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时代的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研究

汪雪芬　江婷　王国勤

[摘 要]政治共识的生产、凝聚与维护需要在民主制度、公共理性和政治认同的共同作用之下方能达成。政治共识的凝聚机制主要通过信息整合机制、协同合作机制、规则程序机制、理性沟通机制和话语框架机制的相互嵌入与影响，共同致力于制度共识、政策共识、价值共识的形成。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凝聚政治共识是其核心功能之一，数字治理时代需要建立完善的网络信息技术平台来保障政协凝聚共识功能的实现。

政协内部及政协与政府部门、社会之间在网络信息技术平台上进行高效的信息整合与协同合作，建立科学的规则与程序，使委员们与社会各界代表可以进行理性沟通，形成政策共识。建立和传播更为合理有效的话语框架，有助于在社会范围内广泛形成价值共识和制度共识。

[关键词]政治共识;数字治理;人民政协;凝聚机制

中图分类号：D52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21）02-0086-10

政治共识的凝聚是现代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基础性要素之一，尤其是数字治理时代，价值观念、信息传播渠道、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

如何协调多元社会主体的需求与利益，提高政治认同，凝聚政治共识，并将这一过程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之中，便成为当前的重要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之相应，人民政协的目标与功能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人民政协要发挥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二是人民政协要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凝聚共识、汇集力量、建言献策[1]。至此，在对政协的功能阐述上，凝聚共识开始与资政建言相提并论。这意味着作为凝聚政治共识的重要机构，人民政协开始探索数字治理时代的凝聚共识机制。当前强调政协凝聚共识的功能，主要是因为在快速发展、利益多元、观念复杂的现代社会里，我们可以通过发挥好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优势，更加有效地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2]。如何发挥好网络信息技术在凝聚共识中的作用，成了各级政协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为此，各地政协纷纷开启了网络信息技术平台的建设，并做出了多样化的探索，如运用远程协商、网络议政、云端会客厅、线上+线下协商、掌上会场等方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尤其是近年来杭州市政协的网络信息技术平台建设，

正逐步嵌入杭州市的智慧城市建设，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和系统化的特征。

鉴于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在向数字治理时代转型与凝聚政治共识的迫切需求的双重背景下，如何通过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有效地凝聚政治共识？本文试图提供一个关于衔接宏观背景与微观行为的中间机制，即凝聚共识机制的分析框架。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凝聚共识是其核心职能之一，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凝聚政治共识的政治实践绕不开政协功能的发挥。换言之，在中国语境中讨论政治共识的凝聚问题，必须要充分发挥好政协的作用。本文以杭州市政协网络信息技术平台建设为例，通过探讨在数字治理时代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凝聚共识功能来回答上述问题。

一、文献综述：政治共识如何达成

数字治理即“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以企业为代表的经济社会互动和政府内部运行中运用信息技术，简化政府行政及公共事务的处理程序，并提高民主化程度的治理模式”[3]。因此，本文是围绕数字治理转型时期政治共识的凝聚问题而展开的。

一般来说，对于“共识”的理解，是将其作为“行动者之间在相互承认彼此意向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的沟通与理性的取舍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意向”[4]（P374），包含“一系列信念、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5]（P166）。

政治共识是共识在政治领域的体现，是人们对于政治理念、政治程序和政治实践的一致性认识[6]。促成政治共识的形成需要相互承认、反复沟通与理性取舍，这是一个多元、持续的理性互动过程。

在上述界定的基础上，学者从多个维度展开研究，尤其是对政治共识的建构与凝聚问题做了探讨，代表性的观点有重叠共识、民主共识与协商共识等理论。其中，罗尔斯提出了“重叠共识”的概念，即便面临着多元价值的冲突，广大公民依然可以在公共理性的指引下，通过公共辩护的过程而达成重叠共识[7]（P465），重叠共识是在承认理性多元事实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解决多元社会价值冲突的途径。

遵循这一理路，利普哈特认为，对于群体纷争激烈、异质性强的社会来说，“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民主制度： 它强调共识而非对抗、主张包容而非排斥、力求使处于统治地位的多数的规模最大化而不满足于微弱多数”[8]（P203），而在参与决策人数的规模最大化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各利益群体在制度的指引下进行谈判、相互妥协及合作，并使有不同政见的团体通过协商达成共识[9]。

