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转换视角下《江格尔》两俄译本比较研究
——以《江格尔》序诗为例

乌仁高娃

（新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史诗《江格尔》两个俄译本中的序诗为语料，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基础，从语言维度、文化维度、交际维度的“三维”转换视角对两个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适应性选择转换的得与失，以期为史诗《江格尔》今后的翻译及研究工作提供新视角。

一、引言

《江格尔》是蒙古族卫拉特部的英雄史诗，主要流传于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等三国卫拉特蒙古人中。史诗《江格尔》在民间口耳相传，保持活态传承，因流传时间、地点及演唱者不同而版本众多，本文选取以卡尔梅克地区江格尔奇鄂利扬·奥夫拉演唱版本为原文的两个代表性译文进行对比分析。一个是俄罗斯诗人兼翻译家利普金(С.И.Липкин)的译文①С.И.利普金俄译、В.А.法沃尔斯基绘画：《江格尔——卡尔梅克民间史诗》，卡尔梅克图书出版社，1978年。（以下简称“利译”），一个是俄罗斯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家比特克耶夫（Н.Ц.Биткеев）及奥瓦洛夫（Э.Б.Овалов）等人的合译本②H.Ц.比特克耶夫、Э.Б.奥瓦洛夫等俄译：《江格尔——卡尔梅克英雄史诗》，俄罗斯科技出版社，1990年。（以下简称“比译”）。

史诗《江格尔》常以序诗开篇，介绍故事背景及主要人物，揭示故事的主题思想，是史诗的楔子。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视角对比史诗《江格尔》两个俄译本的序诗部分，分析其整合适应选择度，旨在为史诗《江格尔》拓展研究视野，并为其再译提供参考、借鉴。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概述

生态翻译学发轫于2001 年，是由中国学者胡庚申首倡的译学研究视角，具有“生态学”和“翻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性质，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①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发展而来。“翻译生态学立足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是一种从生态视角纵观翻译的研究范式。”②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29页。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其过程是以译者为主体，通过译者的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完成。为维持原语生态和译语生态环境，译者运用不同翻译策略作出最佳适应和优化的选择，使得产出的译品能够在译入语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生存”“长存”。

译者在“适应性选择”转化过程中需要考虑多维度、多层次、多方面的因素，如词汇、句式、语篇、语用、风格、文化、美学、交际、读者需要等，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相互交织、相互联动。综合来看，“适应性选择”转化过程主要聚焦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三个维度的转换，即“三维”转换。③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14～115页。

三、《江格尔》两俄译本“三维”转换比较

生态翻译学的翻译方法基于“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原则，主要聚焦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三维”转换。史诗《江格尔》属于口承文学，不同于一般的书面文学作品，在转换跨文化信息的过程中，不仅要求保持原文的语言生态平衡，还需要有效传递其中的文化内涵和交际意图。“三维”转换往往相互交织、互联互动，并非相互独立。下面我们就两个译本的“三维”转换通过举例进行对比分析。

（一）语言维

语言维的转换主要是从语言形式上进行适应性选择。④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34～135页。英雄史诗《江格尔》结构宏伟庞大，在语言上，融汇了口头的韵语和散文形式上的精华。

作为诗人，利普金在翻译过程中十分关注史诗《江格尔》的节奏、韵律及结构特点。在“利译”的译者后记中利普金写道，起初在阅读《江格尔》时，他并未捕捉到其中的韵律，但在亲自聆听过江格尔奇的演唱后，他发现通过江格尔奇唱词时对音节的重读、诗歌的节奏和格律变得十分稳定。因此，利普金的翻译是基于“江格尔奇”演唱的音乐旋律完成的。句首韵（每个诗行的起首字母相同，也称头韵）是史诗《江格尔》韵式的显著特点，而这种韵式在俄语押韵体系中并不典型。因此，为了维持史诗《江格尔》的原文生态，使读者对卡尔梅克诗歌有所认识，利普金在译文中大量使用句首韵，同时也运用了尾韵和腹韵等韵式。⑤С.И.利普金俄译，В.А.法沃尔斯基绘画：《江格尔——卡尔梅克民间史诗》，卡尔梅克图书出版社，1978年，第366～372页。

比特克耶夫的翻译工作主要基于文学功能对等原则完成，他力求精准传达史诗的内容及艺术特点，尤其注重保留史诗的修辞特点。他对江格尔奇演唱的内容未做任何删减，采用逐字逐句的方式翻译文本，未保留原诗的韵律和韵脚，目的是为了避免诗行冗长。由于俄语与卡尔梅克语的语言特点差异较大，在翻译过程中无法保留原诗句的句法结构，因此比特克耶夫对词序进行调整，使用不同的动词来替代形动词与副动词短语，将构成圆周句的复合句拆解成简单句。①Н.Ц.比特克耶夫、Э.Б.奥瓦洛夫等俄译：《江格尔——卡尔梅克英雄史诗》，俄罗斯科技出版社，1990年，第6页。

例1：

原文： Dön orogchi nasandaan，

Dörbön ih bairin am ebdej，

Dördöng ikh Har Mangas haaniig

nomdaan oruulsan

利译： В четвёртое лето вступив，

Четырёх крепостей врата

Разрушил нойон—сирота，

Дердинг Шар-мангаса покорив.

