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并天下”与“汉并天下”及司马迁的态度

2021-04-16 15:57王子今
月读 2021年3期
关键词:瓦当董仲舒秦始皇

对秦汉政治史的总结和表述,有“秦并天下”和“汉并天下”的说法。对于前者,司马迁反复引录,予以强调;对于后者,则基本不予采用。这样的态度,有政治史观作为认识基础。通过对相关信息的分析,可以看出司马迁对秦始皇实现统一的历史意义的看重。

一、《秦本纪》篇末的秦朝史总结

《史记·秦本纪》最后的文字,有对秦统一之后历史的简略总结。太史公写道:“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为二世皇帝。三年,诸侯并起叛秦,赵高杀二世,立子婴。子婴立月余,诸侯诛之,遂灭秦。其语在《始皇本纪》中。”这77个字的叙说,可以看作对秦王朝历史的概要说明。

理解这段文字,对于阅读《史记》中对秦史的记述可能有特别的意义。如所谓“《始皇本纪》”,我们曾经进行过通常所谓《秦始皇本纪》可能原本作《秦始皇帝本纪》的讨论(王子今:《说〈史记〉篇名〈秦始皇帝本纪〉》,《唐都学刊》2019年第4期;《〈秦始皇帝本纪〉文献学琐议》,《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就子婴在位的时间,司马迁在这里写道:“子婴立月余,诸侯诛之,遂灭秦。”这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九月,子婴为王”,“(十月)秦王子婴降,沛公入破咸阳,平秦”,“(十二月,项羽)至关中,诛秦王子婴,屠烧咸阳。分天下,立诸侯”可以对照理解。《秦楚之际月表》所说“秦王子婴降,沛公入破咸阳,平秦”,大致与“子婴立月余”之说同。而项羽在同一年“十二月”“诛秦王子婴”,则距“九月,子婴为王”已经三个月。“子婴立月余”之说值得注意。我们曾经关注过《史记·秦始皇本纪》“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与《史记·李斯列传》“子婴立三月,沛公兵从武关入,至咸阳”,“子婴与妻子自系其颈以组,降轵道旁”的时间差异(王子今:《〈史记〉时间寓言试解读:神秘的“四十六日”》,《人文杂志》2008年第2期)。相关讨论,或许还可以继续。

应当说,《秦本纪》这77字的记述包涵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这是《史记》作者对秦朝史最简略最概要的总结。

二、“初定天下”和“初并天下”

品读体会《秦本纪》文末对秦朝史的概略介绍,其中“初并天下”一语对于秦统一的记述,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史记》中与“初并天下”文例相近的说法,有《史记·周本纪》“周初定天下”和《史记·吴王濞列传》载晁错语“昔高帝初定天下”。秦朝前面的周與后面的汉,所谓“初定天下”与秦始皇“初并天下”,在功业的难度、版图的格局、控制的规模、管理的形式上,都是有明显差异的。

“初并天下”强调“并”,与“初定天下”,文意和语气是有所不同的。

应当看到,《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秦始皇和公子扶苏的言行,记录了秦王朝这两位重要人物—— 一位是最高执政者,一位是未来的帝位继承人,都使用过“天下初定”的言辞。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然而李斯以周代“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的教训相警告,以为“置诸侯不便”。于是秦始皇做出决断:“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秦始皇自己说“天下初定”,不宜“复立国”。又秦始皇三十五年,坑儒事件发生,“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秦始皇和扶苏所谓“天下初定”,语式虽类同“初定天下”,但语义还是不同的。

晁错语“高帝初定天下”,《史记》也有“天下初定”的说法。《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也说:“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从张守节《正义》“高祖初定天下,表明有功之臣而侯之,若萧、曹等”的说法看,在这样的语境中,“初定天下”和“天下初定”,意思是相当接近的。

三、《史记》“初并天下”文例

《史记》使用“初并天下”的文句,可见四次。除前引《秦本纪》外,还有三例。

一例即《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于是议定“皇帝”名号,“号曰‘皇帝”。秦始皇制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在“秦王初并天下”这一政治史的既成事实发生之后,就有令“其议帝号”,进而发生了“秦君主集权”的划时代历史性变局。秦“初并天下”,成为帝制时代的起始。