尽管罗尔斯和李普哈特认识到辩论、协商在形成政治共识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并没有阐明具体的协商方式。对此，哈贝马斯的协商共识理论弥补了上述不足，即在政治共识的困境中也可以通过符合商谈伦理的真实、真诚、正确的交往行为而达成共识[10]（P66）。博曼、德雷泽克等进一步指出，协商共识体现为利益相关者在公共理性的指引下，通过平等对话达成可操作性的意见[6] 。

上述三类研究政治共识的视角分别强调了公共辩护、形成共识的制度，以及理性、平等对话的重要性。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其所回应的社会问题是相似的，即需要通过政治共识的生产、凝聚与维护来解决由多元的需求、利益所导致的社会分歧与矛盾。

如果说国外关于政治共识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价值建构与宏观层面的探讨，那么国内的相关研究更加注重于对政治共识的理论内涵与要素的分析，以及对如何在政治实践中凝聚共识的讨论，主要包括三种研究进路。

第一种进路是从系统与制度出发，对共识形成的结构性要素展开探讨。例如，强调维护与更新意义系统对于维护政治认同、促进政治共识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11]。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加入了利益要素，提出除思想价值的多样性、制度规范的不完善之外，由不平等所導致的利益冲突会导致社会的不信任，从而增加了凝聚共识的难度[12]。从共识形成的制度结构出发，学者主要讨论的是制度结构，尤其是民主制度的运行结构对政治共识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才是内在的和巩固的[13]。有学者进一步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探讨了达成政治共识所需要的制度基础，有学者对制度设计的公共性[14]、制度优化的灵活性[11]，以及制度功能的公正性[12]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第二种进路是从公共理性出发，论述形成政治共识的程序性要素。国内学者关于政治共识中的公共理性的研究主要是从公民理性与程序理性两个方面展开。首先，关于公民理性的视角，主要以共识民主为背景，将协商民主作为讨论对象。有学者认为协商民主是实现共识民主的主要形式，因为它利于吸纳诸多公民理性元素与民意[15] 。有学者从公民广泛参与协商及公民理性意识与协商能力的提升等角度探讨了政治共识形成过程中培育公民理性的重要性与途径[11][16]。

其次，关于程序理性的视角，主要关注参与程序和协商程序的规范与完善。就参与程序，有学者指出 “共识会议”的程序设计对于促进不同主体的充分沟通及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有着重要作用，并且真正地实现公民的有效参与[17]。就协商程序，有学者指出公共传播平台与渠道可以给予公民充分的协商与辩论空间，使得不同的社会主体有机会在平等与尊重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互动，进而促进政治共识的达成[12]。

第三种进路是从政治合法性出发，讨论影响政治共识形成的认知性要素——政治认同。关于政治认同的研究，主要侧重讨论认同的功能与认同的建构。

对于认同功能，学者大多认为政治认同在巩固权力合法性与促进政治共识的形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学者从制度权威的建立[18]、制度价值的维护[19]等视角论述了制度认同对政治认同与政治共识形成所具有的意义。也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来讨论政治认同对政治共识的推动作用[20]。学者对如何建构政治认同，从文化[21]、制度[22]与政策[23]等角度进行了大量探讨。

可见，上述研究为我们充分地理解政治共识的形成要素及政治共识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但鲜有对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理论探讨。对此，本文试图运用上述文献的诸多理论来探讨数字治理时代的政治共识凝聚机制。

二、政治共识的类型与实现机制

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凝聚政治共识的分析框架，该框架试图回答政治共识主要有哪些类型，以及有哪些可以有机统一的凝聚机制。然后，尝试运用这个分析框架来构建政协凝聚共识的具体制度框架，我们才能有效地讨论网络信息技术是如何通过这些机制来发挥作用的，是怎样作用于政治共识凝聚的。

