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守陵人身后的政治链

曾勋

皇陵护卫队看似是政治斗争、后宫撕咬的淘汰品，但他们所展现的，才是古代最完整鲜活的政治生态链。

在古代，守陵制度可以说是一种生的折磨。守陵这个不起眼的事务，是皇帝手里的一张王牌，是失意皇室、失宠嫔妃的归宿，掺合了宗法王道、政治纷争，而它承载的东西远远超过了这些。

作为政治缓冲带的守陵制度

为了对付盗墓贼，先秦就设有冢人、下大夫、中大夫等官职，掌管公墓之地。秦始皇时代设置了护卫陵园的单位“丽邑”。到西汉，出现了陵邑制度，即在先帝王陵园附近修建县邑，让一部分人迁到那里居住，始作俑者是汉高祖刘邦。

刘邦立汉之初，关东六国的强宗大族和一些前朝遗老少不了给他脸色看。为解决这些动乱之源，刘邦将他们迁到关中平原。人来了，没有那么多官职安排，怎么办？刘邦下令，将这些人安置到长陵县邑，长陵就是刘邦的陵墓。

这一安排，既解决了地方豪强坐大的问题，又给那些迁到长陵县邑的豪强们戴上了优越的道德光环：你们未来就是给朕守陵的，你们的工作是神圣的、重要的、无可取代的，能在这里为帝国服务是你们的荣耀。当然，皇室许诺给这些豪强一些优惠条件，比如一定数量的田地，免徭役赋税等等，让他们世世代代窝在那儿守墓。

帝王一道诏令，地方大族不得不扔下苦苦攒下的基业，移民到帝王陵旁“被安居乐业”。此后，汉惠帝修建安陵、汉景帝修建阳陵、汉武帝修建茂陵时，都照搬此操作，这一妙招对巩固中央集权效果甚好，还解决了皇室一族的身后事。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到汉元帝时期，迁移人口充实陵邑的制度已致东部地区凋敝空虚，百姓背井离乡、苦不堪言。读着儒家经典长大的汉元帝觉得，这违背了仁道。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他下令，西汉帝王诸陵按地界划分，让三辅（治理长安京畿地区的三名官员）接收，其他陵园让管理礼仪祭祀的部门太常来管理。“自今所为陵者，勿置县邑”，持续了100多年的陵邑制度，终于画上句号。此时，大汉的气数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后代帝王也许觉得汉代的陵邑制度太过了，纷纷退而求其次，沿袭汉代一系列陵寝制度和机制，但不再另外设县邑。唐朝皇家陵寝数量巨大，政府便设置了管理皇陵的专门机构陵署。

守护唐代皇家陵墓乾陵的陵户众多，除了平日的供奉和硬件修葺，还需每日定时巡逻。干这个事情的人虽然没有像汉代那样大规模地聚集为县邑，但也不可小觑。这些陵户一直世代延续，至清朝也没有离开。清人毕沅任陕西巡抚时，到唐陵考察，发现陵园被开拓成了良田，也不知道皇帝的遗骨还在不在墓里。

到了清朝，关外三陵和关内的清东陵和清西陵，都设置有专门的军队看守，外加专门的护陵大臣“护法”。护陵大臣可不是小官职，都是正三品的大员。当时，只有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这样的上三旗子弟，才有资格担任护陵大臣，而这个官职常常被皇室宗亲包办。说白了，皇陵还肩负着一个发配夺嫡失败的皇室成员的重任，以缓冲皇室矛盾。十四皇子胤禵被雍正帝派去守陵，也是这个意思——你可以不死，还能以孝赢得美德，而皇帝也借此彰显了仁义。

