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第三次開放

鄭永年

我們經歷了非常複雜的2020年，對2021年有了新的期望。2021年是十四五年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我們的“第一個百年”，即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這會是我們國家發展的一個新起點。我們今天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把握著這個新時代的機遇。中歐投資協定無疑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協定，預示著中國的第三次開放。

近代中國的兩次開放

近代以來，我們已經經歷了兩次開放。第一次開放發生在鴉片戰爭之後，是英國的軍艦和西方列強強迫打開了我們的國門。第一次開放是被迫的開放。正因如此，國家面臨生死存亡危機。在之後漫長的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各行各業的中國精英走上了拯救國家和生存的道路。最終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找到了成功的道路，在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人們說，毛澤東這一代中國共產黨人解決了“挨打”的問題。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們開始了第二次開放。這是一次主動的開放。20世紀80年代，我們得出的教訓是“封閉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因此，我們主動打開國門，請外國資本進來。正因為是主動開放，我們緊緊抓住了全球化所帶來的每一次機遇。

在過去的40多年中，我們取得了巨大建設成就，從一個鄧小平先生所說的“貧窮社會主義”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從80年代初的300美元左右提高到今天的超過10，000美元。我們今天擁有4億中產。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在40年裡促成了8億多人口脫離貧困。在過去的9年裡，就促成了1億多人口脫離貧困。同樣不可忽視的是，今天中國是最大的貿易國。

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這些都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所以，人們說，鄧小平這一代中國共產黨人解決了“挨餓”的問題。

第三次開放：單邊開放

開放不僅不可怕，而且促成了我們制度的進步。20世紀90年代，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我們為了“接軌”，修改和修訂了無數國內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和世界接軌。儘管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對我們產生了影響，但我們本身不僅沒有發生危機，而且成為世界經濟的穩定根源。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們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

當前我們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因為我們的快速崛起，作為世界頭號強國的美國認為我們對美國構成了威脅。近年來中美關係急劇惡化，帶動著世界地緣政治的大變化。特朗普政府不僅自己和中國搞對立，而且宣稱要組成“世界隊”來對付“中國隊”，做著和中國全面冷戰的準備。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怎麼辦？我個人認為我們今天正處於第三次開放的前夜。第三次開放不僅僅是主動的開放，更會是在很多領域的單邊開放。也就是說，即使美國的強硬派圍堵我們，封鎖我們，我們也要向美西方國家開放。今天的中國，有決心和能力這樣去做。

如果中美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我們就不必避免和過於擔心競爭。中美之間的競爭是看哪一個國家更開放，而不是競爭哪一個國家更封閉。從歷史上看，哪個國家更開放，哪個國家就更能得到發展;一個國家如果變得封閉了，不管原來是多麼強大，也會最終衰落。道理很簡單。只有在開放狀態下，世界市場才會存在，生產要素才會流動到那些開放的經濟體。

2017年，當美國開始搞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時候，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論壇上宣佈中國會繼續推進全球化。之後，習近平主席多次重複和強調中國開放和推進全球化的決心。實際上，開放早已經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這一基本國策不會因為國際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就能力來說，我們也已經強大到實行單邊開放的時候。經過40多年的磨煉，我們積累了足夠的物質財富和經驗來應對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一個具有4億中產市場的經濟，其深化開放可以改變世界投資貿易的趨向。

根據美國華盛頓一家智庫（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統計，儘管過去兩年特朗普和中國搞貿易戰，但仍然有6000億美元進入中國市場。根據《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統計，去年頭10個月也有2000億美元進入中國市場。也就是說，不管美國行政當局或者任何一個西方行政當局的對華政策如何，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資本是不會放棄中國這一龐大市場的。

在實踐層面，我們最近和東盟等國家簽署了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習近平主席表示，我們對CPTPP也持開放態度。12月30日晚上，我們又和歐盟簽署了中歐投資協定，為長達7年的談判畫上一個句號。所有這些都指向著我們正在變成一個越來越開放的國家。