（一）政治共识的类型学分析

需要凝聚的政治共识内容十分丰富，结合前面所述关于“共识”的核心要素，我们可以将政治共识的内容归纳为制度共识、政策共识与价值共识三种类型。制度共识是指人们在各项国家制度及与国家治理相关的规则程序等方面所达成的共识。实现全社会最大程度的制度共识，是构建良好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基本前提。政策共识是指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制定的政策，必须在平等、理性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的协商程序凝聚“最大公约数”的意愿与利益，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同与支持，从而形成政策共识。价值共识是指无论是国家发展的目标方向，还是各项制度政策的出台，都受某种价值观引导，这些价值观需要具有公共性，符合公共利益，并坚守公正、平等、法治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才能使人们在认知上形成政治认同，从而达成政治共识。

（二） 政治共识凝聚的关键机制

政治共识的凝聚机制实际上讨论的是如何形成政治共识的问题。罗尔斯、李普哈特、哈贝马斯等研究主要是从哲学层面或结构视角展开的探讨，较少涉及机制方面的论述，国内关于政治共识的凝聚机制研究主要停留在心理或制度的视角，如认为个体或群体的不同价值实现的需求，为凝聚共识提供强大的驱动力[24];还有学者尝试列举了一些关键机制，如政治互信机制、民意输入机制、互动融合机制、集中采纳机制和宣传引导机制等[13]，但这里所说的“机制”其实是停留在制度层面。机制不同于制度，

是指一类有着明确界限的重要事件，它们是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以相同或相似的方式使特定的一组要素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25]（P36）。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学者对政治共识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制度建设、公共理性与政治认同建构为我们思考政治共识的凝聚机制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政治共识的凝聚机制主要包括信息整合机制、协同合作机制、规则程序机制、理性沟通机制和话语框架机制。

“机制很少独立发挥作用，它们具有与其他机制联系在一起而形成更广泛的过程的特征”[25]（P34）。五个机制相互嵌入、相互影响，共同致力于凝聚全社会在制度、政策与价值方面的三大政治共识。

1.信息整合机制是指众多政治或社会机构在其职能运行中所涉及的、可以公开的所有文件、政策、会议记录和其他资料（包括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适当地整合到统一的网络信息技术平台上，既便于信息的分类与提取，也便于实行更高效的管理与服务。通过信息的整合，既为凝聚共识奠定了庞大的信息资源基础，也能提高凝聚共识的效率。

2.协同合作机制是指打破部门、组织之间沟通的壁垒，在众多政治或社会主体之间进行畅通的信息交换与共享及高效的协同合作，这有助于有效凝聚多元主体的政治共识。

3.规则程序机制包括规范性凝聚共识机制和程序性凝聚共识机制。前者指如何对一系列的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进行科学设计以实现凝聚共识的目标[12]。后者指要建立确保决策不偏不倚、合情合理的正当程序，即通过对“怎样作出决定”的程序共识来实现对“共同承认这样作出的决定”的实体共识[26]。

4.理性沟通机制涉及平等协商与公共理性两个要素，即相关的组织或个人都有平等參与协商的权利与机会，有权获得关于协商活动的完整信息。协商过程中的公共理性非常重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理性，指在协商讨论中保持尊重、理解、信任与宽容;二是公共性，指协商成果要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凝聚政治共识的合法性基础。

5.话语框架机制是指

通过对意识形态、价值观、意义系统等进行策略性转化，形成便于人们认知与理解的新的话语体系与解读范式的过程，

它与价值共识息息相关。意义系统和思想价值在公共传播系统中经过公众的认同，形成社会共识[12]。话语框架机制不仅是价值共识的形成机制，也是其维护机制。

（三）政协凝聚共识的知识框架

把上述涵盖政治共识的类型学分析和凝聚机制的分析框架具体运用到政协如何凝聚共识，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相对周全的知识框架。

1.政协凝聚共识的主体主要是党政部门和政协组织（包括政协委员），但不限于这两类组织，尤其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凝聚共识的主体变得更为多元、开放，如社会组织、企业、社区等都可以作为凝聚共识主体拓展的方向。而凝聚共识的对象，范围最为广泛，不仅包括政协委员、界别群众，还有海内外友人、国际社会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2.从政协工作的特点来看，政协凝聚共识的内容丰富，包括解释政策、平衡利益、协调关系、增信释疑、汇聚力量、服务大局、化解矛盾，汲取民意转化为政策等。 结合政治共识的类型学分析，我们可以将政协凝聚共识的内容合并同类项为制度共识、政策共识与价值共识三种类型。

