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黎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生命政治理论表达了对世界政治再次遭遇“奥斯维辛”到来的担忧,他认为要躲过这场世界性的浩劫不是求助于某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引领,比如上帝、耶稣、救世主,也不是诉诸某种具有革命潜能的伦理主体或主权逻辑的彻底变更,亦或等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与崩溃。相反,他的救赎计划既具有浓烈的宗教色彩又具有政治本体论的意蕴,既表达了对弥赛亚事件的期待,又设想了一种“即将来临的共同体”亦或“即将来临的政治”。无论是弥赛亚事件还是即将到来的共同体,阿甘本认为,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归到主权活动来思考躲避生命政治装置的控制,即思考一种生命与其形式不相分离的生命—形式(form-of-life)。正是由于生命与其形式的紧密相连,致使主权逻辑无法再生产出赤裸生命,无法再迫使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bios 与zoē 相分离。因此,“任何不以主权逻辑为基础的未来政治必须使用这种生命概念,即不是基于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zoē与bios 的司法分离,也不是从赤裸生命中涌现出来的生命。相反,而是,必须使这种分离变得不可能。这就是生命—形式(form-of-life),在那里,生命的神圣性是被阻止的……不是要在共同体中建立司法包容性,这种结果无一例外是排斥的和暴力的……取而代之的是在神圣和亵渎之间的区分变得无效,不起作用,以至于神圣不再被用作于排斥机制。”①Alex Murray and Jessica Whyte (eds.),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72.
生活形式(form of life)是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