比译： На четвёртом году，

Разрушив врата четырёх больших крепостей，

Могучего Дерденг Шара мангас-хана

подчинил своей власти.

此段诗句采用句首韵的韵式，前三句均押头韵“Dö”，描述的是江格尔刚满四岁，便冲破四大堡垒，将大黄魔杜力栋收入麾下的情景。两个译文均忠实于原文内容，但表现形式不同，“利译”为韵文体，利普金为满足诗词的格律要求，采用尾韵的抱韵形式，其中一、四句押尾韵“ив”，二、三句押尾韵“та”，每句诗有7～9个音节，句式整齐、韵律和谐、朗朗上口，为读者再现了史诗《江格尔》说唱的节奏和韵律感。“比译”为散文体，采用逐字翻译的方式，摒弃韵律，平铺直叙，语言相对朴实，缺少一些诗的节奏和韵味，但更注重原文的语言形式及意义的对等。整个序诗原文共280句诗行，“利译”共370行，“比译”共280 行，可以看出“利译”有过度创作的嫌疑，他对原文的内容或增或减，改变了原作的面貌。因此，从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程度来看，两译本各有优缺。

（二）文化维

作为百科书式的巨作，史诗《江格尔》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艺术风格，它全方位地展现了传统卫拉特蒙古族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生活图景等。

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由于蒙古语和俄语的文化生态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为了正确传达原文的内涵，除了注重语言维的转换外，还需要适应蒙古族的文化生态，要关注文化内涵的传递，这就是“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②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35～137页。

例2：

原文： Aranzal Zeerdiin üree tsagt

利译： Аранзалу-его коню-было в то время только два

比译： когда был трёхлеткой его[конь]аранзал Зэрде

此句中“Aranzal Zeerd”指的是江格尔的坐骑——阿兰扎尔，是其生死相托的战斗伙伴。“üree”一词指的是马的年龄，利普金将此句译为“当他的马——阿兰扎尔只有2岁时”（笔者译）；“比译”为：“当他的（马）赤焰阿兰扎尔3岁时”（笔者译）。显然，两个译文在马的年龄上出现了分歧。

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自古以来对马有着特殊的情感，故而蒙古语中有关马的语汇十分丰富。蒙古族对马的年龄的描述不用数字表示，而是用其他称谓来表示。在蒙古语中马的总称是aduu，两岁的马称daagan，其中公的称er daagan，母的称küüken daagan；三岁的公马称üree，母马称baidsan。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有关马的年龄称谓均为卫拉特部蒙古语，其他蒙古族部落的相关表述有所不同。由此分析，利普金可能是由于未考虑到卫拉特部蒙古语及其他蒙古族方言的差异，在原文解读过程中出现偏差，从而导致在适应性选择转换过程中出现了误译。

例3：

原文： Naran garah üd hoyriin hoorond baidag

利译： Меж Востоком и Югом ханство его

比译： Жившего между восходом солнца и полуднем

此句描述的是江格尔的夫人阿盖公主的家的方位。“利译”采用意译的翻译策略，将此句译为“他的汗国位于东南方”，为读者减少了潜在的阅读障碍，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是高度依归于译语翻译生态环境的处理结果。“比译”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将此句译为“生活在初升太阳和中午太阳之间”，这种方位表示法对于不熟悉蒙古民族文化的读者来说是相对陌生的，可能会使读者产生理解障碍，因此译者在书后对此句加注说明：“即东南方。古时卡尔梅克人（蒙古人）观察太阳在天空中的运动轨迹，根据光照的方向来确定方位。”①Н.Ц.比特克耶夫、Э.Б.奥瓦洛夫等俄译：《江格尔——卡尔梅克英雄史诗》，俄罗斯科技出版社，1990年，第453页。以此消除跨文化所造成的潜在理解障碍，可以说是最大化地保持了原语生态。笔者认为，两位译者的翻译方法均有可取之处，可谓利弊并存。

（三）交际维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主要关注的是“原语系统里作者的总体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以及原文语言、文化形式、文化内涵的交际意图是否传递给了译文读者。”②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37～139页。史诗《江格尔》中具有丰富的特性修饰语，与出场人物紧密结合，用以描述人或事物的特征。如朝戈金所说，史诗中的各类人物，无论是出场频繁的主要人物，还是偶然登台的次要人物均以这种方式引出，是史诗中的“固定单元”，结构稳定，是具有程式特点的人物姓名单元。这些姓名“还有着某种与意象和形象相关的特点，有着口承文化社会所具有的将任何事物都具体化、具象化的倾向”③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这些看似普通的修饰语，都蕴含着作者深刻的交际意图，两位译者对特性修饰语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