3.政协凝聚共识的方式主要包括协商互动与政协传播。协商互动是指在政协平台上通过意见的表达与理性的协商，使得各界别、各种利益主体

得到良性互动，达到凝聚共识目的。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其主业是协商，而协商本身就是凝聚共识的重要机制。协商过程中需要充分的讨论和沟通，使社会各界的意愿、利益能够得到充分表达，从而形成广泛的共识。政协传播是指政协有委员、界别及在舆论传播中信任度高的优势，能够以更中立、专业的身份，向社会传播共识，获得广泛认同，从而增进社会团结。

综上所述，政協凝聚共识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通过协商与传播等活动，在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广泛地凝聚制度共识、政策共识与价值共识的活动与过程。

（四）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使用前文所述的分析框架来研究一个新的经验，即随着网络信息技术与现代传媒的发展，政协凝聚共识功能的发挥需要在传统方式的基础上纳入网络和自媒体的元素，以增加共识的传播途径，扩大共识的凝聚范围，提高共识的凝聚效率。“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发展为政协组织内部、政协与党政部门之间基于协同合作进行信息和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有序而高效的平台。

为了有效开展这项研究，笔者到杭州市及其多个区县政协进行了调研和座谈。本文主要以这些调研为基础，采取案例研究方式，探讨数字治理时代如何高效地达成政治共识的凝聚。

三、案例分析：杭州市政协网络信息技术平台的运用

近年来，杭州市及其各区县政协一直致力于探索网络信息技术的开发与使用，不断提升资政建言和凝聚共识的成效。主要做法是建立或关联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数字资源储存与使用的平台，如作为综合功能平台的智慧政协平台、数字赋能平台、城市大脑平台和社区服务平台，以及作为单一功能渠道的远程协商、网上议题征集、自媒体的运用等。

（一）城市大脑平台在政协凝聚共识中的运用

在城市大脑平台建设中，杭州市走在全国前列。2019年9月杭州城市大脑“数字驾驶舱”正式运行，它通过城市大脑的中枢平台，将市级、部门系统、区县平台和街道平台的城市治理数据整合在一起，打通壁垒，跨越部门、层级、政企社，实现信息融合，并通过数据计算与分析，形成了数字驾驶舱“仪表盘”。它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五个领域数据，以及各部门业务指标和区县平台的个性化数据指标。在这一“仪表盘”上，

我们可以掌握城市各层级、各部门的具体治理现状，同时包括横向的所有部门之间的数据比较，以及纵向的不同部门、层级之间的数据比较。在此基础上，通过在线监控和智能预警可以及时发现问题，优化政策、管理与服务。截至2019年10月1日，杭州市共有42个“驾驶舱”上线运行，包括杭州市级、14个区县（含钱塘新区）、24个市级部门和3个街道。

作为市域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协在发挥资政建言和凝聚共识的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城市大脑平台的数据。同时，政协会议、社情民意、委员履职、“请你来协商”等协商机制的运行能产生大量的信息与数据，可以提供给决策部门做参考。因此，政协正在探索如何对政协各个平台的信息与数据进行整合，建立政协数字驾驶舱，力图在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在城市治理、公共服务、民生等方面提出更科学的建言，更好地凝聚共识。目前，杭州市西湖区将“请你来协商”嵌入城市大脑的数字驾驶舱，建立了政协数字驾驶舱。同时，政协尝试对现有机关业务流程进行再造，对机关内部分工做相应调整，使业务流程与信息化数据流相匹配。

（二）数字赋能平台在政协凝聚共识中的运用

如果说城市大脑平台是整体性的城市治理信息平台，政协是其中一个板块，那么，政协数字赋能平台主要由政协自主打造、实现不同网络平台与媒体平台之间，政协协商平台与基层协商平台之间，以及政协与党政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促进政策共识与价值共识的达成。杭州市滨江区政协的数字赋能工作比较典型。

