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迁到谈迁

苏露锋

中国有修史的传统，绵延不绝的文献记载，清晰地勾画出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自古以来，一直不缺追求信史的殉道者，司马迁是早期的典范，谈迁是后期的代表。为历史真相而献身，从司马迁到谈迁，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的绵延不绝。

司马迁的父亲是太史令，受其影响，刻苦好学的司马迁，逐渐树立了继承父业、研究历史的志愿。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后，便开始了写《史记》的准备工作。42岁那年，司马迁为李陵之事说了公道话，获罪遭遇腐刑。司马迁忍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痛苦，用生命写出了空前绝后的巨著《史记》。

司马迁不怕再次获罪，他尊重史实，秉笔直书，不为尊者避讳。对汉高祖刘邦，除了正面描写其作为创业君主的善于用人等长处之外，还用大量篇幅写刘邦的无赖，不尊重儒生，贪酒好色，尤其描写刘邦的虚伪，更是入木三分。

司马迁对当朝的汉武帝也是直言不讳。汉武帝实行严刑峻法，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披露这一点，批评汉武帝不重德治，而用酷吏，完全是本末倒置。司马迁不满于汉武帝的用人，批评他不用直谏之臣，而用谄谀之辈。司马迁在《封禅书》中，写汉武帝为长生不老而迷信方士，尽管多次被欺骗，却始终不觉悟。在《平准书》中写道，汉武帝大兴土木和奢侈浪费;对外连年用兵，造成府库空虚。为此司马迁愤怒地指出：武帝“于是外壤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在司马迁笔下，汉武帝是个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贪图享乐，而不顾人民死活的皇帝。

明末清初史学家、《国榷》作者谈迁，把司马迁当作精神导师。谈迁原名以训，明亡后更名迁。他出生于盐官（今浙江海宁市）一个贫困之家，长期给人家当秘书，以办些文墨事务、代写应酬文章来维持生活。他自幼好学，尤其喜欢读史。他发现明代实录中，有几朝实录经过重修，存在严重失实，而众多私家所修的当代史中多有毛病，出于强烈的责任心，他决心写一部信史。但是，一个家徒四壁的穷秀才，既无“金匮石室”可供查阅，又无厚禄巨资可资周游，其困难可想而知。他撰写《国榷》的主要依据，是明朝历代实录，然而，《明实录》当时并没有刻本，只有极少数大官僚地主家才藏有抄本。他不辞辛苦，经常步行到百里之外去借抄。他还涉览了明人著述百余种以上。

在他耗费心血完成《国榷》初稿之后，谁知天降横祸，小偷盗走了全部书稿。27年的心血毁于一旦，这对年已55岁的谈迁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然而，他并没有灰心丧气，继续从头做起，4年后再次完成430多万字的《国榷》。

《国榷》这部编年体明代史，记事上起元文宗天历元年，下迄明末弘光元年共318年的历史。最突出的特点，是在记述史事的过程中，继承了司马迁重视考信的优良传统，对所依据的史料进行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在《国榷》中，谈迁不但如实还原了清廷极力掩盖的“黑色发家史”，还毫不掩饰地直称清先人为“建虏”，清建立后又改称其为“清虏”。这在當时，是要冒着被杀头危险的。庄廷鑨揽人撰写史书《明史辑略》，不承认清朝的正统，直呼努尔哈赤为“奴酋”、清兵为“建夷”，结果引起清廷大兴文字狱，相关人等被捕杀殆尽。

私人修史犯了清廷统治者的大忌。但谈迁不信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以一人之力，为后世留下了一部信史巨构，是私人修史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