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清代碑学的理论互构
——以“重拙大”批评范畴为中心

○贾文霞

古代文艺理论发展至有清一代，也一并进入到历史的建构总结期。诸文艺在各自尊体意识的指导自觉下，其创作实践却往往越出彼此之所以成体的规范与程式而彰示出一种互补共生的生态语境。这不仅仅取决于传统文人多重身份的层叠与多元知识的受容所表现出的整一的“文人文化范畴”①，同时，还深深植根于以儒家秩序为代表的各种文化权力的角逐中——任何一种艺术样式总是被置于宏大的政治伦理②视野下进行考察与演绎——不论是庸俗的亦或是“宗教的”社会学方法③。

将晚清碑学所倡“重拙大”的审美范畴纳进这种学理反思中，尽管“重拙大”作为晚清词学建构起的核心概念，然与碑学的渊源甚深④，无法以跨界门类为由加以粗暴割裂，这为抽绎艺术史的复杂线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维度。既然“重拙大”同为词域、书法域共通之美学理想，二者应属共时性的对话而非单向的“影响/被影响”。那么，这一艺术理论的学理还原是否就此完足？若绾合桐城派⑤文论再加审视，就会勾勒出更为繁富的艺术交互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突破了晚清词域、书法域的共时疆域，而牵扯出带有理论溯源性质的历时先导承系，本文兹就此问题，略陈隅见，以备考述。

一、以刘大櫆、邓石如为中心的交游网络

碑学萌芽于清初，以乾嘉篆隶复兴为转捩，至咸同臻于鼎盛。⑥邓石如无疑是期间的翘楚，他首将碑版金石中的刀刻成功转换为书法笔法，既为碑学者开拓坦途，又为碑学理论的建构树立起艺术实践的标尺，对碑学书法有着诸多开创性的贡献，故被尊为“开有清一代碑学之宗”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