滨江区政协打通了原有的数个网络系统与平台，使得履职与协商更为集约高效。一是在信息系统整合方面，滨江区政协先后开发线上门户网站、提案和委员履职管理系统、民情在线系统（委员网上工作室）、委员掌上履职APP，形成了 “一网三系统”信息化集群。2020年3月，滨江区启动信息化系统整合升级，将委员网上工作室纳入政协门户网站，并且同步推送网站与微信公众号的内容。二是结合政协工作的应用场景，整合升级委员掌上履职APP，形成了履职、互动、资讯、资料等九项功能模块。2020年7月，智慧履职平台正式上线开通，方便委员“掌上履职”，并且推出了委员日常履职扫码签到功能。在定向推送会议通知和现场签到确认之后，委员的履职平台会自动记录数据，形成个人“履职档案”。三是综合运用多样化的网络媒体平台，如政协门户网站、委员掌上履职平台、议事厅电子屏，以及浙江政协同心苑、杭州政协、滨江发布等微信公众号，针对不同街道社区的人员专业特征，建设青春议事、海创议事“融平台”。四是运用网络信息技术，促成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无缝衔接”。

（三）智慧协商平台在政协凝聚共识中的运用

在杭州的实践中，智慧协商主要有三种平台：智慧履职平台、“请你来协商”平台和社区服务线上客户端中的社情民意平台。这三种平台都在探索使用网络信息技术与大数据来规范协商程序，提高协商效率，优化协商成果，进而促成制度共识、政策共识与价值共识的达成。一是智慧履职平台。目前，杭州市政协在“一网六系统”的信息化系统集群（包括市政协门户网站、办公资源管理系统、会议管理系统、委员履职信息系统、委员报到系统、提案管理系统和视频会议系统）的基础上，开始推进“互联网+政协履职”的创新，着力建设“智慧政协”系统，主要是运用阿里巴巴钉钉手机客户端，开发智慧履职平台。其中，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与网站直播的制度化建设，社会民众有了更多机会通过手机等设备有序地参加政协会议，理性发表意见建议，了解政治协商的过程，进而提高其对公共政策的信任与认同程度，提高制度共识、政策共识与价值共识。二是“请你来协商”的线上平台。杭州市政协的“请你来协商”平台，一直注重对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采用“线上+线下”的协商模式，在扩大政协委员与社会民众参与范围与渠道的基础上，更有效地发挥了政协的凝聚共识功能。其中，西湖区的“请你来协商”线上平台充分展示了这一机制。首先，把领导力量、专门组织和各类协商要素都汇聚在统一的协商中枢平台上。其次，与西湖区资源数据局及阿里云公司合作，在城市大脑的数字驾驶舱嵌入政协数字驾驶舱，增设“请你来协商”和“我要来协商”模块，模块中设立了议题征集、动态跟踪、场景展示、成果发布、网上议政等栏目。三是社情民意收集的线上平台。

政协委员收集社情民意

时所使用的线上平台，主要包括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和社区服务微信小程序（如江干区采荷街道的H5微信小程序）。具体操作方法是：依托界别，杭州市13个区县市建立政協委员工作站，在设立固定工作场地的同时，委员分布在基层的各个街道、社区，每个工作站都有政协联络员。一方面，委员们可以在社区中通过走访、调查收集社情民意，还可以邀请社区中的相关人员参与到协商过程中。另一方面，委员们可以在社区宣传介绍政协的门户网站和微信公众号，鼓励居民在开放的网络平台上反映情况。尽管不是所有的诉求都能得到满足，但至少让居民感受到了尊重和信任，从而起到凝聚政策共识与价值共识的效果。