《史记》另一例言“初并天下”者,也见于《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上邹峄山”,“上泰山”,“禅梁父。刻所立石”之文辞:“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这里所谓“初并天下”,是秦始皇自己使用的文字,也是正式的政治宣传用语。

《史记·六国年表》又可见“初并天下”的说法:“(始皇帝)二十六(年),王贲击齐,虏王建。初并天下,立为皇帝。”所谓“初并天下”,也与“立为皇帝”合说,成为标志性的历史事件。

“初并天下”,“号曰‘皇帝”;“初并天下,立为皇帝”,都说明“初并天下”的军事成功与帝制建立这一政治史中标志性事件的直接关系。

四、有关“平天下”“并天下”的社会评论

前引“禅梁父。刻所立石”文辞,除“初并天下”外,还说到“平天下”:“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而琅邪刻石说“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又以另一语言方式说到“并”“天下”:“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

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之罘刻石说:“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其东观曰:“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所谓“阐并天下”,也是值得重视的有关“并天下”的宣传口径。

有关“初并天下”的社会评论,应该注意后来导致“坑儒”悲剧的“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关于秦始皇品性特点和执政风格的议论:“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史记·秦始皇本纪》)可知当时对于秦统一的社会舆论,习惯使用“并天下”的通行语言。

五、关于“汉并天下”瓦文

我们注意到,汉初瓦当实物中多见“汉并天下”瓦文,说明这是汉代非常普及的兼有帝权宣传、社会舆论与民间文化认可等诸多意义的文物。其数量之多,早已为金石学家所重视。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上说长安发现的“汉瓦”,“其文有曰‘长乐未央,有曰‘长生无极,有曰‘汉并天下,有曰‘储胥未央,有曰‘万寿无疆,有曰‘永奉无疆,亦有作‘上林字者。”“汉并天下”瓦是主要品类。陈直论南郑汉台出土“汉‘佳汉三年大并天下瓦”,判定“此为西汉最初年之物”。又说:“至都关中后初造者为‘汉并天下‘汉有天下‘汉兼天下三种。”“现汉城遗址,‘汉并天下出土最多,‘汉有‘汉兼两种则稀如星凤。”“汉‘佳汉三年大并天下瓦”,有学者读作“惟汉三年大并天下”。

“汉并天下”瓦当,《西北大学藏瓦选集》著录五品,年代皆定为“西汉初”,言“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然而任虎成、王保平主编《中国历代瓦当考释》著录多达十二品,则均注明:“时代:汉;发现地点: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又说:“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汉并天下瓦当多出土于建章宫遗址,而建章宫始建于汉武帝时期,故这种瓦当大概流行于那时,属文字瓦当早期制品。”研究者通过从“秦”至“汉”的历史分析,说明“汉并天下”的意义。认为:“自秦代以来,中国就受到匈奴的侵扰,汉高祖刘邦早年亲历了‘白登之围的耻辱,其后几十年里不得不以‘和亲来维持与匈奴的和平关系。汉武帝经过充分的准备,联合大月氏,经过几次策略性的战争,终于击败匈奴,以致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自来汉朝朝拜,求亲议和(今按:呼韩邪单于内附,并非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一雪前耻,建立了臣服四海的威望。他在五十三年的执政生涯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农业、社会及外交等领域均取得了巨大成就。此类‘汉并天下瓦当就是对这一段历史的最好说明。”又说:“此类瓦当是为了表现汉武帝征服四夷,建立大一统帝国的丰功伟绩而歌功颂德,类似的还有‘汉兼天下‘惟汉三年大并天下‘四夷尽服‘四夷咸服‘破胡乐哉瓦当等。”还写道:“《汉书·董仲舒传》载:‘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以此可知,‘汉并天下意为一统天下极其自豪而制瓦称耀天下。”

这样说来,“汉并天下”瓦当的制作年代,有汉初与汉武帝时代两说,“汉并天下”的意义也因此而有不同。无论如何,司马迁对于这种建筑文化应是熟知的。但是他的著作《史记》中只说“秦并天下”,不言“汉并天下”,其政治史认识的倾向是很明显的。