1912年清帝溥仪退位，民国政府出于道德和政治缓冲的考量，继续设置“守陵大臣”。1928年，军匪孙殿英堂而皇之地挖掘清东陵，可能是因为当时军阀混战，工资俸禄也没有开够，守陵人不管了，任由孙殿英一行胡作非为。再后来守陵卫士因拿不到工资，纷纷离开，还有的索性加入了盗墓大军，监守自盗。清朝皇室遗老向国民政府抗议，要把“孙贼”正法，国民政府考虑了半天，终于派人打扫了一下被盗皇陵的卫生，再也无下文。一些遗老愤怒之余，搬到了皇陵附近，自己做起了守陵人。

陵旁被隐去的女性

“只合当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唐代诗人罗隐的一首《铜雀台》，道尽了守陵嫔妃的悲惨命运。铜雀台是曹操在邺城所修，他临死时留下遗嘱，命令他的小老婆们要定期对着他的墓葬歌舞。

如果说殉葬制度对于女性来说是一场谋杀，那守陵制度就是一种生的折磨。守陵的人，无外乎政治斗争失败的皇亲国戚，或是“打工人”护陵官兵，而这些宫女被发配去守皇陵，剃发为尼，仅仅是因为她们不再受宠，或被正牌嫉恨。

刘邦死后，吕后忌恨他的宠妃，便将那些没有生育刘家子嗣的嫔妃发配到陵园居住。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为名门之女，曾生下一个儿子，但几个月后夭折，之后再无生育。在赵飞燕姐妹得宠后，怕遭受赵飞燕姐妹的迫害，班婕妤主动到长信宫侍奉太后以求避祸。汉成帝死后，班婕妤到陵园守陵，离开人世前，她留下绝笔：“永终死以为期，愿归骨于山足兮，依松柏之余休。”

班婕妤死后葬入陵园，还算得到了一个相对较好的结局，并在《汉书》的《外戚传》中史册留名。而对于大部分被送到陵园的宫女来说，皇帝一死，她们的人生弹幕上就飘来了一切结束的标签。等待她们的，是微不足道地完成工具属性后，便被弃如草芥。

东汉皇帝驾崩，“诸园贵人”即随“大行皇帝”灵柩迁徙陵园居住，以守陵为终生任务。这里所说的“诸园贵人”，就是《汉书·安帝纪》说的“谓宫人无子，守陵园者也”。

但在唐代，发生了一起嫔妃主动要求守陵的事件。唐德宗李适的韦贤妃出身名门，她为人聪慧，性情贤淑，德宗对她比较上心，后宫里很多事情都会听取她的建议。然而，韦贤妃一生沒有子嗣，按照惯例，德宗死后她得出家为尼，为先帝守陵。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刚咽气不久，韦贤妃的上表就来了，她请求为唐德宗守陵。

这是颇值得玩味的一搏，又带着辛酸与绝地反击的希望。明明知道守陵是常规操作，根本逃不掉，但韦贤妃这积极主动的一表，从态度上就可以占据主动。最终，她确实从最糟糕的结局中，为自己争取到了最大的好处。

韦贤妃展现出主动的姿态后，掀起了一场持久的道德秀，她赢得了皇室的尊敬和社会的认可。唐德宗驾崩4年后，72岁的韦贤妃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白居易奉命为她撰写墓志铭：“七十二年，礼无违者，册命曰贤，不亦宜哉！”韦贤妃的家里人也因此沾光，朝廷要为他们家族加官进爵。

为韦贤妃写墓志铭的人是白居易，写《陵园妾》吐槽守陵制度、同情宫女的人还是白居易。“命如叶薄将奈何，一奉寝宫年月多。年月多，时光换，春愁秋思知何限。”朝堂的较量、后宫的对垒，留下一地鸡毛。

皇陵护卫队看似是政治斗争、后宫撕咬的淘汰品，但他们所展现的，才是古代最完整鲜活的政治生态链。而那些为另一个死去的人毫无意义地荒废掉一辈子精力的众多人生，那些不能被历史忽视的一个个有温度的血肉之躯，仍然值得再被我们提起、反思。

摘编自《廉政瞭望》2020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