（四）议政群在政协凝聚共识中的运用

议政群是指委员们为了便捷地参政议政和资政建言而建立的QQ群、微信群和钉钉群等网络互动空间。在议政群中，委员们围绕一定的主题进行平等对话与理性沟通，在民主协商之中达成政策共识。例如，江干区在协商活动中一般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除在会场和委员工作室协商之外，会运用网络协商和微信群进行协商对话。目前，江干区政协186名委员有一个议政群，下属的10个街道也有各自的委员议政群，委员们可以在群里实时互动沟通，扩展了履职渠道。议政群的主要功能有四个。第一个功能是街道委员小组每两个月有一次活动，一般先由区政协确定一个活动主题，在议政群事先发布、告知，以便委员针对主题在事前做好准备。第二个功能是履职议题的征集，政协每年按照“两会”的工作要点，整理一份履职菜单发布在议政群里，各个委员结合自身专长或兴趣选择议题，再按照他们选择的议题确定参加的委员，使委员的履职更有针对性。第三个功能是在议政群中讨论调研课题及修改意见。第四个功能是通过议政群开展提案和社情民意的征集。自从使用议政群，政协的参政议政职能从传统意义上的大会参与变成了全天候的联系、沟通、议政。各方的意见与诉求可以在议政群里得到理性、充分的表达，既提高了委员的参与积极性，也促进了政策共识的形成。

（五）自媒体平台在政协凝聚共识中的运用

自媒体平台是指政协组织和委员们通过建立自己的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个人自媒体平台及委员直播间来参政议政、解疑释惑、宣传政策，通过合理有效的话语框架来传播价值共识与制度共识，从而在网络信息平台上有效地凝聚共识。例如，江干区的政府抖音账号拥有14.5万粉丝量，正尝试将自媒体平台与政协工作结合，针对社会大众的兴趣，结合各界别委员的专长，在自媒体平台上宣传或传播相关政策与知识，如法律界别委员可以宣讲新颁布的民法典，其他界别讲授其他知识，以此达到更好的政策宣传与知识传播效果。在民主监督和社情民意方面也可以运用这些平台，拓展提案渠道，巩固共识的基础。委员直播间的产生最初是针对疫情期间的需要，让医疗保健方面有专长的委员发挥功能，如请擅长中医药研究的老师在直播间里向所有委员，包括工作室所有居民群众介绍疫情期间的养生与防护知识。通过这些尝试，让居民了解到政协委员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与能力。江干区尝试过直播议政，由一位政协副主席担任主播，委员们共同参与协商对话。此外，为了提高委员的直播能力，江干区邀请高校老师和相关领域专家在网上对委员进行授课，提升他们在直播间履职的能力。

通过对杭州市政协运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凝聚共识的五种平台建设与功能的描述，结合前文关于共识类型及凝聚共识机制的论述，我们可以勾画出网络信息技术在凝聚共识中的作用机制（见图1）。

从杭州实践来看，政协所使用的网络信息技术主要包括城市大脑、数字赋能、智慧协商、议政群和自媒体平台，这些技术与平台需要通过激活和优化一系列的机制与过程，对凝聚共识产生实际的正面作用。具体而言，城市大脑主要是通过优化信息整合机制来收集、管理、使用与政协工作相关的党政部门信息、政协内部信息、社会信息及基层治理信息，同时结合城市大脑平台的信息公开与共享机制促使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达成政策共识。数字赋能主要通过优化协同合作机制打通政府部门与政协、社会之间的壁垒，在上下级政府之间、部门之间、政协与党政部门之间形成无缝隙的高效沟通与公共事务管理，从而提升社会信任与认同，达成政策共识与制度共识。智慧协商对政协委员的专业化履职提出了更加标准化的规定与更为详细的流程，通过优化规则程序机制提高了制度共识，尤其是对政协协商制度的共识。通过议政群（钉钉群、微信群、QQ群等），政协委员与社会各界的代表、群众在议政群中可以进行平等参与和理性沟通，如在社情民意、政协协商的议题选择事务中，通过议政群这样的扁平化网络平台，可以吸纳更多元的主体参与协商，由此通过优化理性沟通机制推进政策共识的达成。自媒体平台主要是政协委员的微博、抖音、快手等个人平台，委员们在这些平台上解疑释惑、宣传政策、联系群众，可以更好地传播民族的情感、制度的价值、文化的意义，民众可以通过开放的自媒体平台学习到更多的社会知识与协商知识，提高自身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等，提高政治信任，从而通过优化话语框架形成价值共识。

可以看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上述的各个平台与机制之间并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而是存在一定的交叉，如城市大脑平台会通过协同合作机制整合信息资源，智慧协商平台会使用理性沟通机制和话语框架机制优化协商过程与效果，议政群则会通过程序规则机制来规范委员的建言议政内容与形式等。不同的网络信息技术平台结合实际需求，综合、灵活地运用上述五种机制来实现凝聚共识的目标。