例4：

原文： Hüngke-yin Altan Cheeji

利译： Алтан Цеджи

比译： ясновидец Алтан Чэджи

例4中Hüngke-yin Altan Cheeji指的是胡恩格·阿拉谭策吉，他是《江格尔》中年龄最长的英雄，足智多谋，洞察世事，是出色的预言家。“利译”将特性修饰语Hüngke省去，采用直译的转换手法，将其名音译为“Алтан Цеджи”，没有将该人物的特点体现出来，缺失了作者原本的交际目的；“比译”将Hüngke意译为“ясновидец”（有预见的人），将其名音译为“Алтан Чэджи”，向读者展示了该人物“未卜先知”的能力，可谓较好地传达了作者的交际意图。

例5：

原文： Arban zurgaatai[aagai]shabdal

利译： Шестнадцатилетняя жена.

比译： Шестнадцатилетней ага*Шавдал

例5指的是永远像16岁的少女的阿盖·莎布德拉，她是东南方诺敏·特古斯可汗的女儿，是江格尔的夫人。利普金将该句译为“Шестнадцатилетняя жена”（十六岁的妻子），忽略其姓名。笔者猜测利普金是出于阿盖公主是江格尔在征服她父亲时所获的战利品的考虑，想从侧面体现当时社会体制中女性社会地位较低，是男性财产的一部分，姓名似乎不重要，故采取这种处理方式，但笔者认为译者应当忠实于原文，不应随意删减原文的信息量。“比译”采取直译加文外注释的方式，对“aagai”进行了解释：“贵族的女儿或妻子”①Н.Ц.比特克耶夫，Э.Б.奥瓦洛夫等俄译：《江格尔——卡尔梅克英雄史诗》，俄罗期科技出版社，1990年，第460页。，明确了该词的内涵，向读者交代了该人物的身份。

例6：

原文： Dogxin Har Sanal

利译： Темноволосый Строгий Санал

比译： Санал Смуглолицый Строгий

例6 指的是性格暴烈的哈尔·萨纳拉，他聪明、英勇，意志坚强，文武兼备。“har”在蒙古语中指“黑色的”，利普金将其译为“темноволосый”（黑发的），比克特耶夫将其译为“смуглолицый”（面孔黝黑的），其实此处姓名“har sanal”在蒙古语中意思是“黑的心肠”，无关肤色与发色，可以说两位译者均未能完全理解原文的蕴含意义。笔者认为，将“har”一词音译为“хар”即可，但需要多加关注的是形容该人物特征的特定修饰语“dogxin”，该词在蒙古语中是多义词，有“残酷的；脾气暴躁的；凶猛的（未驯服的马）；烈的（酒）”等意义，两位译者均将该词译为“строгий”（严格的；严厉的；严格遵循……的；端庄的），未完全将该人物在战场中残酷、暴烈的性格特点表现出来，换言之，在传达作者的交际意图方面表现欠佳。

四、结论

本文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从“三维”转换视角对史诗《江格尔》序诗的两个俄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两位译者出于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为了适应不同的翻译目的和读者对象，他们在适应性转换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在语言维度，“利译”流畅圆润，节奏感强，但对原文的信息量有增有减，文本的语言生态有些失衡；“比译”更忠实于原文，词义基本准确，尽量保持和传达原文的写作风格和结构，美中不足的是缺少音乐感。在文化维度，“利译”更倾向于“依归”译语生态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照顾到译语读者语言阅读和欣赏习惯；“比译”倾向于“依归”原语生态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保留和传达了大量文化意象。在交际维度，《江格尔》作为口传史诗，常通过说唱、弹唱等形式呈现，节奏轻快，韵律鲜明，经过文字记录并转换后，便失去了这种音乐性质的交际意义。“利译”运用文字的韵律、节律，弥补了部分遗憾，使读者产生了史诗说唱的听觉效果，但他对部分特性修饰语进行删减，不仅未能体现人物性格特征，也破坏了史诗的程式化结构，未能全面展现原语作者的交际意图；“比译”通过文内、文外加注等方式，将作者的交际意图清晰地传递给译文读者，但由于注释较多，有时会影响阅读的连贯性，降低了可读性。

翻译生态学理论中的“三维”转换原则为史诗《江格尔》的翻译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在史诗《江格尔》的翻译过程中，需要从多维度出发，动态调整翻译策略，以适应并达到原语和译语的生态平衡，使译品能“生存”和“长存”，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