第三次開放

重在競爭規則制定權

不過，單邊開放是為了國家的更加強大。第三次開放的目標是什麼？我想不僅僅是傳統上投資貿易的數量和品質問題、技術升級和創新問題，更重要的是方方面面的話語權和規則問題。我們還需要解決一個挨駡的問題。只有掌握了規則制定權才會徹底改變被動挨駡的問題。

對規則制定權的競爭是今天國際競爭的核心，更是未來中美競爭的核心。這些年來，美國對中國的抱怨就是中國沒有遵守美西方確立起來的方方面面的規則。

在規則競爭方面，中國面臨著幾個重要的問題和挑戰。

第一，對現存規則的改革。中國通過“接軌”而進入世界體系，世界體系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各種規則的。不過，這些規則是美西方主導下確立的，反映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不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中國並不想在國際社會扮演一個革命家的角色，我們是改革者，提倡通過國際體系和規則的改革使得世界體系更加公正公平。

第二，如何把市場轉化成為規則。西方主導世界規則和西方的市場分不開。中國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但我們仍然沒有規則制定權。如何把我們市場的份額轉化成為規則制定權？就互聯網來說，即使歐洲國家沒有大型的互聯網企業，但也在利用其市場力量，積極制定互聯網規則，歐盟已經出臺了諸多互聯網監管法律法規，和美國、中國競爭規則權。

中國儘管擁有很多大型互聯網公司，佔了世界互聯網很大的份額，但我們的規則制定權少而又少。我們需要思考這是為什麼。

第三，主動創始和參與未來規則的制定。近年來，我們通過推進經濟區域化和全球化，在主動創始一些區域或者全球規則，例如“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銀行”等，也積累了不少經驗。下一步，我們要考量如何吸引更多的國家加入，讓更多的國家接受我們的規則。

作為大國，我們不能學習從前的西方，把自己制定的規則強加給其他國家;相反，我們在制定規則時需要充分考量到其他國家的利益和需要。

第四，如何競爭世界標準？在今天的世界，規則的背後就是標準、方方面面的標準。我們有強烈的意願參與未來標準的制定。我們已經表示對TPP持開放的態度。RCEP和TPP是兩個不同的事物：RCEP主要是傳統投資貿易關稅等，而TPP是標準。對標準的競爭更有利於我們本身技術的提升和產品品質的提高。

內循環的核心是統一國內的規則，外循環則是中國規則的國際化。

如何結合雙循環來考量規則的競爭意義重大。我個人認為，內循環的核心是統一國內的規則。中國是一個大國，地方差異很大，各地各方面的規則沒有統一起來。即使是在同一省內，各地的貿易和投資規則也不同。沒有統一的規則也就是說我們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市場;而沒有統一的市場，就很難把我們的貿易總量轉化成為規則。

近代國家比傳統國家更加強大，一個原因是前者具有統一的規則，而後者則沒有統一的規則。歐盟之所以強大也正因為有一套統一的規則。因此，我覺得我們需要通過規則的統一化來促進我們的內部大循環。統一的規則對市場經濟和法治都至關重要。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法治，而規則的統一又是法治的前提條件。

外循環則是中國規則的國際化。如上所說，中國規則的國際化絕對不是意味著中國把自己的規則強加給其他國家，而是需要中國至少從以下方面著手：第一，在和現存國際規則接軌的同時改革現存不合理的國際規則;第二，制定內部規則的時候充分考量到其他國家的利益和關切;第三，要有意識地把龐大的市場力量轉化成為規則。

如果從規則和標準的制定來看下一階段的開放，我們可以提高開放的格局。開放不再是傳統的開放，而應當是更廣、更深、更高層次的開放。通過連接內外迴圈，打通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在和國際接軌的同時實現中國規則的國際化。

我希望，第三次開放始於第十四個五年規劃，我們要從RCEP邁向TPP，從學習規則到規則制定者。到2050年，我們必將成為人們喜歡的世界最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