四、数字治理时代政协凝聚共识的前景展望

以上案例描述与分析，展示了杭州市政协在数字治理时代如何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的创新运用优化凝聚共识功能的过程与机制。为了更好地凝聚政治共识，政协需要综合运用多样化的平台，通过在平台上科学、规范、有序的操作，形成合理、高效的运行机制，从而实现制度共识、政策共识与价值共识的凝聚。本文的理论构建和案例分析都是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来展开的，至少可以得出五个命题。鉴于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凝聚政治共识是其核心的政治职能之一，这里所归纳的命题也是以如何充分发挥政协此功能为基础的。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命题也是可以广泛运用于其他诸多的政治实体所主导或参与的凝聚政治共识实践。

结论1：本文的知识贡献在于构建了一个关于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由三大共识与五大机制构成，即政治共识涵盖了制度共识、政策共识与价值共识三种类型，政治共识凝聚机制涵盖了信息整合机制、协同合作机制、规则程序机制、理性沟通机制和话语框架机制。需要关注的是，这三个共识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的，而且这五个机制也是相互嵌入与相互影响，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凝聚全社会在制度、政策与价值等方面的共识。本文的案例研究已经充分验证了该分析框架的解释能力，它可以广泛运用于各个机构或社会主体如何促进政治共识凝聚等诸多议题的研究中。

结论2：在数字治理时代，我们需要通过建立完善的网络信息技术平台来保障政治机构的凝聚政治共识功能的实现。该命题落实在政协这个机构上，体现在随着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政协传统的线下资政建言、凝聚共识的双向发力工作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治理现代化的需求。无论是议题的征集、提案的提交，还是大会协商、社情民意的收集，都深受网络信息技术的影响。因此，政协需要投入资金、人才和其他资源，进一步完善网络信息技术平台，优化政协数字驾驶舱。一方面，使之成为跨接市域甚至省域内不同层级且功能全面的信息数据储存、处理与运用的协商专业性平台;另一方面，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平台的建设，为城市治理信息与数据的整合提供了有力工具，提高了公共决策与凝聚共识的效率。当然，若要完善网络信息技术平台建设，前提是信息数据得到快速、通畅的整合，这便需要各个部门的协同合作。

结论3：政协的内部及政协与党政部门、社会之间的相关信息在网络平台上进行整合，这与他们之间的协同合作是相辅相成的，这种制度运行的优化过程，既为政治共识的凝聚创造了条件，而且这本身就是一个内外交织、广泛凝聚共识的过程。一方面，在政协数字驾驶舱的信息整合过程中，需要打通部门之间的衔接，使政协与各个党政部门进行充分的沟通与协调，促使上下级部门之间，市级与基层政协之间，以及横向的部门之间形成合力，最大程度地实现信息的互通共享与资源的整合，以确保数字驾驶舱的数据尽可能完整与全面，从而提出更加符合公共利益、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建议。另一方面，政协内部、政协与部门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在交流与沟通中增进了他们之间的理解与认同，既使协同合作的过程更加顺畅，也使相关工作者在政协职能方面达成更高程度的共识，从而深化彼此的信任与协同关系。此外，政协网络信息技术平台的建设，拓宽了社会各界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的渠道，有助于政协、部门与社会之间形成良性的协同合作关系，更好地达成政治共识。

结论4：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平台的政治协商与委员履职，同样需要建立科学严谨的规则与程序，使委員们与社会各界代表可以通过规则的指引与规范的程序，在平台上充分运用公共理性进行沟通，从而在程序理性的基础上形成政策共识与价值共识。在网络信息平台上凝聚共识，最为重要的途径是在协商过程中形成共识，而网络平台上又汇聚了大量庞杂的信息，聚集着需求利益多元的人群。因此，协商程序的规范化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对委员掌上履职的内容、形式与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定;另一方面，对网络协商的安排、流程与其他细节制定出一套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例如，在网络平台收集民意、资政建言，不但要做好前端工作，也要注重后端工作，而对部门和社会的回应与反馈，也要纳入标准化的操作流程。由此，通过理性的协商讨论与规范的协商程序，制定出更具公共性与专业性的决策建议，既可以形成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共识，得到社会的支持，也可以提高社会对政策的认知度和参与的积极性，并在这一过程中达成更大范围的政治认同，形成价值共识。