六、《史记》言“秦并天下”的政治史理念基点

《史记》称“秦并天下”者,可见《史记·封禅书》:“……其后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史记·卫康叔世家》:“秦并天下,立为始皇帝。”《史记·刺客列传》:“秦并天下,立为始皇帝。”《史记·蒙恬列传》:“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南越列传》:“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史记·东越列传》:“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类似的说法,又有《史记·封禅书》:“秦始皇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以及《史記·白起王翦列传》:“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史记·李斯列传》:“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

而《史记》中与“汉并天下”说法相关的文字,只有《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一例:“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

前引《中国历代瓦当考释》言“《汉书·董仲舒传》载:‘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语,见于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览”董仲舒所“对”,“异”其才识,“复册之”,其文字涉及对秦政的批判。他写道:“殷人执五刑以督奸”,“成康不式”,而“秦国用之”,以致“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对于汉武帝的政治评论,董仲舒在所谓“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的颂扬之前,附从其赞美周德、斥责秦法之说,发表了对秦政的严厉否定:“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汉书·董仲舒传》)。

明代学者王鏊说:“《史记》宏放,《汉书》详整,各有所长”,同时对《史记》不录重要政论文字有所批评:“《史记·董仲舒传》不载《天人三策》,贾谊与屈原同传,不载《治安》等疏,视《汉书》疏略矣。”(《震泽长语》卷下)梁启超也以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不载《治安》等疏”是不对的。他说:“《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对于屈原方面,事迹模糊,空论太多。这种借酒杯浇块垒的文章,实在作的不好。这且勿论。对于贾生方面,专载他的《鵩鸟赋》《吊屈原赋》,完全当作一个文学家看待,没有注意他的政见,未免太粗心了。”他对《史》《汉》进行了比较:“《汉书》的《贾生列传》就比《史记》做得好,我们看那转录的《陈政事书》,就可以看出整个的贾谊。像贾谊这样的人,在政治上眼光很大,对封建、对匈奴、对风俗,都有精深的见解。他的《陈政事书》,到现在还有价值。太史公没有替他登出,不是只愿发牢骚,就是见识不到,完全不是作史的体裁。”(《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第三章《做传的方法》,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74—75页)

《史记》“不载《天人三策》”,或许不可以简单地批评其“疏略”“粗心”,或者“见识不到”。

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册”“对”文书,司马迁以其特殊身份,不会没有看到。然而《史记》不采用董说所谓“今陛下并有天下”,可能作者是有深沉思考的。清代学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一四《史记下》写道:“太史公受学于董仲舒。仲舒之学具于《天人三策》,兹不载之。”而班固则“载之”。于是感叹道:“同一史也,而立意各殊,不得雷同视之。”

如上文引录,《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两次载李斯语“今皇帝并有天下”,“今陛下并有天下”,体现了对秦史书《秦记》的信赖和尊重(参看王子今:《〈秦记〉考识》,《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史记〉和〈秦记〉的关系》,《月读》2020年第5期)。

后者“今陛下并有天下”與董仲舒语句完全相同。但是李斯所谓“陛下”是称秦始皇,其说为司马迁所重视。董仲舒所谓“陛下”是称汉武帝,其说不为司马迁采纳。

看来,《史记》作者对于“秦并天下”和“汉并天下”两种说法的态度,区别是鲜明的。有关“秦并天下”言辞的陈说,司马迁反复强调,体现出特别的看重。对于所谓“汉并天下”,则保持清醒的态度,并不媮合苟从。我们应当理解这种文字表现形式是一定有政治理念作为意识背景的。很可能司马迁认为,秦实现的统一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表现出特别显著的文化影响,真正可以称得上“并天下”。

猜你喜欢
瓦当董仲舒秦始皇
汉代瓦当纹饰所见社会信仰之一二
瓦当响当当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碍眼与碍心
秦始皇忆师
优贤不扬历
董仲舒的“不表扬”
三十六计之偷梁换柱
秦始皇拜荆条
“春秋决狱“及其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