霸王项羽唱的垓下歌，与项羽生离别死的虞姬，也不可能来这儿了;辞别汉阙，走向茫茫草原，行至白龙堆，独留靑塚向黄昏的王昭君，也不可能来这儿了;曾在长信宫中泣吟白头吟的班婕妤，也不可能来这儿了;曾在昭阳殿里得到汉成帝宠信，身轻能作掌上舞的赵飞燕，也不可能来这儿了自然，更别提洛水宓妃巫山神女了！[5]20”

这段话没有直接描写春香的容貌，但通过与古代文学作品中因貌美闻名的女性相比，反而更加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为读者提供足够的想象空间。可以看出，《春香传》吸收了《西厢记》中间接描写的方式来展现人物的形象与特征。

此外，作为典型的说唱文学，《西厢记》中存在着大量古诗词的引用，《春香传》也对这一特点进行了充分的接受，这部不足百页的小说中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引用大体可分为直接引用和借鉴改编两种情况。一，直接引用大量中国古代文学的诗句、典故和历史人物，如《送元二使安西》中“西出阳关无故人”，《相和歌辞·采莲归》中“征客关山路几重”等，被借以塑造人物、表达思想、写景抒情，起到增强艺术效果的作用;第二，借鉴改编，如“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改编自《行路难》，“身居深闺，如何艳名远扬”借鉴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等。通过中国古诗、典故来塑造人物性格、写景抒情、叙事咏物，既推进了故事情节，也使得作品具有了极高的艺术价值。

3.3表演形式

《西厢记》中把元杂剧一人说唱的表演形式改为多角色表演，5本21折连演，删减了诸宫调中繁冗、不合理的情节，使主题更突出，情节安排更精巧、紧凑。

《春香传》中则是运用了具有朝鲜民族特色的盘索里形式进行表演，所谓“盘索里”（pan-so-ri）是指一名演唱者和一名鼓手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一种艺术形式，“盘”即表演者和鼓手所在的舞台，“索里”即表演者演唱的内容。表演者在鼓点中以演唱和对话形式进行表演，一人扮演多个人物，这是一种能体现韩国传统“一人剧”的表演形式。它产生于朝鲜的民谣，受歌曲、歌词和格律诗的影响发展起来。作为一种说唱型艺术形态，盘索里与形式严格的元杂剧不同，可以适当地进行临场发挥，这就意味着表演者在表演时可以在基本遵循剧本的基础上即兴穿插一些小故事或者改变一些细节，因此盘索里表演的故事情节随着场次的变化会产生细微变化，体现出韩国传统艺术中自由、即兴的特点。此外从演唱方式来看，盘索里通过说、唱、喊等方法，使用技巧音，形成多种风格的音色，结合击鼓者随着剧情的进行即兴穿插的“叹声”，即在演出时加上如“啊呀”、“是啊”等感叹词，激发表演者的情绪，与表演者形成互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这种方式也能使观众最大程度地融入表演之中，调动气氛。

4.影响文本接受的因素

4.1社会环境的相似

《西厢记》作为世代流转型小说，故事历经几代作家的改写，至元代时以王实甫的《西厢记》定型，取得了其他版本作品都没有的地位，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元代社会的最明显特征，在于元代是历史上首个以蒙古贵族为核心的统治阶级掌管国家政权，统治全国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在同一国家，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加深;然而元朝统治者奉行高压政策，还将人民分为4个等第，以法律形式确立对不同等级人的对待方式，造成了民族关系紧张，汉族人民深受压迫——尤其是汉族文人地位更是十分低微，这使得他们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开始更加贴近，不少汉族文人转为“书会才人”，开始尝试戏剧创作和演出，人民群众丰富的生活经历成为他们创作的最佳素材，原本口口相传的粗糙故事得到了润色和加工。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春香传》得以以说唱文学形式定型，当时正值李朝第21代王英祖（1724-1779）和第22代王正宗（1996-1800）时期，封建统治阶级昏庸无能，穷奢极侈，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怨声四起;同一时期，实学派思潮兴起，实学家们对于封建制度大为抨击，因此时有起义反抗事件发生，加速了李氏王朝的消亡。实学派的发展使得朝鲜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起来，《春香传》正是实学派思潮发展所带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繁荣的结晶，亦是这一时期人民生活与斗争的真实写照。它不仅讲述了两班贵族李梦龙和退妓之女春香的爱情故事，其中李梦龙智斗卞学道的故事亦是实学派揭露社会问题和矛盾、反对身份等级制度、揭露李朝昏暗官场的一面镜子，它寄托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与感情的向往，表达了人民对于封建等级制度的不满和反抗。

中韩两国在当时都处于封建时期，森严的等级观念与封建礼教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封建婚姻制度也常常成为阻碍有情男女的壁垒，造成了很多悲剧。人们虽然无可奈何迫不得已地接受，但也始终深信通过斗争就能够出现转机。因此《春香传》与《西厢记》表达了广大人民希望冲破封建制度的桎梏，实现自由恋爱的美好愿望。