结论5：政治共识的有效凝聚，需要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平台广泛而科学地传播共识，这尤其需要建立和传播更为合理有效的话语框架，有助于提升政治认同，形成价值共识和制度共识。一方面，由于网络技术在社会得到了广泛使用，从网络平台所收集的信息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决策信息的最大公约数，更加符合公共利益，也更能体现社会的共识。另一方面，网络平台不仅能为决策提供支撑，它还是一个具有传播力的平台，已经形成的制度共识、政策共识与价值共识可以在网络上进行快速传播，社会各界可以便捷地在网络平台学习、理解共识，从而提高对国家与社会的认同，进一步从制度与价值上凝聚政治共识。就当前政协凝聚共识的话语框架而言，关键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们不仅具有文化与观念上的意义，也体现了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要义。而对“共同价值体系”的内化可以增进行动者之间的依赖与合作，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行为和社会秩序的走向与特征。只有社会成员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习得和内化“共同价值体系”，以此形成社会共识，才能使社会秩序得以维护和协调[13]。因此，在价值与信息多元的网络社会，合理有效的话语框架的建立与传播，是对人们生活中的情感、价值与意义的合理引导，并在这种潜移默化中提升政治认同，凝聚与传播政治共识。

此外，我們需要延展讨论当前政协网络信息技术平台的优化问题。案例研究发现，该平台虽然得到了广泛运用，但存在一些不足，需要从体制、技术、程序等方面作出改进。

第一，探索如何通过提升与优化网络信息技术来保障政协委员的履职与凝聚共识功能的充分发挥。当前杭州市已经建立了城市大脑，各个部门的社会治理的数据都汇聚到城市大脑，为决策提供参考。我们需要研究怎样使政协更为便捷地参与其中，在相关权限的许可之下使用相关的数据与信息。政协履职所涉及的主题大多涉及民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内容，而这些数据已经汇聚到数字驾驶舱。因此，如果委员参与履职之前可以针对协商议题在平台上掌握基础数据和相关的分析统计情况，便能弥补调研只能立足具体某一地点的局限性，提高提案和社情民意工作的效率。

目前在技术层面依然存在技术设施不完备、技术人才紧缺的问题，尤其是网络直播时，如果网络硬件出现问题，会影响会议质量，

这方面的短板也需要尽快补齐。

第二，需要客观均衡地看待线上协商与网络议政的功能。尽管网络信息技术平台可以提高协商与凝聚共识的效率，但线下协商与履职依然是最主要的方式。无论从协商氛围、面对面的沟通效果，还是协商程序的严谨性，线下的会场协商与实地参与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如何协调好线上协商与线下协商的角色分工，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更好地达成凝聚共识的效果，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作进一步探索。

第三，需要制定更加合理的网络信息技术的操作规范与信息安全规范。这样才能更加利于政协委员和社会民众严格按照操作流程来建言资政，尤其是对涉密议题的把控上要注意信息安全防范。同时，在信息安全层面，协商信息的保密程度分级问题，委员和其他参与者的隐私问题，还有发言空间的宽容度问题等，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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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篆

Abstract：The production， cohesion and maintenance of political consensus need to be achieved 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democratic system， public rationality， and political identity. The Cohesion mechanism of political consensu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mutual embeddedness and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mechanism，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mechanism， rules and procedures mechanism， rationa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discourse framework mechanism，so they can jointly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institutional consensus， policy consensus， and value consensus. CPPC is a special consultative body， and political consensus is one of its core functions. Especially in the era of digital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perfect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latform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PPCCs consensus gathering fun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efficient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in the CPPCC and between the CPPCC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the society on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latform， and establish scientific rules and procedures， so that members can communicate rationally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form a policy consensus. The establish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a more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discourse framework is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value consensus and institutional consensus in the social scope.

Key words：political consensus， digital governance， CPPCC， cohesion mechanism