4.2民族心理的差异

作为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两位东方女性，如果说莺莺是上流社会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杰出代表，那么春香则为下层社会女性反抗封建门第制度的典范。她们向往的自由恋爱与封建礼教产生激烈的冲突，使得她们在追求自由爱情的过程中充满艰辛。

《西厢记》中贵为相府千金的崔莺莺几乎具备了所有中国古代女性的性格特点：含蓄婉约、逆来顺受，因此即使她与张生初次见面时也倾心于对方，却羞于表达心迹，仅仅眉目传情;后张生因思成疾，莹莹心生牵挂，差使红娘去探病，可当她看到张生的的书信，又装作恼怒，假意说叫张生“下次休是这般”，实际上回信中与张生相约私会。张生如约前往，莺莺再次变卦，将张生数落一番后愤然离场。莺莺也喜欢张生，但在表达感情时半遮半掩，叫人琢磨不透，这无疑是对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状态的深刻反映。

《春香传》中的春香，“知书达礼，针黹超群，文才出衆，才德双全[5]”，身为退伎之女，却不卑不亢，敢爱敢恨，不为金钱强权所动。因此当李梦龙愿与她共结连理之时，尽管最初在意自己的出身，但在二人两情相悦后，她便勇敢地抛开门第之见，与梦龙私定终身。与崔莺莺相比，春香与封建恶势力抗争的时候更加勇敢。在卞学道欲强娶自己为妾时，春香敢于怒斥其作为官使强取豪夺的丑恶行径，大胆质问“强夺有夫之妇的人何以无罪？”，并以“忠臣不事二君， 烈女不嫁二夫[5]”断然拒绝卞学道，这样的胆量与气魄，是身为大家闺秀、受封建制度压迫的莺莺不具备的。

《春香传》中提到的“烈女”指为了丈夫倾尽所有努力和心血的女子。在小说结局，春香因忠贞守节被封为“贞烈夫人”，肃宗大王还为其树立了一座“烈女门”。在朝鲜王朝时代，这是对失去丈夫、独自坚强生活的女性的高度褒奖。在当时，中国儒家思想在朝鲜的社会规范中也占據着重要的地位，朝鲜王朝后期，儒教的“三纲五常”被朝鲜奉为最高的原则和秩序，其中的“烈”指夫妻之间，妻子应全心全力地辅佐、帮助丈夫，只信任自己的丈夫。朝鲜王朝甚至还以法律来规范妻子的行为，成宗16年的《经国大典》中明确规定了丈夫死后独自生活的女性如再次结婚，其子孙后代就不能走上仕途。因此《春香传》中，春香以“烈女不嫁二夫”拒绝卞学道的要求，不仅出于对李梦龙的爱情，更是对于国家法度的坚守。

文学作品中东方女性的性格素来是含蓄、克制的，不像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那样直率、大胆直接地表达情感。但比起崔莺莺的内敛，春香显然更为勇敢，崔莺莺则体现出传统东方女性的特点。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民族鲜明的性格特质与审美情趣。

5.结语

《西厢记》作为元杂剧中璀璨的代表，承载着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不仅做到了“走出去”，还真正实现了“走进去”。其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无疑是成功的、有价值的。《春香传》通过对春香坚贞不屈、大胆追爱的烈女形象的描绘和赞扬，反映出韩国文学对《西厢记》和元杂剧进行创造性吸收和转化，并创造出了富有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化。这为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提出了建设性建议：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又要遵循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文化交往原则，使得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绽放异彩。

注 释

①王实甫：名德信，约与关汉卿同时，乃金末元初文采风流、才华横溢的剧作家。

②现传本中较早的谚解本，据李家源考证，为1811年。

③抄本，有1885年文汉命序。

④丁九燮著，1904年，博文社，选译本。

⑤吴台焕编，1906年，博文社刊印本，悬吐谚解，有汉文注释。

⑥朴建会译，1913年，京城朝鲜书馆刊，全译本。

⑦高裕相译，1914年，汇东书馆。

⑧1916年，朝鲜图书株式会社。

⑨李敬庵译，唯一书馆，汉文本。

参考文献

[1]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M].1984，卷36.

[2]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7）[M].首尔：东国文化社，1969.

[3]（朝）正祖（李算）.弘斋全书[M].（韩）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

[4]曹顺庆.文学理论他国化研究[J].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2018，2（02）.

[5]柳应九.春香传[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教育出版社，2010.

[6]（元）王实甫，西厢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韩）金镇英，曹有奭.春香传与韩国文化[M].刘静，黄吉怡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8]郭亚文，张清菡.《西厢记》非英语译本在海外的译介和传播[J].四川戏剧，2019，（02）：150-154.

[9]郭育衡.中國古代文学史简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0]高奈延.《西厢记》和《东厢记》的内容与结构比较[J].文学与文化，2012，（04）：9-15.

[11]吴秀卿.中国戏曲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J].戏曲研究，2009，（03）：182-198.

[12]徐朔方.《春香传》和中国文学[C].韩国研究（第七辑）：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2004：11-13.

[13]韩梅.《西厢记》对韩国文学的影响[J].理论学刊，2002，（06）：106-108.

[14]杨乃晨.《春香传》是一枝传播与发展中国文化的娇艳之花[J].东疆学刊，1991，（01）：53-58.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